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黑河：最后的猎枪

【编者按】

“胡焕庸线搞好了，中国就好了。”著名理论地理学家牛文元说。

澎湃新闻、第六声（www.sixthtone.com）报道组，从2016年到2017年，历时8个月，穿越8个省级行政区，沿着胡焕庸线进行考察，实际行程超过了8000公里，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

今天，请跟随我们，从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出发，由东北向西南行进。

一

“今年的枪发晚啦！第一场雪已经下了好久了。”

2016年11月22日，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一间10平方不到的民房里，张玉珍，一位74岁的满族老太太正在念叨。

摆在她面前的肉案足有两米长、一米宽，上面的菜肉馅堆得跟小山似的；她身后八仙桌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塑料盆，里面是满满的刚和好的面。张玉珍在忙着包饺子，给她准备上山打猎的儿子预备口粮。

两个儿子和已经去世的丈夫都是猎户，张玉珍谈起上山打猎，也俨然一位行家，“冬季狩猎最好的时机，是天降初雪到冬至的那段日子。一来，积雪上会留下动物的足印，比较好找；二来，动物刚看到白茫茫的雪，会懵，比较好打；另外，冬至前，天还不算最冷，等到‘数九’了，就太冷了。”

此时“不算最冷”的天，气温已经击穿零下二十度。

张玉珍的小儿子葛春勇在整理行李：铺盖卷儿、大毛衣裳、一把长长的猎刀，还有一杆枪——这是几个小时前，他从乡政府领回来的。

尽管身上有一半母亲的满族血统，但葛春勇在民族属性上随父亲，是一个“鄂伦春”。他的葛姓是鄂伦春族冠汉姓后的五大姓之一，来自鄂伦春语“戈钦”，意思是“真聪明”。

在这个位于东北小兴安岭北坡的地方，不少人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甚至十六分之一的鄂伦春血统，也依然属于“鄂伦春”。即便如此，这个1000多人的“鄂伦春族乡”，只有100多个“鄂伦春”。

其中，能在冬季狩猎期领到猎枪的，只有12个人。

作为十二分之一，在领到枪的第二天清晨，葛春勇就准备进山。他两个搭伙打猎的朋友在小院儿里帮他暖着车，那是一辆一万块钱买来、经过改造的北京吉普。一匹漂亮的黑马，是上山打猎的坐骑，在马厩争分夺秒地吃着干草；几头猎犬追逐嬉戏，兴奋异常。

葛春勇的大哥也领到了枪，他是当地的神枪手。不过，葛春勇并不与亲兄弟一道上山，而是和两个没有枪的朋友搭伙。全乡都是有枪的与没枪的搭伙上山，让仅有的12杆猎枪发挥最大作用。

葛春勇的儿子葛鑫不在这个打猎小队里。“我不喜欢打猎，那纯是受罪。”他说。

葛鑫23岁，有四分之一鄂伦春血统，只在15岁那年跟父亲上山打过一次猎。

“现在，年轻的鄂伦春人都不打围咯！别说打围了，连骑马都困难！”葛春勇说。

47岁的葛春勇，在新生乡12位领到枪的鄂伦春猎手中，属于年轻的。

二

从新生乡出发，驱车四个多小时，葛春勇的人马狗一行，终于抵达了这次冬季狩猎的大本营——37连的屯子。

1966年3月，由沈阳军区五个炮兵师4000多名官兵组成的农垦一师，来到黑河屯垦戍边，37连的屯子就兴建于那时。五十年后，许多屯子近乎荒废，只有一些老人住在那里。就在入冬前，因为没有生意，37连的最后一家小卖部已关门休业。

此处比滴水成冰的新生乡，又冷了好多。白天零下20多度，晚上零下30多度，热乎乎的鼻涕来不及流下，就被冻成一块挂在鼻孔上的冰坨。

在这天寒地冻的大山深处，葛春勇却来了精神。在乡里，他看上去总有些蔫蔫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大兴趣；此刻却身手矫健，跨上马，带着狗，眼神精光四射。

这里是他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古老成员，“鄂伦春”是黑龙江省10个世居民族之一。其先世的活动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贝加尔湖以东、直达海中的库页岛一带，地域极为辽阔。

魏晋南北朝时的“室韦”，元时的“林中百姓”，明时的“使鹿族”，清时的“索伦部”——这些称呼中，都包括鄂伦春族的先民。而把“鄂伦春”定名为族称，始见于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其民族特征为“射猎为务，食肉衣皮”。

日围夜猎，是鄂伦春人在小兴安岭世代延续的生命轨迹。历史上，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野生动物极多，当地称“棒打獐狍，瓢舀鱼，野鸡飞进汤锅里”。

1953年，鄂伦春人被引向山下村庄定居，从“原始社会”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今，体验过深山里狩猎生活的，只有上了70岁的老人。

现年74岁的葛长云回忆：“7岁以前，我都住在山上，吃得很好！父亲在日落前出门，太阳下山时回到家，就可以拖回两三头狍子。河里的鱼也很大，有一米多长。”

那时鄂伦春人狩猎四季不停，最爱捕的动物是鹿。他们以猎鹿为中心，将全年狩猎分为几季：每年农历二、三月的鹿胎期、每年农历四到六月的鹿茸期、7到9月的鹿尾期和每年初雪后的打皮子期。

但渐渐地，小兴安岭的野兽越来越少，鄂伦春族的狩猎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葛春勇这一代，只能在冬季狩猎期进山，捕些野猪。

冬季捕野猪，终究是桩美事。野猪在秋天时拼命进食积累脂肪，到了冬季已完全上膘，正是捕猎的好时候。

葛春勇打了二十多年猎，记忆最深刻的狩猎经历，是打野猪。那是十几年前，他和大哥一起进山打猎，撵一只野猪足足一天。最后，那浑身是血的野猪，突然向他猛冲过来，锋利的獠牙差点挑到他，然后冲到他大哥身边，蓦地倒地而亡，鲜血瞬间凝成红雪。

这次打猎，葛春勇运气不错。11月23日进山，待到26日，已打到一头大野猪、四头小野猪。“大猪能卖四五千块钱，小猪每个能卖一千多块钱。” 葛春勇说，“可以过个好年了！”

三

但是，葛春勇不知道，他这样进山打猎，还能打几年。

他从派出所领来的这杆猎枪，是自己18岁刚毕业时买的。这杆枪当时花了二十几块钱，用了将近三十年，枪口、枪管子都不行了，打不了太远。

当地政府曾多次为鄂伦春的猎户无偿更换步枪。比如，1963年，新生乡将猎户手中的旧式枪全部调换为“七九”、“九九”、“三八”等型号的步枪；之后，分批换上“七六二”步枪；1985年，又全换成当时最新式的半自动步枪。

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起，当地政府对猎户枪支的管理逐渐收紧。1982年，狩猎枪支管理委员会与瑷珲县公安局治安科联合下发《新生公社狩猎枪管理规定》；1986年，黑河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黑河行署公安局又联合下发《地方民委、地方公安局关于鄂伦春族猎民狩猎生产枪支使用和管理规定的通知》，强调枪支使用由各鄂伦春族乡政府统一安排，管理工作由当地派出所负责。

1991年9月13日和1992年9月20日，新生乡先后发生持枪杀人、伤人后逃跑两起恶性事件。之后，当地派出所对狩猎枪支的保管重新做出规定：非狩猎期间，狩猎枪支一律由乡派出所统一管理。啥时出猎，啥时取枪。狩猎归来，即刻把猎枪交回到派出所枪库。

如今，当地政府不再为猎户更换枪支，并仅在冬季发枪，不配发子弹。另外，一旦有持枪证的猎民因死亡或身体健康原因、不再从事狩猎生产，那支枪便不再发放。

前些年，新生乡冬季发放的猎枪还有14杆，这两年只剩12杆。再过几年，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再过几十年，这个乡还会发枪么？鄂伦春还有猎人么？这些问题，新生乡政府不愿正面回答。

乡政府的干事们反复强调，比起其他几个鄂伦春民族乡，新生乡的发枪已算特例。事实是，新生乡那12杆老枪的持有者，已是中国仅有的合法持枪的鄂伦春猎户。

新生乡乡长张慧称，向猎户发放猎枪，一年比一年困难，每次都要向上级部门努力争取。“我们能体会上级的顾虑。一旦发枪，乡里的治安状况就很紧张；更重要的是，这和整个国家对枪支的严格管制，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都是违背的。”张慧说。

“可不要小看这12杆枪。这12杆枪发出去，只要一个月时间，周围大山里我们辛辛苦苦保护了一年的野生动物，几乎就会被打干净！”新生乡书记王伟说。

这是因为，每逢合法狩猎期，许多不法分子也趁机进山盗猎，其人数远超鄂伦春的猎民，手中的枪支又远比猎民的先进。无疑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伤害。

“枪声一响，一只动物死了。但你只能听到枪声；你不知道那是猎民合法打的，还是盗猎者非法打的。深山老林，又不可能跟踪每一支打猎的队伍。”王伟说。

顶着种种不利因素，新兴乡还能发枪，是出于对鄂伦春“民族性”的保护。毕竟，鄂伦春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全国闻名的狩猎民族。

四

“一人一马一杆枪”，是鄂伦春的鲜明标志。

这种标志，让世人对他们的想象，常带着某种前现代的浪漫色彩：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野生世界，挥洒原始而雄壮的生命力，“风驰一矢山腰去，猎马长衫带血归”。

但猎枪也使得鄂伦春成为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猎枪不止是浪漫的荣光，更有残酷和血腥。

早在17世纪中叶，鄂伦春族就开始使用从沙俄传来的火药枪。他们长期在大小兴安岭游猎，发展出熟悉山林、能骑善射的特点。

正因能骑善射，鄂伦春族人成为清廷的战争利器，被频繁征调，参与了两次雅克萨战争、对蒙古准葛尔部的征剿、对新疆伊犁的远征。从1695年到1894年，以鄂伦春族为主力之一的黑龙江八旗兵经“朱批谕旨”的征调有69次之多，到咸丰、同治年间，几乎“无岁无之”。其人口在1895年减至18000人，到1915年仅剩下4111人。

同样因能骑善射，鄂伦春人在日本1933年占领黑河后，为日军所用。日本人将鄂伦春猎民手中的“别力弹克”枪替换为七九步枪，编建“山林自卫队”，并怂恿他们与汉人为战：“你们不要怕汉人，我们给你们做主……打死一个汉人就像打死一只狍子。一只狍子一张皮，一个汉人两层衣。”日本人还向鄂伦春人配给鸦片、倾销烈性酒，甚至在他们身上实施细菌实验。及至1945年，鄂伦春族仅剩1007人。

直到1953年下山定居，这个历经沧桑的游猎民族，才真正迎来繁衍后代、休养生息的和平岁月。他们手中的猎枪，不用对准人——不管是俄罗斯人、汉人还是日本人，而变成一种纯粹的经济生产工具。

但近年来，国家对枪支管理的收紧，以及对动物保护的重视，使得鄂伦春人的合法持枪，显得不合时宜。利用鄂伦春“合法狩猎”的空当，非法分子疯狂盗猎，更让持枪变成某种尴尬。

鄂伦春人痛恨盗猎者。不仅因为他们抢了自己本该获得的猎物，甚至威胁到自己的合法持枪证权，更因为那样的狩猎方式“不规矩”。

63岁的鄂伦春老猎户吴宝荣说：“我讨厌那些盗猎者。知道么？他们喜欢下套！动物中了套，人不一定知道，动物就烂在那里，完全没有用了！这就坏了打猎应该有的规矩。”

传统的鄂伦春猎人，讲究许多规矩。比如，在出猎打到第一只野兽时，要祭祀“白那卡”（山神）；不打交配中的野兽，因为那样会惹恼老天爷，从此打不到其它野兽。总之，鄂伦春式的狩猎，是在老天爷的注视下，用自己的生命与其它生灵的生命，展开一场堂堂正正的博弈。

为打击盗猎，吴宝荣和其他几个新生乡的老猎手，加入了“巡山护林队”。在不能持枪打猎的日子，他们组队骑马上山，打击违法捕猎，保护他们和祖辈的山林。

“那个时候上山，看到猎物不能打，不会手痒么？”

面对这个问题，吴宝荣哈哈大笑：“手痒，但能忍住。反正只要能上山就行。我这个人不喜欢种地，不喜欢干别的，只要在山里就浑身舒服。”

一个真正的鄂伦春爱打猎，真正挚爱的却是山林。在最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对山林的热爱，对猎物价值的珍视，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与卫护。只要在山林中，无论打猎，还是护林，都能迸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正是基于对自然山林原生的、根基性的情感，鄂伦春人成为残酷历史中的幸存者。

那往后，如果不发枪，怎么办？葛春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能怎么办。”他把言语留给了大自然的山林。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