远征大理：蒙古打开战争的方式宋人理解不了

世界古代军事史上的大规模征服行动，以十三世纪蒙古铁骑飞横欧亚为最。近世以来，受惟技术论、惟装备论等思维方式影响，人们乐于研究蒙古武士在征服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硬件，比如蒙古马的耐力，蒙古长弓的射程等等。诚然，蒙古人在硬件方面确有优势，并且是其征服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蒙古人的敌手们也有他们各自倚仗的神器，如南宋的神臂弓、西夏的冷锻甲等，对于冷兵器时代来说，武器装备的优势只有在一时一地的精巧谋划中才能体现出来。

蒙古铁骑

况且，从匈奴到蒙古，草原的畜牧和手工业技术并没有出现突破性发展。也就是说，就武器装备的杀伤效能看，十三世纪蒙古人和此前千余年来的诸多草原雄主们相差不大。那么为何独有蒙古人完成了如此规模的征服？除去当时欧亚大陆政治形势对他们有利外，蒙古人大开大合的战略眼光是不可忽视的内在条件。蒙古远征大理，包抄南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端平入洛，蒙宋对峙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尔后蒙古主力撤离河南。南宋朝廷见状头脑发热，想要趁机收复北方半壁，于当年六月以收复开封、洛阳、商丘这北宋“三京”为战役目标，率先向蒙古发动攻击，史称“端平入洛”。

蒙古人只用了诱敌深入这种稀松平常的计谋，就让宋军在三个月后以牺牲三万将士为代价铩羽而归。此后，蒙古大军回返中原，在大汗窝阔台的部署下，兵分三路，以巴蜀、荆襄、江淮为目标，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几乎与蒙宋战争同时开始的还有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蒙古铁骑将用武力改写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从一开始，走南闯北的蒙古人，其见识范围就远比只能在江南打转的宋人开阔得多，蒙古人思考战争的方式，宋人几乎无法理解。

窝阔台时代，蒙古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征上面。西征的统军大将是拔都、贵由、蒙哥等成吉思汗第三代直系后裔，其战果将直接影响黄金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在早期蒙古帝国的整体发展规划中，蒙宋战场仅居于次要地位，窝阔台纯粹把南宋当成一个缺钱时就去砸掉的存钱罐。

在这种方针下，本并无明显主次之分的三路攻宋蒙军，巴蜀一路的地位渐渐突出。原因说来十分残酷，由于蒙金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残酷战争，中原地区已被破坏殆尽，甚至形成大面积无人区。据时人周密所著《齐东野语》记载，“端平入洛”时，宋军所见的中原景象是：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烟。大规模军团无法在此长期作战。于是，光景尚好的巴蜀地区就成了蒙古劫掠的主要目标。

公元1236年底，窝阔台次子阔端攻陷成都，疯狂杀掠川西后，又大摇大摆地撤离盆地。得来的地盘一概不要，只有汉中和沔州两个军事据点，被蒙军作为下次入蜀的钥匙而保留。此后，阔端的事业转向青藏高原。公元1247年，阔端在凉州会见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确立蒙古对青藏高原的统治。

公元1241年，窝阔台逝世，至此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全部离世，进入第三代统治者手中的蒙古帝国，分离趋势愈加明显。公元1251年，旷日持久的汗位之争尘埃落定，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大儿子蒙哥继任蒙古大汗。

蒙哥继任后，以他的堂兄拔都为首的钦察汗国实际已经脱离总部控制，并与蒙哥时有冲突。为在内部对抗中占据上风，蒙哥再次启动战争机器，四处征伐。他的亲弟弟忽必烈在这新一轮的扩张中崭露头角，奉命主持对南宋的战争。

对宋战争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巴蜀。1251年的巴蜀已经不同以往，经历初次交锋时的溃败以及此后的长期骚扰，宋军的防御力有所成长。1243年，名将余玠入蜀主持军务。根据战场形势，余玠大胆调整巴蜀防务，放弃在川西平原地区布防，将兵力收缩到川东山地，防御力量以现在的重庆为基地向北辐射，依次在往重庆聚合的长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沿岸选择紧要之处建立坚固山城。将长江以北做为防御的正面战场，长江以南为后勤保障基地。到蒙哥继位时，余玠的这套防御体系已经形成，有效遏制了蒙古在巴蜀的扩张。就被动防御而言，余玠算是做到了极致。

余玠也曾试图摆脱被动，扭转战局。蒙哥继位的那年，公元1251年，余玠主动出击，北伐汉中，但未能成功，此后再无出击之力。巴蜀战场陷入僵局。

此时，长期负责经营的河西走廊以及青藏高原的阔端病死，蒙哥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拿到了手中，端详着新解锁的青藏地图，蒙哥开始思考能利用它做点什么。蒙哥的眼光最终落到青藏地图东南角，那里是大理国。

取道川西，南取大理

大理国，白族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历经三百余年，其国势已经衰落，但依然凭着偏处一方的地理优势而自以为高枕无忧。其疆域范围包括如今的云南全境以及四川凉山地区，南宋在贵州设立的州郡实际上也大多被大理控制。

只要控制大理，蒙古军队就可以从这里绕到南宋后方，不仅是巴蜀，包括两湖、两广在内的整个南宋，都将暴露在蒙古人眼前。这是南宋人想象不到的杀招，从皇帝到平民，整个南宋都没有人像蒙古人一样真切地了解过世界之大。

公元1252年夏，蒙哥召见忽必烈，命他择时率军南征大理，具体的军事策略由其自行决定。一年之后，忽必烈准备完毕，率军进驻宁夏六盘山。在那里，忽必烈会见了年仅十九岁的新任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从1247年的凉州会盟开始，萨迦派就凭借着代表西藏僧俗率先与蒙古人接触，以全藏归附蒙古为条件，保全雪域生灵免于涂炭的功勋而成为西藏的精神领袖。

忽必烈会见八思巴

关于这次会晤，因其远离南宋视野，汉文史料中记载甚草。蒙藏文献的记述又充满宗教色彩，令人不知所谓。但可以想见，在远征前夕，忽必烈会见八思巴，肯定不会只是找这位藏传佛教领袖要几碗心灵鸡汤。要远征大理，藏传佛教控制下的川西高原是必经之路，忽必烈需要八思巴的支持，避免行军遭遇不必要的阻碍。八思巴接受了忽必烈的任务，并将其圆满完成。

1253年八月，忽必烈驻军临洮，青藏高原已在眼前。在远征即将正式开始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进军路线。由松潘到汶川，顺岷江南下，经成都平原往雅安南进大理是一条大路，蒙军此前也曾经在这条路附近作战，对沿途情况较为了解，自然险阻也相对较少。只是这条路线接近南宋疆域，极有可能遭遇宋军阻击。一旦被宋军纠缠，突袭大理的计划就落空了。

另外，通过与藏族的接触，忽必烈明白了川西高原的辽阔，南宋势力所及之处，不过只是川西高原的边缘，在高原的深处，宋人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有不少道路可通大理。而且因为先前与八思巴的协议，忽必烈不必担心在那里遇到敌人，唯一令他感到敬畏的是川西高原腹地上巍峨无边的高山深谷和冰刀雪剑。

折多山，川西高原东大门

川西高原，是如今被誉为自驾天堂的旅游胜地，青藏高原东南方的延伸区域，中国地势第一与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壳之间的猛烈挤压造就了峻极凌云的横断山脉群，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又如剑锋一般在群山之中劈开道道深谷，横绝交通。

除了唐王朝与吐蕃帝国曾在川西高原东部边缘地区有过交战之外，在忽必烈远征大理之前，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最远也就达到过今天的松潘一带而已。也就是说，有史以来，在偌大的川西高原腹地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当时已是深秋，川西高原即将进入它那令鬼神也徒呼奈何的冬季。蒙古大军在忒剌（今甘肃迭部与四川若尔盖的交界处）兵分三路，东路走松茂大道，佯攻成都，顺手从这个存钱罐里再掏些补给出来。中路军由忽必烈亲率，取道阿坝草地（后来红军走过的地方），走过金川后沿大渡河谷南下雅安，在此地与东路军会合，开始攻打大理国的建昌府（今四川西昌）。西路军则由大将兀良哈台率领，走了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他们出草地之后向西经色达，翻越海拔五千米的牟尼茫起山到达甘孜，沿雅砻江峡谷南下理塘，再翻过一座海拔五千米的海子山进入稻城、得荣一路，走过梅里雪山，由迪庆进入云南。

十一月隆冬时节，走出雪窖冰天的三路蒙古大军在金沙江会合，神兵天降般地矗立在大理北门重镇丽江之前。

中国古代将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胡”，南方的叫做“越”，并认为由于自己在中原，“胡”与“越”是不可能有交集的。文人们常用“胡越”来表达一种疏远与隔绝，比如白居易曾给他的好友元稹写信，形容他们的处境时说：“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以此感叹他们心心相印却无缘相近。

而现在，胡与越竟然相交了。向来认为蒙古来袭不过是天方夜谭的大理人，在面对强敌时手足无措。三十多天后的十二月十五日，立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兀良哈台继续率兵征讨大理残余势力，当年秋，大理第二首都善阐（今昆明）告破。此后，云南其余地区以及凉山、贵州等地先后望风而降。蒙古人的苏鲁锭战旗插遍云贵群山。

南北夹击，统一中国

如果没有此后一系列突然事件的话，后院起火的南宋，灭亡时间将会大大提前。

忽必烈北返之后，立即开始对巴蜀南北夹击的试验。公元1255年，兀良哈台配合北路蒙军行动，出兵进攻川南重镇叙州（四川宜宾），当年十一月，与从北路蒙军于重庆附近会师，算是完成了这次军事演习，足以证明南北协同可行，因此并没有攻击重庆城便分别撤回。

然而此刻，忽必烈威望的提升及其汉化程度较高的政治方略，深深刺痛了蒙哥汗的自尊。公元1257年，蒙哥汗以对忽必烈治下地区进行审查为名，解除忽必烈总领漠南的使命。此后，蒙哥亲自指挥对宋战争。出征之前，蒙哥这样表述他的决心：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区，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南宋）。

急欲证明自己的心态，使得蒙哥在此后的战争中大失水准。他放弃居中指挥，而是亲临巴蜀前线，去啃这块蒙宋战争中最硬的骨头。而且，被嫉妒冲昏头脑的蒙哥，竟然忘记了自己亲自部署远征大理的目的，没有动用云南方面的力量夹击巴蜀。

战役进程愈发艰难，蒙哥不得不重新启用能干的弟弟忽必烈。公元1259年九月，正当忽必烈率军顺利通过淮河，即将渡过长江攻击鄂州（湖北武汉）时，传来蒙哥汗死于合州（重庆合川）钓鱼城下的消息。

钓鱼城

忽必烈必须要撤军回漠北去争夺汗位，但眼下已经与宋军交锋，怎样撤军是个大问题，是从容地拿下几个胜仗再走，还是立即不顾一切地仓促脱离？两者的后果将是天壤之别。忽必烈选择前者。“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而还？”

忽必烈有这般信心的缘由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兀良哈台此刻正奉命率领云南蒙军北上，前来与忽必烈会合。兀良哈台于当年八月由广西入宋，十月进抵湖南，十一月渡过湘江，兵临潭州（今湖南长沙），年底与忽必烈所部于岳州（今湖南岳阳）会合。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偌大的湖南就这样被来自云南方向的蒙军硬生生地捅穿了。

正是由于兀良哈台的突击，才让在北线收获不大的忽必烈拥有了与南宋协议停战的资本，将蒙哥猝死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此后，忽必烈放心大胆地回到草原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八年后的1267年，当夺得蒙古帝国最高统治权的忽必烈再次南顾时，南宋的末日即将降临。在蒙古人多年“调教”下，南宋也有些人开了窍，学会了像蒙古人一样将战争置入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去衡量。蒙宋决战于襄阳之时，名士金履祥曾建议南宋朝廷，动用闲置的水军，沿海岸北上直取忽必烈防守空虚的后方大本营燕京（今北京）。金先生没有高估南宋水军的实力，那是一只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只是高估了南宋统治者们的眼光和胆略，这个建议被南宋统治者一笑置之。

公元1279年，南宋残军全灭于崖山，蒙元统一中国。

中国古代各种谋略典籍中，充满提醒决策者谋划全局的名言警句，恰好说明中国文明在战略规划方面，受限于农业经济基础所带来的“一亩三分地”式思维的根深蒂固。如此看来，摈弃狭隘民族主义的哀嚎，冷静下来反复思量蒙宋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蒙古征服大理，除了成功开辟新的战场，对南宋实现战略包围之外，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自南诏立国之后便脱离中原王朝的云南地区得以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1274年，塔吉克族人赛点赤·瞻思丁受忽必烈之命出任云南平章政事。他在任期间，结束了蒙元对云南单纯的军事占领，将中原地区的行政体制引入云南，建立云南行省，并于公元1276年将云南省会由大理迁往昆明。由此奠定了如今云南省的基础。

元朝对云南的控制卓有成效，以至于元代末年，群雄并起之时，云南也依然效忠于远在大都的蒙元皇室。直至洪武十四年，傅有德、蓝玉、沐英率领明军到来，云南方才改旗易帜。此时，距离元顺帝放弃大都，退回草原已整整十三年。此后明清两朝都继承了蒙古征服的成果，在建国伊始就将云南纳入统一范围之内，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