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上海足迹｜陕西路的绿荫里，曾有一座日月楼

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也浓缩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巨变。上海的屋檐下，几乎随时可见一些名人依稀的踪迹。也许坐在城中的某个咖啡馆，隔两条街，刘海粟曾对着窗外的复兴公园写生；他边上的什么弄堂里，傅雷正在写作，黄宾虹正在磨墨……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循着这些名家在上海的足迹，可见看到的是个人史，也是文化史、城市史、时代史。《澎湃新闻·艺术评论》推出“艺术名家的上海足迹”系列，第一位走近的是丰子恺先生。

1963年，丰子恺在日月楼翻译《源氏物语》

地处上海市陕西南路的“长乐村”是丰子恺先生“日月楼”所在，1954年秋日，丰子恺一家从福州路搬至此地，在这里度过了21个春秋，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当时“长乐村”尚名为“凡尔登花园”，某日丰子恺坐于二楼室内阳台上，日间阳光充足，晚上可见皓月当空，遂有了“日月楼”之名。

寻访丰子恺在上海的足迹，便从“日月楼”开始。

丰子恺在长乐村弄口。“长乐村”三个字为丰子恺所书，他身后的尖顶楼房为“日月楼”。

1954年9月1日，丰一吟和弟弟丰新枚先行入住这里：

“次日，我们到后门去刷牙，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

陕西南路39弄93号，门口有“丰子恺旧居”的牌子，上书：丰子恺1954-1975年居此，2005年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在春日的和煦阳光下，长乐村绿色的树、红色的瓦与丰一吟所见无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有所变化。与丰子恺研究会理事长冯河清和秘书长许铭娇，约在日月楼会面。门口闲看之时，二楼阳台窗户探出一个脑袋勾手喊我上楼，绕过门口晾晒的被单衣物，走入门中，光线的变化带给瞳孔的感受是幽暗，摸上堆放着杂物的楼梯，能隐约感觉到来自一楼住户门后的窥视。想来1966年后，原本作为客厅厨房的一楼搬入了人家，挤在两楼的丰家人也常接收到类似的窥探。

“丰子恺旧居”门口，晾晒着被单等物。

无法开放的日月楼，封存了安宁与寂寥

丰子恺研究会理事长冯河清在二楼楼梯口招呼我进屋，入内并非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名人故居，相反带着久无人居的霉味，转而往里走能看到一些闲置的展柜展板，再径直向前，一片阳光洒下之处，就是日月楼的阳台。1954年，就在这个阳台，丰子恺将新居命名为“日月楼”，继而吟出了“日月楼中日月长”的下联，上联则取了杭州马一浮所对“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邀马一浮书写对联，自己写了“日月楼”三字，一起装裱好挂在阳台上。

“日月楼”二楼，曾作为陈列室留下的展柜展板，往前走是日月楼阳台。

也正是在这个阳台上，丰子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墙上贴有一张1975年的日历（原件保存在桐乡缘缘堂），这是丰子恺自己画的，并写上了日期节气，每过一日便划掉一日，划至7月29日，没有再划。

丰子恺手绘1975年的日历。

日历下是一方书桌、书桌边阳台东头有一张小床。丰子恺的身高有1米74，而眼前这张小床目测长仅160厘米，宽70厘米左右，小床之窄可见一斑。1970年丰子恺病后出院，喜欢安静，便蜗居阳台，这张小床便是午休所用。丰子恺在这张两腿无法伸直的小床上，一睡就是五年多。

“日月楼”二楼阳台保留了丰子恺生活时的样子。

“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1970年6月在给幼子丰新枚的信中，丰子恺这样写道。

卧床寂寞时，丰子恺会翻阅书籍排解，能坐起来了便开始偷偷工作。人生的最后五年，在不足3平方的阳台一隅，丰子恺写了《红楼杂咏》，翻译了《竹取》《落洼》《伊势》三部物语，画了《敝帚自珍》四套，创作了《缘缘堂续笔》33篇，翻译了《大乘起信论新释》，重译了《旅宿》，还临写了西晋索靖所书的《月仪帖》，并凭借记忆抄录了儿时的童谣……

最重要的是，丰子恺在这里还提前完成了与恩师弘一法师约定的《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书影

《护生画集》源于1927年，当时丰子恺30岁，1929年《护生画集》（初集）出版。十年之后，第二集《护生画集》完成，弘一法师为画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收到恩师之函，丰子恺回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1973年，丰子恺开始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此时弘一法师已圆寂31年。他们的约定跨越了半个世纪，待1979年《护生画集》六集出版之时，两人皆已作古。

日月楼二楼半个阳台是丰子恺的坐卧之角。 （照片为家人拍摄于丰子恺离世之后）

40多年后，记者有幸站在日月楼阳台上，看着这方窄小之地，触碰到一丝丝此处的气息，哪怕世界曾疯狂混乱，这一方书桌上便是心的安宁。

环顾四周，阳台门上方，有一处挂画留下的痕迹，据冯河清介绍，这是曾经挂“日月楼”的地方，马一浮所书“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当年悬挂在小床边的东墙上。1961年出生的冯河清，还记得少时坐在阳台上看姨外公写字画画。1975年8月下旬，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忽然掉落，当时家人预感大限将至。8月29日傍晚，丰子恺送医，其实日历自从一个月前没有再划，可见那时病情已经加重。

1973年，丰子恺在日月楼。

日历上，4月13至21日被圈出，这几日丰子恺回了故乡石门，回上海后，他给很多乡亲写字画画，常抄录《回乡偶书》，并跋“离乡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时节重游旧地，但见建筑全新，园林畅茂，如入一新世界。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这也是丰子恺最后一次回乡。

约1937年初，丰子恺（右四）在石门丰同裕染坊门前。

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病床上的绝笔。

从日月楼阳台上往下看，能看到万物生发、绿意盎然的弄堂，但屋内墙面斑驳、墙角有屋漏痕、还有屋顶墙皮掉落在地。“日月楼”没落至此令人唏嘘。

从阳台望出去的风景。

长乐村将大修成为新地标，丰子恺旧居开放与否尚未知

唏嘘之余，更多的是无奈。据丰子恺之孙（丰新枚之子）、丰子恺研究会会长丰羽向“澎湃新闻”介绍，2009年他出资买下了长乐村丰子恺旧居的二楼和三楼，在姑妈丰一吟的带领下，表哥表姐等丰家第三代于2010年3月作为陈列室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四年，但由于当时没能与一楼住户谈妥将一楼3户一起买下，陈列室不得不在2014年底关闭。

丰一吟题“丰子恺旧居陈列馆”

去日月楼那日，冯河清拿着钥匙，带记者上三层阁，但开锁这个简单的动作他摸索了很久，8年未开放，生疏也自然。三层阁中两小间基本保持了陈列室开放的样子，8年前的留言版定格了当时的记忆，也记录下了公众对丰子恺的崇敬。

1963年，丰子恺倚日月楼南窗眺望

在另外一间，冯河清回忆起小时候在三层阁上看电视的场景，“1962年，我们家花了450元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最初放在一楼客厅，每天吃过晚饭便是一家人的电视时间，因为是弄堂最早有电视的，亲友邻居常来看，所以客厅便成了小戏院，座无虚席。这是日月楼最好的时光。”

丰子恺，《日月楼中日月长》

1962年，丰子恺和孩子们在日月楼看画册

搬入日月楼后，丰子恺一家人也常出门旅游，先后去了莫干山、庐山、镇江、扬州，后又游览了黄山等地。

在日月楼中，丰子恺夫妇及其妻妹先后迎来六十大寿，每次做寿都是家人亲友欢聚一堂。到了周末，新朋旧友的拜访也络绎不绝。其中1956年日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和1965年广洽法师的来访更是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见。

1965年，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日月楼

时光悠悠，这些美好留存在回忆录中。眼前依旧是寂寥的小楼。2021年底，丰一吟离世。丰子恺故居如何重新对公众开放，也成为了丰家后人的责任。“好在过去十年，政府对文化越来越重视，投入也越来越多，‘文化自信’已经写进了国策里。相信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介入下，一定能让丰子恺故居早日恢复对公众免费开放。”丰羽说，“实在不行，还有丰家第四代，等他们长大了一定会为太爷爷的传统文化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拿着画笔的丰子恺。

目前长乐村已经开始立起施工带，即将开启大修。记录下日月楼大修前的模样，也是记录下一位大家、一个时代的印记。

秋日，满地银杏落叶的长乐村。

走出日月楼，忽感脚边闪走一团白色，定睛一看一只小白猫从门廊窜过。想到丰子恺也爱猫，他在日月楼的诸多照片中，常见一只名唤“阿咪”的白猫相伴，还曾作小文《阿咪》，讲述其生活细节。当时阿咪仅3个月大，但丰子恺希望能“健康长寿，像我老家的老猫一样，活到十八岁”。

1963年春节，丰子恺和“阿咪”在日月楼

在丰子恺的回忆中，老猫是其父亲的爱物。“大家吃过夜饭，父亲才从地板间……走到厅上来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壶酒、一盖碗热豆腐干、一盆麻酱油和一只老猫。父亲一边看书、一边用豆腐干下酒，时时摘下一粒豆腐干来喂老猫。”（《辞缘缘堂》）

丰子恺祖父在石门湾开了一爿染坊店，父亲是光绪最后一科的举人。父亲中举时，丰子恺四岁，到了七八岁时入私塾，见书中木版画，便向染匠讨来颜料填色。儿时的填色游戏成了丰子恺日后“学画回忆”之始。

1918年3月18日，在浙江省立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丰子恺。

17岁夏天，从石门湾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李叔同、夏丏尊，得以学画致文。毕业后，丰子恺希望在热衷的图画上有所发挥。无奈家境不允。踌躇之际，恰有同校图画手工科学长吴梦非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归国的同学刘质平计议在上海创办主攻图画音乐的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前去帮忙，共同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后为上海艺术大学），并在学校中教授西洋画等课。这一年是1919年，丰子恺22岁，这也是他在上海生活的开端。

1920年代初的上海，除了上海美专外，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是第二个兴起的艺术专门学校。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一时期两所艺术专科学校均在西门附近。

不过当时公众尚未知西洋画为何物，或认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画。丰子恺依杭州一师时李叔同所授石膏像写生的方法，以及一册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开始了教学。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教法“陈腐而有破绽”，丰子恺甚至自嘲为“卖野人头”（方言：虚张声势以吓人或骗人）。

任教一年半后（1921年早春），丰子恺筹措了两千块独自冒险去了东京，在那里他习画、读日文、学提琴，也看展览、听音乐会、访图书馆、转旧书店……十个月后，两千块用尽，回上海继续在小西门外黄家阙路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

1921年末，从日本归来的丰子恺

期间为了维持数目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的生活，丰子恺有时住学校宿舍、有时租房、有时回乡住。比如1922年，丰子恺就曾在静修路114弄“三在里”租屋住。

静修路114弄“三在里”今貌。

如今“三在里”还在，沿复兴东路过西藏南路一个拐弯，就进入了蜿蜒曲折、四通八达的老城厢，从曹家街到静修路眼前是一个粗犷的生态，头顶“万国旗”飘扬、逼仄狭小的空间造就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再入“三在里”，弄内虽安静无声、却能感受到环境的嘈杂和民宅的老朽破败。

“三在里”弄内

想来丰子恺居住此地距今已是百年，他租了哪一间，住了多久已经难以考证，可以知道的是1922年的老城厢，已经拆掉了城墙、告别了煤油灯时代，逐渐用上了自来水，开始向现代城市体系迈进。

曹家街、静修路一带，还保持着当时的风貌。

从三在里可以穿到梦花街，进而看到文庙的大屋顶，再沿老道前街至蓬莱路、经中华路便可到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所在的黄家阙路，这大抵是丰子恺当时去学校所经之路。黄家阙路不长，大多是近30年所建公寓，早无校址的痕迹，唯有路口处几栋旧改后空置的房屋给人留下怀古的空间。

小西门这一带也是丰子恺在上海最早的落脚之地。

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所在的黄家阙路，早无校址的痕迹。

永义里9号：最早的“缘缘堂”

也是1922年，丰子恺与中国公学同事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加入刚创办的春晖中学（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首任校长经亨颐），并自建“杨柳小屋”。在此丰子恺结识了何香凝、叶圣陶、俞平伯、陈望道，以及蔡元培、于右任等，并融合了竹久梦二和陈师曾的画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朱自清与俞平伯办的刊物上，丰子恺一张《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漫画”自此在中国流行。

丰子恺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至于缘何从西洋画转向漫画，丰子恺曾自述，因为做教师，居处、时间无定，虽有利用课余研究艺术的梦想，却每每不能实行，油画箱和提琴久已高搁，“手痒的时候，拿毛笔在废纸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种漫画”。

“子恺漫画”刊载之时，丰子恺已经卖了“小杨柳屋”回到了上海，他与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希望创办理想中的“立达中学”，并将买屋所得700余元充实为办学经费。

再回上海，丰子恺白天在小西门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上课，晚上到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俭德里10号租屋筹备创办立达，深夜再回专师。“俭德里10号”在今罗浮路东侧，目前建筑已不存。

今武进路、罗浮路口，为虹口静安交界。

1925年夏，立达中学在北郊江湾自建校舍，期间丰子恺住过周边的同安里、安乐里、乐盛里，在《爸爸还不来》中，丰子恺画下了妻儿在乐盛里外等待父亲回家的场景，这许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丰子恺《爸爸还不来》，记录了乐盛里的生活。

1926年4月5日，丰子恺一家搬入永义里9号立达中学校舍。来年农历9月26日丰子恺30岁生日，丰子恺和三姐丰满在永义里宿舍、释迦牟尼像前皈依弘一法师成为居士，法名“婴行”“梦忍”。也就在这一回，丰子恺请求弘一法师为永义里丰家宿舍取个宅名。他们在释迦牟尼像前的供桌上，先后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缘缘堂”的名字就此而来。

丰子恺皈依时自刻的印章。

丰子恺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中，永义里9号成为了首个“缘缘堂”，后来“缘缘堂”随着丰子恺一家的搬迁而转移，直至六年后在故乡石门自建“缘缘堂”。

也是在永义里9号的“缘缘堂”开始了《护生画集》的创作，1929年2月，《护生画集》（初集）由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发行，这一年正是弘一法师五十整寿。

除了教学、漫画之外，这一时期丰子恺还出版有译作《苦闷的象征》（1925.3），他最早的音乐和美术理论书《音乐的常识》（1925.12）、《西洋美术史》（1928.4），散文集《缘缘堂随笔》（1931.1）等。

弘一法师寄给丰子恺的明信片。

1926年6月，立达学园文艺院图案系西洋画系师生在画室摄影，左二为丰子恺。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立达学园校舍损毁修缮，丰子恺暂回石门平屋。待复课时，也曾在永康路雷米坊暂住，当时雷米坊属法租界，租金不菲，仅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楼，一两个月便退租。

今天雷米坊依旧在，位于市二中学对面，现名为“永康新村”。弄口挂牌为市保建筑，上书雷米坊“砖木结构，1931年竣工，典型西班牙式花园里弄住宅”。更确切的说，永康路109弄为雷米坊；与太原路相通的175弄便是老上海口中的“外国弄堂”。

永康路“雷米坊”旧址

丰子恺幼女丰一吟曾在《十二年住十三处》一文讲述了从日本回国至在故乡建“缘缘堂”之间的12年间的生活状况。对她而言，最早留下回忆的是三四岁住的雷米坊：“那时我老是坐在楼梯转角处旋铜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经过楼梯转角处，总是俯身说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铜板了？’那时我们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铜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永康路“永康新村”（雷米坊）内建筑。

离开雷米坊后，丰子恺把家人送回了石门，自己住回了重建的永义里校舍中。在这12年中，除了专科师范、中国公学、春晖、立达外，丰子恺还在上海城东女学、上海大学、澄衷中学、复旦大学、松江女子中学，开明书店，以及宁波第四中学等供职。

为了给家人一个更安稳的家，1932年秋丰子恺在拆了石门平屋改建“缘缘堂”，大约在1933年初落成，丰子恺虽依旧需要奔走在沪杭和石门之间，但也辞去了一些教职，在缘缘堂内饱览四时风光，享受天伦之乐，这也是一家人的美好时光。

然而，仅仅六年，抗日战争打响。1937年11月一家人辞别缘缘堂，仓皇出奔，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汉口至桂林；1939年春夏又迁居宜山、思恩；1940年初到遵义；1942年又赴重庆，1945年8月10日，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回到江南，缘缘堂已成焦土，立达学园也毁于炮火，丰子恺所敬重的恩师弘一法师、夏丏尊已经不在人世。

丰子恺，《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搓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写文悼念两位恩师说：“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严肃而有趣。就问了他们两人同样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

再看丰子恺在绘画、音乐、文学上的成就发源于两位恩师，办教育重博学多能、乃至为人处事之道也来自两位恩师的影响。只是皈依弘一法师的“缘缘堂”（永义里9号立达中学校舍）已是居民小区，方位大约在车站南路28号复兴高级中学的对面，巧合的是丰子恺的次女丰宛音后来是复兴中学的语文老师。

丰子恺与夏丏尊共事的时间更长，当教师、做编辑，更因为开明书店常常在夏丏尊在梧州路相晤。

开明书店：“书店是我们外婆家”

当将丰子恺一生诸多细碎的记录关联，均指向了开明书店。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主编章锡琛因鼓吹妇女解放及男女平等卷入争论浪潮，为此商务印书馆撤换了《妇女杂志》的主编，强行改变周刊风格。不愿受人束缚的章锡琛提出辞职，脱离商务印书馆。

章锡琛在《妇女杂志》任编辑的时候，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立达学园，结识了同样是成员的丰子恺、胡愈之、郑振铎、朱光潜等人。并另办了一份妇女期刊《新女性》，但做杂志无法养家糊口。章锡琛便同胡愈之、夏丏尊等人商量着开书店。最后以众人集资认股的方式，于1926年8月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的家中创办开设了“开明书店”。

文人办书店不重利，重出版质量和格调，也不会根据作者知名度筛选出版作品。所以，当看到《子恺漫画》，章锡琛觉得独具一格，便决定出版这部作品。精心制作的《子恺漫画》出版后获得了不小反响。丰子恺从此闻名，同章锡琛也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章锡琛和丰子恺。

1928年冬季，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等人发起将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不仅有丰子恺自己投入资金，妻子徐力民也贡献出积蓄支持开明书店的发展。公司成立后，章锡琛广纳贤才，塑造了一支强大的编辑队伍。其中包括了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郭绍虞、朱自清、朱光潜等。

再看开明书店总店（经理室、编译所、总务处、货栈）先后设址宝山路、兆丰路（今高阳路）和梧州路，与丰子恺当时所住立达学园永义里虽有距离，但均属今日虹口一带，且不少立达同人也加入了编辑队伍。

开明书店店徽。

除了在开明书店出版自己的作品外，丰子恺还参与了店徽的设计和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工作、担任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新少年》等青少年杂志的编辑。不仅如此，丰子恺还与叶圣陶、林语堂分别合作了《开明国语课本》和《开明英文读本》，丰子恺的漫画和文字的配合，成为小学教科书的新例，影响至今。

开明书店

“八·一三”战事爆发，设在梧州路的总店和专为开明书店排印书刊的印刷厂毁于战火，书店内迁。1938年3月，丰子恺途经汉口时，曾暂住交通路开明书店仓库二楼；在桂林的住所也是当地开明书店的经理陆联棠帮忙联系的。

《开明国语课本》内页插画均由丰子恺绘制

抗战胜利，恰逢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总店又迁回上海。丰子恺与开明书店老友发起弘一法师、夏丏尊纪念会，在上海玉佛寺展出两位老人的遗墨、遗作、遗物，以志追悼。丰子恺在杭州办五十寿辰，章锡琛、叶圣陶、郑振铎等开明书店同仁在上海诗文遥贺。

上海开明书店同仁参观联华影院时合影

为筹划台湾分店，丰子恺应章锡琛之邀，两家一同于1948年9月27日由上海乘“太平轮”去往台北。在台湾盘桓56天后，渡海厦门，拜谒了弘一法师在南普陀的故居和泉州圆寂之地。在厦门停留不久，叶圣陶从北方来信嘱其早归，但为了《护生画集》第三集的文字，丰子恺独自前往香港拜访叶恭绰。1949年4月23日，丰子恺带着叶恭绰写好的护生第三集的文字，在隆隆炮火中赶回上海。先行回沪的家人暂住于西宝兴路汉兴里张逸心（同乡、学生）家，丰子恺回来后在同一里弄顶了一幢房子，正是在此，一家人看到了上海解放。但解放之初，汉兴里附近工厂经常成为国民党飞机轰炸的日标，为安全起见，丰子恺顶出了汉兴里的房子。在开明书店的同事、也是艺术师范的学生钱君匋邀请下住到了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3弄（临园村）76号2楼。后因开明书店迁往北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昔日老板章锡琛举家北上，便把福州路671弄7号的房子连同家具无条件给丰子恺一家安身。

1951年1月23日，丰子恺一家迁入福州路，丰一吟曾回忆，这一处住所的边门就对着国际书店（成立于1950年4月12日，今外文书店）的后门，53岁的丰子恺买了一本日文版的《俄语一月通》，苦学俄文。在福州路居住期间，丰子恺受聘文史馆，每月致酬一百元。长子丰华瞻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次子丰元草抗美援朝去了朝鲜；长女丰陈宝结婚。

南昌路近重庆路，丰子恺曾应钱君匋之邀，入住南昌路43弄。图为南昌路44弄，单号门牌一侧已是高楼。

再看汉兴里、临园村，福州路这几处住所，均与开明书店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如今汉兴里早在十余年前已经拆除；南昌路43弄所在的单号弄堂已起了高楼，南昌路并未拓宽对面一侧的老建筑均有保留，依旧可见当年的样子。福州路正处于旧改许多弄堂已封。

丰子恺在日月楼

回顾丰子恺在上海生活的足迹，从老南市、虹口闸北到福州路，直至生活了21年的长乐村，无论悲欢离合，丰子恺始终豁达乐观坚韧，并影响着他周围的人，通过丰子恺的上海足迹，也能看到他的交友和工作圈，继而看到大家的炼成。

丰子恺一家在日月楼门口的合影。

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丰子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大部分已不存，唯有长乐村的“日月楼”依旧保留，即将迎来的修缮将让长乐村能更好的保留。据悉，“修缮后的长乐村有望重塑昔日凡尔登花园的风情万种，成为黄浦衡复北片的新地标”。大修以后，日月楼是否有可能作为故居开放？目前尚是未知数，但未来的“新地标”中，丰子恺旧居还只是门口一个铭牌，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