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并不只关乎个人，需要我们携手共担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看理想

据央视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任务时，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乘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

坠机事件发生后，救援人员、志愿者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截至3月22日上午9点，根据央视与财新的消息，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表示，坠机地点三面环山、夜间照明不足，目前搜救行动尚未有重大发现，“现场已发现飞机残骸碎片，尚未发现机上失联人员”。

4227天飞行安全记录“清零”

空难是现代极少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伤害极大的悲剧。我们为失联者祈祷，也企盼救援工作能顺利进行。

疫情爆发的两年多以来，日常生活秩序被改变得太多，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空难每一样都是巨大的人类灾难，生命无常，我们能预料的东西太少。

今天的内容分享，关于无常和死亡，也关于创伤、共担与疗愈。

对每一个大时代下的个体来说，创伤发生了，但“治愈并不只是关乎个人，而是需要与他人、与集体一起修复我们共同承载的创伤。”

01 /残酷的无常/

“世事无常，才是生命的本相”

飞机失事是一次意外，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可以说，面对灾难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常——是我们所在这个世界的本相之一。对所有人而言，面对生命的无常时，都是平等的。

其实人生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无常，但其中一些会令我们格外恐慌，比如空难。

虽然从理性上来说，飞机失事的概率很小。尽管统计方法多种多样，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比较通常的说法是，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约为14万分之一，而搭乘航班发生事故的死亡概率则大约是470万分之一。

但我们仍然对空中飞行格外恐惧，原因之一，是机舱本身是一个近乎密闭的空间，置身其中，会助长或者加剧人的焦虑感。

而在飞行过程中，未知的、突发的、不可掌控的事物也会加深恐惧感。比如巡航中经常会遇到的不稳定气流，它所造成的颠簸感，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离心力。严重时，它会降低机舱中人的认知能力，甚至会影响人对于辨别眼前事实的能力。

《萨利机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内心许多不自觉的想法会不断涌现，这会加剧恐惧感的产生，许多人甚至会遭遇“恐飞症”。

我们会感到巨大的悲伤与无力，除了这种普遍的、乘坐飞机可能会经历的天然恐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飞机失事后生还率极低，一旦发生，会给人们造成极其强烈的冲击感，也会对“无常”产生更明显的感受。

尤其在这几年里，历经瘟疫、战争以及种种意外事件，这种对“无常”的感慨愈发凸显。

不过，人的情绪变化往往可以非常巨大，正常人的精神情绪的频繁起伏也很常见，甚至在突发事件面前起伏非常极端，这都是很平常的状况。虽然大脑会觉得这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寻常，但这在今后也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我们身处的现世，就是一个会频繁发生各种意外，意外又会通过互联网社会快速被我们看到的时代。很多以前没法想象的境况，在当下都可能成为一种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需要形成一种适度“弹性”的习惯。

《疗愈心中的伤口》

对于意外和死亡的恐惧总难以避免，但不妨碍我们尝试去接近它、正视它。尽管人生无可避免“无常”，但我们还可以选择对待恐惧的态度。

— 综整自梁文道《八分》

67.《空难与恐飞症》

284.《人为什么很难接受无常》

02 /悲恸的死亡/

“当爱的人离去，你生命里的一部分也随之逝去了”

生者的世界里，我们很少愿意直面死亡。有时它是难以碰触的禁忌，有时它是不忍言述的痛苦。

而当沉重的死亡真切地呈现在眼前，你才会发现死亡的深刻与复杂——它不只是恐惧、哀痛与眼泪，也不只是失去、怀念与重振旗鼓。

正视死亡、理解死亡的意义，是每个人终生的人生课题；也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

海德格尔就曾提出，死亡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当生命走到终结，就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失去，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这就是死亡。但是，正是因为死亡具有的这种“不可能”，生命才有了一切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有限度的生命之内，回想人生、了解人生、思考死亡的时候，人生的意义才是丰满的，才能够彰显出来。

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我们只有经历自己死亡的时候，思考自己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本真的。因为死亡归根到底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能代替你经历死，你也不能代替别人，当你自己死亡便是一切的终结，只有在这个绝对的界限面前，你才会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是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海边的曼彻斯特》

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则提出了另一种对于死亡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死亡恰恰是“可能的不可能性”。

在列维纳斯看来，我们正是从他人的死亡里，才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自己的不由自主，这时候人们才能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那就是，我们原来离不开他人，我们永远有一面是向他人敞开，自己无法控制的。

我不能控制身边人的死去，也就意味着我不能控制自己身体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同那些死去的人连在一起的。这一部分也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同消逝了。

自我的死亡固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有死亡这个终点，才会让我们思考人生意义何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透过他人之死来感觉到，我们身上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必然地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的，从这其中，我们又能够发现人生的另一重意义。

基于此巴特勒指出，我们人之为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本质，就是永远有一些东西是大于我自身的，永远有些构成“我”的一部分东西，其实是我不了解的，亦是跟他人有关的，只有当他人离去之后，我才发现“我”的一部分也永远失去了。

那个东西虽然构成了“我”的一部分，但其实我还不认识它，甚至在那个人死了之后我还不认识，于是我哀叹，于是我悼念，于是我哀怜——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了某种人生的转化。

由此巴特勒认为，哀悼不是一个个人的事件，它是社会的，甚至是理解人类社群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为他人的哀伤和哀悼之中才发现，原来我们在本体上、在原初的基础上，就早已跟他人必然地连接在一起了。

而当逝者离去，生者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也随之消失了。

《寂静人生》

看理想曾做过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征集，一位朋友@漫游者 在谈论“如何理解死亡”时说，“死亡，对逝者来说是时间的定格；对生者来说是回忆的循环播放。最后只是简单地希望回忆可以再长一点，长一点而已。”

我们因死亡带来的生命有限性才更知晓生命的意义；也因他人的离世深深悲恸、哀念，才终于理解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综整自梁文道《开卷八分钟》

08.《哲学家死亡录》

09.《脆弱不安的生命》

03 /余下的哀痛/

“未治愈的集体和代际创伤被触发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曾说，“个体需要保有一种自己的人格是‘稳定的’‘连续的’感觉。我们知道，即使经历生命中诸多改变之后，我们始终是同一个人。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破坏了这种连续感，让人们对自我的感受断裂了，则很可能带来伤害性的后果。例如突如其来的灾难，地震、车祸、疫情，天降横祸、猝不及防。

当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就很容易打破连续感，我们对于生命、世界和自己的看法都可能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甚至某些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此次坠机事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意外。飞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乘坐的交通工具，而失事飞机上的132个人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在新闻中了解着事件的发生，也不断祈祷着每个人能够平安，在过程中，却可能陷入创伤性情绪当中，压抑、痛苦，甚至心跳加速、喘不过气。

说到创伤，大家可能立马想到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PTSD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词汇，但对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少有深入的了解和关注。

精神病学对PTSD的定义是：由于经历或目睹了巨大的创伤性事件，如自然灾害、重大事故、战争、强奸、死亡威胁、性暴力或严重身体创伤而导致的精神障碍，常见症状为对某些事件、人、情景的回避，对创伤事件的记忆闪回，对事件认知和情绪的扭曲，以及身体出现的过度应激反应。

在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可能留下创伤，但作为旁观者，创伤也不是与我们无关。

面对灾难事件，你可能会感到呼吸困难、心跳加速，有莫名的紧张感。这并不一定是PTSD，我们天生就有共情能力，逃生的本能也会让我们在看视频或照片时产生压力荷尔蒙。

《海边的曼彻斯特》

所以，即使作为旁观者，我们也需要去积极应对这种生理反应。然而，有些人可以很快就排解掉这些压力，继续生活，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旁观灾难却会让他们突然有种被拉回过去某个惊恐的时刻，与当下现实割裂的感觉。

也许是某条新闻，某种气味、灯光、声音，也许是某个人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很有可能你并不记得创伤是如何造成的，因为除了重大事故，经年累月的伤害也是创伤的重要形成机制，但我们却对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事情反复划下的伤口并不敏感。

如果你发现，即使旁观灾难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愤怒、崩溃、羞耻等负面情绪，有无意识的要躲避或者攻击的行为，甚至出现头痛、失眠、恶心、无法集中注意力的状况，那么很可能是你未治愈的创伤被触发了。

集体灾难给个人带来的创伤有时来源于直接的事故经历，但并没有直接经历死亡威胁的人，也会在集体灾难中留下创伤。比如美国的黑奴制、纳粹的犹太大屠杀，这些看似已经结束的灾难却通过家庭关系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延续。

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远去的家族悲剧或民族历史，以最鲜活的姿态重现在眼前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家族遗传或民族命运，而是未治愈的集体和代际创伤被触发的表现。

——杨芮《如何应对灾后的心理创伤？》

王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第9讲

04 /共担的创伤/

“治愈并不只关乎个人，需要我们携手共担”

那么我们如何治愈创伤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所谓的心理创伤并不只和心理相关，而是那种如临其境的、直接威胁到生命安全的身体感觉。

包括Peter Levine、Gabor Maté、Thomas Hübl、Bessel van der Kolk在内的多位世界知名创伤治疗师都强调，希望用理性去对抗和抑制创伤所致的恐惧可能适得其反，而忽略生理反应一味地探寻和追溯“创伤记忆”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Emmerik et al., 2002）。

既然创伤是意识和身体的割裂，那么治愈的关键就在于让意识和身体回归统一，找回自己对身体的掌控感。

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发现太极、正念、瑜伽、非洲舞，以及糅合了呼吸和冥想的武术反而对创伤治疗更有效果（Grodin et al., 2008; Macy et al., 2018）。

这些看似古老的活动其实都蕴含着治愈创伤的简单道理——活动可以让身体代谢掉堆积的压力，同时，通过用意识关照身体，提高内在觉察力，了解身体的冲动和变化，让意识和身体达到协调统一。

《她》

人作为社会动物，集体和他人的创伤难免会波及到我们，而我们个人的创伤也不可能只影响到自己。所以，治愈并不只是关乎个人，而是需要与他人、与集体一起修复我们共同承载的创伤。

我们不仅在理性上知道只有团结协助才能应对大型灾害，还本能地渴望集体给予我们安全感。因为只有在可以被信任的环境中，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身体的掌控感，否则总是会感到强烈的不安，要用意识持续去抵抗焦虑和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普通人守望相助、舍命互救的视频时会觉得那么温暖，那么治愈。因为通过一个个普通人之间的联结，我们修复着社会人际网络，就有希望让生存环境变得更安全。

所以，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创伤，更好的人际关系网络都可以使伤口更快速愈合。

《疗愈心中的伤口》

而面对大型灾害引发的焦虑和无力感，最好的对抗方法就是为他人做点什么。也许你不能去一线救灾，但转发救灾信息、参加捐助活动、科普安全信息、安抚焦虑的家人朋友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缓解我们自己的情绪，对治愈集体创伤也有所帮助。

总之，创伤虽然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它并不是给生命判处的死刑，它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印记，是我们和祖辈之间的纽带，是我们和集体共同承担的命运。治愈创伤的过程是深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窗口，也是整个社会走向新生的机会。

所以我们无需害怕和回避创伤，只要给点养分，智慧的生命体很快就会长出新的枝丫。

——杨芮《如何应对灾后的心理创伤？》

截至目前，事件尚在调查中。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除了祈福之外难以做出更多，但不随意传播事件相关图片、视频，不恶意调侃、猜测，不扰乱正常工作秩序，不占用搜救相关的应急热线，给予相关家属尊重和空间，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件具体而有用的事。

创伤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在灾难事件面前，只有保持冷静、携手面对危机，才有可能治愈创伤，重新向生机走去。

愿你一生平安，

起落安妥。

原标题：《飞机失事后，如何面对难过、无助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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