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马克垚：走出“东方主义”

你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东方主义，另外一个是城邦制，我想就这两个问题分别说明如下：

一、关于东方主义

你似乎认为，说中国存在专制主义和存在城邦制，仍然不能说摆脱了东方主义的羁绊。我本书的主旨是要说明，东方主义的主要论点，是说东方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是专制的，而西方自古以来就是民主的；后来西方学者虽然也承认西方存在专制，但仍然主张西方的专制不同于东方的专制，西方专制是开明专制等等。从对立民主与专制，西方学者进而主张西方是进步的，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科学的，东方是不科学的等等。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将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中华帝国、英国和法国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政治制度发展都经历了民主和专制的形式，当然形式各不相同，用来证明民主并非西方所独有，而专制也不是东方政治制度的一贯形式。政治制度有十分复杂的内容，我这里只写了它们最主要的政权结构、军队、财政与税收、统治思想等。

我这样的证明能否摆脱东方主义，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历史发展的民主与专制序列也仍然是西方学者提出的。这就需要说明一下东方主义的由来。古代时，亚欧大陆两端，即现在习惯上称谓的东方和西方（东方与西方并非地理位置词语，而是西方人生造的政治词语）的发展本无后来那样的巨大差别，而且许多时间是东方走在发展的前列，东方比西方更进步。但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原来进步的东方从16世纪起确实逐渐落后了，而西方却日益进步、发展，到了18世纪，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后，这个差距就拉的很大了。那时进步的西方，挟其坚船利炮，将广大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变成为殖民地。以殖民主义者的眼光看东方，自然就形成了东方是落后的、专制的、不科学的，而西方是民主的，科学的、永远进步的看法。这种思想、观点、理论的集大成者，在18世纪是黑格尔，19世纪是魏特夫，我在书中已都有介绍。

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一度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它的许多发明、创造，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多为之受益。就拿社会科学来说，我们就是学习了西方的理论、方法，方才能够建立起来本国的各门社会科学。拿我比较熟悉的历史科学来说，我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始自梁启超学习西方，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改过去王朝史的框架。陈寅恪、胡适，都是学习了西方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科学，仍然是在西方学者建立的体系、理论、方法上发展，当然不断有所改革、创新。西方的理论、观点、方法有其科学性，但同时它是以西方的历史为根据形成的，并不是以全世界的历史为根据形成的，所以一方面有片面性，另一方面又有殖民主义的偏见。我们以这样的理论、方法，认识世界和认识历史，就形成我说过的，我们不但以西方人的眼光认识西方的历史，而且也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认识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就“自我东方化”了。我这本书中所列出的民主与专制的发展历程，也是西方学者的序列。还有书中提到的西方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民主革命、近代化等历史序列。而我们自己的序列，就是王朝循环，难道还能拿来作为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吗。再如，我们讨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奴婢、部曲、佃客等人群，是农奴抑还是奴隶，印度学者讨论其首陀罗是农奴抑还是奴隶，仍然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而没有讨论过西方的农奴，究竟是奴婢呢还是部曲。这也是我们没有建立起自己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明确证据。

现在我国“国学”很热，有人似乎主张，要以国学来改造西学，或者说，恢复以国学的体系认识社会。这当然也是一种思想。百花齐放，各有各说。不过窃以为并不能就此否定西学的科学性的一面。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体系，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自然科学，对世界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社会科学也将当时的社会，划分为许多部门进行研究。这才有了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各种学科。当时的这种划分是进步，使我们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入了。这样的划分也有缺点，因为社会本来是一体的，你在认识上将它割裂开来，难免有机械论的问题，使认识不够全面和辩证。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将我们更古老的经、史、子、集分类法代替西方的比较科学的社会科学分类法，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总结出更科学的分类法，为全世界所公认，所应用。

我曾经写过《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体系的建立》一文，就是说明我们还缺乏自己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写不出真正的世界史，最多是一种“准世界史”。要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体系，必须排除欧洲中心论（也可以说就是东方主义），先分别研究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如中国、埃及、阿拉伯、印度、奥斯曼、希腊罗马、西欧各国，在分别研究中就要注意综合比较，真正在比较中总结出各自国家的特点，然后再进行综合，总结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才谈得上建立世界史理论体系的问题。这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绝非一人之功，而是世界性的工程。

二、关于城邦问题

1，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城邦制，我已经指出许多人都表示怀疑，反对。因为我们仍然是拿希腊的城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城邦制之有无的。如果和希腊的一样，那我们就有，如果不一样，那我们就没有。我在本书中是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明城邦之普遍存在，即城邦是原始社会瓦解后，残留的一些原始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转化来的，各个国家的城邦制有其特点，并不能拿希腊的城邦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民族。我指出城邦的三个特征，即一是以城市（城市的定义也很复杂，这里只是强调它是一个设防据点）为中心的共同体，小国寡民；二是全权公民掌握相当的城邦政治权力，虽然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但有相当的原始民主；三是有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国家。

认为中国没有城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历来认为我国的历史是大一统，从殷商开始，就是统一的专制君主管理国家，分裂、分国统治，只是暂时现象。其实殷商、西周，都有许多国家并存，这些国家大概就可以说符合上面说的三个城邦条件，可以说是城邦。周人行封建，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这些诸侯的独立性很大，周天子只能管辖自己属下的一小块地方。这时的分裂割据情况和西欧的封建时期类似，所以不少人拿中国西周的封建来和西欧的封建相比拟，似乎反对者倒没有反对城邦制的人那么多。但说那些封建出来的小国是城邦，就不被人赞同了。

所谓西周的宗法城邦，我这里只是强调西周的城邦有比较多的血缘氏族关系的内容，周代的宗法制、五等级制等，都是后人总结出的，当时并没有这些中规中矩的东西。我看世界各国的城邦，大约都是血缘关系较浓而逐渐淡化的过程。希腊的雅典和我国春秋时代的城邦当属于后来较发达的国家体制的城邦。

2，中国的城邦制如何运行，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分为国君，卿大夫、士，国人三等级，国君是城邦的君主，但权力有限，作为贵族的卿大夫掌握不少权力，而国人也在政治上有有所作为。国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要和卿大夫、和国人共同讨论，最后才能决定。这叫做朝国人和朝卿大夫。和国人讨论的问题，有讯国危，讯立君，讯国迁等。卿大夫都是世家大族，掌握大量土地和军队，他们和属下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其力量往往和国君相匹敌。国人是小土地耕作者，他们的土地占有方式，有井田制的记载，井田制因为历史记载模糊，解释各有不同，但国人是小块土地耕作者则应该没有问题。

我指出中国城邦的内部矛盾斗争和希腊雅典的不一样。希腊雅典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后来形成了希腊雅典式的原始民主体制；中国是卿大夫争取国人，反对国君或者反对另外的卿大夫，国人的政治权力并未因此而强化，主要是胜利了的卿大夫的权力不断发展，使城邦制度逐渐瓦解。

3，小国寡民的城邦在历史上不能持久，经济上，因为人口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小国的地理环境不能维持，必然引起这些小国的相互冲突、斗争，兼并战争，破坏其存在的基础；另外，氏族血缘关系不断褪色，小农经济也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瓦解分化，支持卿大夫、国君的力量也不断消失，向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国家体制转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形成的基础。日知先生曾经指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城邦制最后都向帝国发展。帝国的政治体制似乎都是专制的，因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除了原始民主会有残留的形式外，还有氏族长老转化来的领袖，或者由军事首领成长的领袖，这些都是形成君主制的基础，君主制就是专制的。应该注意，我说的专制主义统治，特别指出专制制度的有限性。因为东方主义的说法是说东方专制下，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一切专制统治都有其有限性。它们都受到官僚制度的限制，贵族势力的限制，法律的限制，习俗的限制，人民群众力量的限制，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制度是不存在的。

本书指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也是受限制的。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我强调的也是它们思想中的限制君权的内容，包括董仲舒和程朱理学，所以并不研究诸子百家代表什么社会阶层，这请你留意。

【附录】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

1.大作第二章《古代的城邦国家》似乎是说，古希腊有城邦，而中国春秋时代也有“彰明较著”的城邦。但是，书中对春秋时期的城邦好像缺乏严密的论述——城邦制应该是一套体系，如18—19页所说，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全权的居民组成，全权居民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共同体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如果说春秋时期是城邦国家，那么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2.假使春秋城邦说是成立的，那么，春秋时期的城邦民主是怎么走向“精致的专制主义”的？

3.您在第十一章考察中国古代专制皇权，说孔子是城邦贵族思想家，说墨子思想代表了城邦中的平民，那么诸子百家中其他各派思想（如法家、道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在城邦时代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您说西周封建建立的宗法城邦到孔子时代已逐渐瓦解，当时的现实是“政在大夫，庶人议政”，而西周封建的政治体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想请教的是，西周宗法城邦是如何走向春秋城邦的？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4.您指出近代以来以迄于今国人对历史的认识深受“东方主义”的毒害，甚至存在很严重的“自我东方化”倾向，期望摆脱东方主义的羁绊，以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但如果只是西方有城邦，从而论证中国春秋时代也有城邦，或者西方有专制，而中国有一种“中国特色”的专制（书中所谓“精致的专制主义”）。恕我冒昧，我感觉这看似想从东方主义跳出来，其实还是用东方主义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历史。不知先生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