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领域将发生重大变革！他透露的这个信号值得关注

【编者按】

6月29日，由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和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第六届“中国低碳发展论坛暨新书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指出，特朗普对气候治理的负面态度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外交格局造成严重影响。但不管国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其他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将一如既往积极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能源领域将发生重大变革。

当晚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7）》也表明，2016年在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碳排放持续下降。研究团队估计，2015年中国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下降0.6%。2016年能源相关的碳排放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碳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呈现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基本特征。

以下是何建坤演讲全文：

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就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和我国在低碳发展转型方面所遇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挑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一个方面，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就会失去道义的制高点、公信力，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另一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虽然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追随美国退出。但是美国宣布不再履行它在《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目标的承诺，这会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合作氛围产生负面的作用。有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他们本就在实现自主贡献目标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美国的行为可能会动摇这些国家践行它在《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目标和不断加大减排力度的决心和意愿。

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履行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的义务。《巴黎协定》已经规定了发达国家有义务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要负责筹集每年一千亿美元的资金来资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宣布不履行注资的义务，这会影响其他发达国家注资的意愿，这有可能使得《巴黎协定》下，每年筹集一千亿美元资金的计划受到阻挠，有可能就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贫穷的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造成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它仍然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应该遵循公约的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原则，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基础的法律文件，《巴黎协定》也是在公约指导下，达成的协议。在公约下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它应当要履行率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义务。同时，这也强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但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尽管当前对它未来在谈判当中的立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但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他很可能会挑战《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共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和公平原则，各自能力的原则。这样会破坏当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也会影响大家的决心和信心，有可能未来的谈判当中更加强化每个缔约方或者利益集团的本身自身的利益，强化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狭隘的思维，而淡化当前逐渐形成的合作共赢的模式。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有可能会延缓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更为清晰，气候变化本身是个科学上的真命题，气候变化确实在危及地球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是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形势下，每个国家能源的革命性变革也成了当前的趋势和潮流，促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新能源低碳技术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具备竞争力。新能源技术越来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领域。低碳发展转型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所以，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能源变革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也不可逆转的，这也包括在美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这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它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煤炭，在光伏领域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在煤炭行业就业的人数。所以，在美国国内新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趋势仍然会加速。

现在美国很多州、城市，以及企业、NGO、民众都在积极推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不管未来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挫折，全球低碳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变得迟缓，那么未来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进程就会更为紧迫。此后二三十年的时间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关键的时期，《巴黎协定》也提出，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尽快达到峰值，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如果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趋势得不到遏制，一直到2030年仍呈增长趋势的话，那么对2030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就会更为紧迫。而且使得全球气温在未来升幅大于两度的风险也会大为提高。因此，当前我们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实质是要走上气候适宜型低碳发展的路径，这是在管控气候风险的同时，实现各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促进实现两个共赢，一是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要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要统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多种目标，实现自身发展和降碳的双赢。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二氧化碳双赢的目标，核心是要大幅度降低单位GDP产出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说提高单位能源消费和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外，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源使用的二氧化碳强度。这两个因素叠加就会使得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当前，从世界的范围内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从2005年到2014年，大体下降了1%，发达国家为2%，我们中国实现了4.5%，在促进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方面我们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未来要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两度的目标，今后我们必须尽快使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每年下降幅度要超过4%。这样才能支撑全球平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5%到3%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量呈下降趋势。中国要实现到2030年，单位二氧化碳的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每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率就需要超过4%。特别是，我们提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且努力尽早达峰。到2030年左右，我们预期GDP潜在增长率也要达到4%-5%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必须是在单位GDP的碳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才能使由于GDP增长所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被降低单位GDP碳强度所抵消，所以要实现二氧化碳峰值的目标，我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年下降率也要维持在4%-5%的这样一个水平下。

当前，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要推进新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就是要转换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发展。GDP的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使得能源消费弹性有显著下降。而GDP增速放缓和能源消费弹性下降两个因素叠加，使得能源消费的增速大幅放缓，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在2005年到2013年期间，我们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速大概平均为6%，而2013年到2016年这三年期间，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速下降到1.5%。在总能源需求增速放缓到1.5%的情况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仍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大大调整了能源的结构，我们在这个期间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基本满足了新增长的能源需求。这三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持平，2016年比2015年还有所下降。

有人会说，是不是我们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就达到峰值了呢？这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首先影响的是高耗能的行业，基础建设的增速放缓，对水泥、钢铁的需求下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源消费的弹性已经降到0.22%，如果未来我们GDP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高速增长，整个经济处于稳定增长，能源消费弹性很可能反弹。假如能源消费弹性反弹到0.3%，GDP增速仍为6.5%的预期，那么能源消费增长就会在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不能满足总的能源需求，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会有小幅地反弹，但也不会再出现2005到2013年这种快速增长的局面。

为了更好的推进经济的低碳转型，国家在4月底公布了2006到2013年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一方面进一步重申了我们在《巴黎协定》中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的措施和一些主要任务。文件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到2030年能源消费的总量要控制在60亿吨标煤以下。另外，要实现化石能源的跨越发展，提出了两个50%的目标。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在总电量中的占比争取达到50%。另一个目标，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的供应要占一次能源消费的50%以上。

这两个目标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力度。到2030年，我们一次能源用于发电的比例可能由当前的41%提高到50%左右。电量的50%要来自非化石能源的话，那么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就要达到25%左右，这超过了我们在《巴黎协定》中提出的20%左右的目标。到2050年，我们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超过一半，天然气的占比也要达到15%-20%。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占比就会低于30%，可能也就在20%左右。这将加快能源变革的速度，到2050年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比峰值年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当前我们推动能源消费的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措施是结合雾霾治理和环境改善，减少煤炭的终端利用。现在，我们利用煤炭大约一半应用于发电，一半用于终端利用。终端的煤炭利用，特别是散煤的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种常规污染排放物，比有脱硫脱硝措施的煤电站可能还要大几十倍。所以，减少散煤的利用和终端的煤炭利用可以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减少散煤利用，就要用电来取代煤炭的终端利用。我们希望增加非化石能源生产电力的比例，所以发电用新能源的比重要持续上升，电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也要持续上升，这就使得电力发展的速度将大于能源总需求的增速。在维持煤炭发电总量大体稳定的情况下，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提供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当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强它的终端利用来替代煤炭，达到减排二氧化碳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效果。

不管国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也不管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对外在国际上积极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努力促进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建设。对内，我们正在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加快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发展绿色和低碳的转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实录和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