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五年

一九○七年，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决定将该款部分用于中国在美留学生，部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造就学生异日留美。于是，创办了清华。它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隶属外交部）。随着时间的演进，清华后来改成一所正式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改为国立，自此，只派少数毕业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内政大部恢复了，中央、各省都恢复了。工商业正在复苏，铁路逐渐修复，公路修筑得很多。这段短暂的时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平时进步的能力。

聘教授，定课程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另一项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就，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材。

有些清华教授认为这种情形是滑稽的。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个人没有责任，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最后，我们提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的彻底的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可以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收档案，买旧书

对我个人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由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覆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的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国历史，学者可以有很多书目提要作参考，但研究清代历史则不然。当然，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可是有许多文学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门的记录，却不能指给我们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十九世纪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僧格林沁于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御英法联军的进犯。远在英法联军进犯的当时，郭就建议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视外国人，应该谈判通商条约。后来，他代理广东巡抚时（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绝与外人往来。他的政策是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繁荣……而不要闭关自守。与他同时代比较进步的人士，已经有少数人准备接受外国武器、轮船，甚至铁路，但郭某较他们更进步，他进而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措施。惜乎中外双方人士均未重视他的识见。他的论文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我获悉他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国藩的文集，中间很明显的有残缺之处，我一直想把它补全。只要是我认为与曾家稍有关联的人不论路途如何遥远我都去拜会他。多少次我均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致我功败垂成。抗日战争中期，汉口将陷落时，湖南人上演一幕争夺曾氏书函的趣剧。后来，大家同意，将书函分开。我分到一些曾国藩致他弟弟曾国荃的信函，其内容为对太平天国战役中包围并收复南京者。我很幸运，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内容，因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书法的好坏，不太重视信中的内容。我约定将内容有关包围南京的部分都分给我，我希望只将未公布过的信分给我。同乡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分给我的信都是精选的，这些信使我们对曾国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当我离开大陆时，一件突发的变故，以致未能将上述信函带出，被遗在上海，它们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做研究，教历史

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同时又出版两卷编纂资料（《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在此我不准备多说，只想叙述一些回忆。

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清王朝，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因为我是个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过不少小风波。后来，当我到政府任公职时，我想欲撰写一些历史题目的文章，或发表专题演讲。这种情形又引起相当的麻烦。举个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我发表一次演讲，讲词用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在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我的讲词，并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个与孙感情不睦的人攻击我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请蒋委员长核夺，蒋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我的文章。

有的反应是从大洋对岸来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后来升任大使）托亚那波里斯（Annapolis，现通译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阿伦（Allen）教授向我征询意见，问我鸦片战争时舰队司令克尔奈（Kearny）的行动如何。有人告诉我说阿伦教授是受命于克家要他写一篇克尔奈传记。问题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国门户开放。正巧中国当时有一部分资料（那时尚未发表）对克尔奈于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情形透露一线曙光，我的结论是：他并非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将备忘录发表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当时我是该刊编辑，此事对我说，到此已经完结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图书管理员出示给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要他注意上面别人加的旁注，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馆员认为一定是中国学生剪的，要他调查一下究竟是谁干的。不久裴克博士获悉纽约市立图书馆已经抓到那个破坏书刊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克尔奈的后人。

我在清华时期，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我深虑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出路。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可以到中学去教书，但是待遇低，图书设备差，不利进修。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一旦有学生申请入历史系，我都给他们浇冷水，我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我也要他们晓得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泰国及越南等历史专家。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励王信忠（Wang Hsia Chung）去学日本史。因为他在清华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资料写过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外交关系的论文。他到东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认为中国大学不会有学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请并通过了特别考试。他在东京研究两年，回到清华任讲师。

另一个例子是朱谦云（Chu Ching yun），他研究苏联历史。他从中英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份奖学金，到伦敦斯拉夫语学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后来他又入达帕脱（Dorpct）大学。为了能在苏联多住几年，他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

后来又有邵循正（Shiao cheng chung），清华毕业后为了准备将来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语。

宋迪夏（Sung Ti 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毕业后，又申请入历史系。我对他在学校的情形曾留心过，而且对他多少有些成见。从我对他劝阻的言谈中，他知道我反对他再入历史系。他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我已浪费很多时间，但我是确实可以读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读，请让我试试。”我勉强答应了他。为使他及早回头起见，我指定他个难题，要他研究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境内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经有人就法律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关的中国资料，找出中国官员在国内如何处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兴冲冲地研究此一专题。当他研究完成时，无疑的，成了中国治外法权方面的权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资料而论，我发现他的论文中还遗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设法把它补进去。我告诉他：此种增补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能做得好，我可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将他的论文发表。他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但，不久战争开始，宋就开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后，他到我行政院政务处长办公室来看我，见面后，我立刻问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议的增补工作。他即时承认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经把原稿遗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后永远不要再来见我。不久以后，我辗转听说他开始酗酒，终致客死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

清华予我足够的资料和时间从事研究工作。那里也有许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每年我都发现有些人他们的生活与我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也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华坐落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我们打网球、游泳、滑冰、骑马、打猎，尤其有兴趣的是旅行野餐。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每天都是风和日丽，我每天下午都带孩子到上述各处去游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宝颇具长姊风范，为人爽快，有相当的外交手腕。二宝多情善感。三宝喜欢嬉戏，自由奔放，对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为他身体健壮，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宝在家中是最受宠爱的。他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时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赏宝塔、松树、玉泉山的清流、圆明园的漫步、庙内温和及凶恶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本文节选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17年3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