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还是繁荣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并且还实现了繁荣。但是，很快美国就陷入了霸权悖论：搭美国霸权便车的欧洲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的挑战者；为维持霸权体系的巨大公共成本的支出压制了美国的增长，导致繁荣的终结。而且，这两种冲击是相互加强的。美国要想成为与维持其世界霸权，就必须支持欧洲与日本的复兴与繁荣，并且还需支出大量的费用来维持一个能够实现繁荣的、和平、安全与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在这样的霸权治理体系下，欧洲与日本等西方国家可以在免费分享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服务的环境下尽其全力地发展经济，最终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则因承担霸权责任，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国际事务，从而制约了国内的经济增长，由此造成的竞争力的下降又进一步恶化了其经济增长的前景，繁荣随之消失。

到尼克松执政的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国际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从现象上看是出口下降与进口增加，但在本质上是竞争力的下降与贸易双方的实力变化。在布雷顿体系之下，名义汇率是固定的，影响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实际汇率（工资率），美国不断上升的工资率，既是出口下降的原因，也是消费与进口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增加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来提高生产率，对冲不断提升的工资率，那么这种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但遗憾的是，美国的大公司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它们选择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以对外投资来替代对外出口的做法增加了公司的利润，但却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现在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的不仅有后来居上的欧洲与日本的公司，还得加上来自于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持续的逆差、再加上大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金融效应是美国黄金的外流，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元供给量的下降，于是“特里芬困境”降临，世界面临通货紧缩危机，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体系与金本位货币制度都已不可持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推出了旨在重新造就美国繁荣的“大举措”。“大举措”的目标是变革脆弱的政策，纠正日益恶化的国际收支逆差。“大举措的”方法是新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变以“项目为导向”的政策为“以目的为导向”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美国不再与其获得顺差的贸易伙伴国开展单个议题的谈判，而是要进行一次恢复贸易平衡的一揽子谈判或者改革。

“大举措”又是如何推进的呢。想要平衡持续的贸易逆差，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增加关税；要么改革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允许美元贬值。当然也可以选择两者叠加，成为真正的“大举措”。面对国内实际汇率的升值，也就是工资率的持续上涨，还必须对“工资-价格”加以监管，以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借助“大举措”进行的调整，产生了两个相互冲突的结果：“大举措”控制了工资（实际汇率），增加了就业，据此，尼克松声称他捍卫了美国的繁荣梦；但是，美国用重商主义（增加关税与货币贬值）来反对欧洲与日本的重商主义（倾销加贸易保护）的做法，把一个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霸权体系变成了一个相互竞争与货币竞相贬值的体系，美国的霸权开始走向衰落，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因为它要繁荣。由此可见，霸权与繁荣是不可兼得的。仅仅是25年的霸权，就让美国经济走上了衰退的道路。美国要重新繁荣与伟大，就只有放弃霸权。1971年11月签署的《史密森协定》揭开了美国霸权衰落的序幕，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再维护自由贸易体系；197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开始大幅贬值，美国不再承担稳定国际货币与金融的职责；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开始针对来自于日本的倾销与欧洲的贸易保护采取强硬立场，其结果是日元与马克的大幅升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至此，美国的霸权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因为霸权的“合法性”源于责任，而不是权利。不承担责任的霸权是非正义的，而且也不可能产生“正和效应”。所以霸权稳定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基于这样的因果关系，以“非正义”和“零和博弈”来界定霸权是错的，恰恰相反，“非正义”和“零和博弈”刚好是霸权失败的标志。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霸权衰落了，然而美国霸权的遗产还在。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顺差市场，美元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仍然是世界创新大国，美国仍然是一个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与价值取向上发挥进步作用的国家，而这正是美国的霸权遗产至今尚未被挥霍殆尽的原因所在。这些霸权遗产还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能否重归繁荣。

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在失去霸权的时候，并没有实现长久的繁荣，因为美国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经济失败：其一，是从产业资本主义走向金融资本主义；其二，是放纵大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错误叠加在一起，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更多的研究表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不是日本式的产业空心化。日本的产业空心化是由日本企业整体性的资本外逃所造成的，而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制造空心化，即研发留在本土，制造外包。其结果，日本是长期的经济衰落，美国则是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而造成的增长停滞，这种停滞是因为美国无法实现工资与利润、以及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平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退出全球产业链分工，对跨国公司加以管控，就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所要面对的课题。

总之，霸权是一个陷阱，它会牺牲掉一个国家的繁荣。霸权与繁荣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美国霸权的衰落给所有想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现代启蒙。没有了美国霸权的后霸权时代又会是怎样的呢？有三种可能的场景：由国际机构主导的国际合作；大国博弈；非正义霸权的崛起。第一种场景可以产生共同繁荣的正和效应，但现实可能性不大，因为国家异质，合作成本过高；第二种和第三种场景已经真实显现，其效应必定是负和的，但却得到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具有伟大文明前史的国家，都想借助于历史主义、在大国博弈中重新崛起，甚至还想要建立非正义霸权。世界处在文明的冲突中，只有能够创造持久繁荣的国家才有未来。

（作者华民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