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裔美国学者谈印度的全球化进程：为何今天困难重重

6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内举办了一场题为“印度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视角（India’s Globaliz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主持，邀请了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Manjunath Pendakur主讲。

曼殊纳特·蓬达库（Manjunath Pendakur） 的研究方向为媒体政治经济学，已经出版一系列有关加拿大、美国和印度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文章。蓬达库教授当前专注印度的全球化和农村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蓬达库教授指出，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就是从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媒体。全球化早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了，它本质上是一种变化，而变化又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是恒定不变的。蓬达库教授主要围绕印度历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来解释印度全球化这一问题，这六个时间点分别是：1757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王公的普拉西战役、1947年的印度独立、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革命；1975年的国家紧急状态；1991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以及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的被毁。在他看来，这六个关键点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印度的全球化进程。

1757：东印度公司赢得掠夺权

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始于欧洲对贸易的热情、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最终的征服。1492年，哥伦布在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率领船队沿欧洲向西航行进而发现美洲新大陆。不久之后，达·伽马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成为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地理大发现家。自此，葡萄牙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海上航线垄断，沿西海岸建造了堡垒，但在国内政治上却没有太大建树。直到十八世纪莫卧尔帝国衰落，事情才有所变化。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Plassey）战役爆发，英国方面由克莱武率领的军队以少胜多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完全控制了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任命克莱武为孟加拉总督，开始统治孟加拉。体制的不健全、财富的大量流失，收支的不平衡，东印度公司一百年的巨大掠夺都造成了印度的长期贫困。

普拉西战役后，胜利者依靠奸诈，伪造合同、贿赂银行家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从孟加拉的失利者处缴获了不下250万英镑的财富，按照如今的汇率，克莱夫得到了近2300万，东印度公司掠夺了2.5亿英镑之多。

1947：非武装民族主义抗争

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独立建国的理念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7年，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真正使印度得以从英国独立。作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印度虽然有着丰富的资源，但大多数人仍处在贫穷、饥饿和疾病当中。新政府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巩固一个从次大陆演变而来的民族国家，以及如何养活生活那里的劳苦大众，再加上印巴分治，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第一大艰巨任务是为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创建一个明确的边界。土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国之初，印度存在过562个有名义主权的土邦，他们先后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君主缴纳了保护费。其中，巴基斯坦进军并占领了喀什米尔的一部分领土。尼赫鲁不得不派遣军队到海得拉巴说服纳瓦卜（Nawab）与现代印度联合。至于其他的土邦，每年也能得到了丰厚回报。为了巩固外交从而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印度，国家还是得补偿这些寄生虫。不过，当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就任总理之后，这些“投喂”就终止了。

其次就是民生问题。当时印度人口约为3.8亿，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民，预期寿命仅为33岁，每年有800万个新生儿降生。如今，每年新生人口为1.32亿，在过去70年中，人口猛增。饥荒，疾病、识字率低、种姓阶级矛盾是一方面，另一边印度人赖以生存的古村落很快被推倒重建以适应印度加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混乱和流血之上盛开出一朵崭新的蔷薇，随着宪法的通过，印度共和国诞生了。

1970s：绿色革命

到了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印度开始了“绿色革命”。最早印度有85%的农民都入不敷出，因此这场革命至关重要。“绿色革命”之后粮食产量急剧上升，印度结束了对欧美国家的粮食依赖，尤其是在大米和小麦的产量激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度的饥荒问题。

然而，不利影响也十分显著。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杀菌剂污染了水和土壤。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必然要求大量的水，这就需要修建大量的水坝，挖很多井，这不仅破坏了土壤结构，也对经济提出更高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革命导致了印度深重的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债务之高、自杀率之高都是史上之最。

Pendakur教授强调，这一时期遗留下的水资源问题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1975：国家紧急状态

1975年，印度总统艾哈迈德按照英吉拉·甘地总理的劝告，根据宪法第352条第1款宣布实行的紧急状态，以应付国内政治危机。它通过不断修改宪法条文和法令，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暂停议会、抓捕反对派领导人入狱、禁止罢工、节育绝育、实行新闻检查，给警察和间谍机构更大权力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改善了印度的经济情况，但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个时候推崇个人崇拜，当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腐败也因此滋生。最终，甘地扼杀民主的行径则使她在政治上失去人心。加上其子桑贾伊·甘地推行的强制绝育运动和用暴力拆毁贫民窟的做法，最终导致国大党在1977年大选中失败。

此后，印度右翼崛起，右翼政治的形成，一方面是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亲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定义印度。但是，地下工作常常为国大党所禁止。直到新自由主义在印度落地，事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人民党及现任领导人莫迪，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印度改革。

1991：新自由主义

1991年以来，印度的经济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向，由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的经济学家主导经济改革，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向全球经济接轨。这场由财政危机引发的戏剧性转变，对国家的战略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全国上下为一套亲西方的、亲市场的极端民族主义所笼罩。印度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超级富豪出现、腐败扶摇直上、工会没落、城市扩张……

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4亿印度人生活在1美元每天的标准之下，与此同时，新中产们却迈入了宏大的全球化潮流之中。他们吃着麦当劳、必胜客，可以在宝莱坞进行各式各样的娱乐享受，如同一只只蜷缩在空调中的茧。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右翼的坚定支持者，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印度侨民关系匪浅。

1992：巴布里清真寺的毁灭

巴布里清真寺原本是宗教圣地，但在1992年12月6日，被印度教极端组织强行拆毁，当时曾引发严重的宗教流血冲突，导致数千人丧生。这场15万人参与的政治集会最终演变成暴动，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大城市随后都发生暴动。

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被极端民族主义者错误煽动，将我们与他们、印度教与穆斯林和基督徒、信教者与世俗主义者对立，成千上万的砖瓦粉碎、成百上千的生命远逝，这真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政治闹剧。

各种宗教派别或多或少地存在原教旨主义的成分。在印度，牛的屠宰问题是印度教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争议的热点之一，因而还出现了与牛相关的义务警员。关于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在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也存在分歧，另外，印度教右翼内部还出现了分支。在国际上，他们被称为世界印度人理事会（VHP）。在印度当地则是湿婆神军（Shiv Sena），Bhajrang Dal或其他的武装塞纳斯（Senas）。

最后， 在畅想全球化的未来时，蓬达库教授说，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迅速变化，全球化已经脱轨。因为未来的战争是全球性的，而且仍然是由美国和欧盟联合发动的。但美国内外都存在着强大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就是内部的实例。而在美国外部，欧盟陷入了严重危机。北约似乎也困难重重。中国和印度试图填补美国在霸权扩张中遗漏的真空，通过“金砖四国”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不过，腐败的蔓延，人民的低幸福感，社会关系的紧张和潜在的暴力对抗，克什米尔的暴动，东北部的骚乱都暗示了印度难以成为全球化中的决定力量。

活动结束后，记者对蓬达库教授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澎湃新闻：您在讲座中有提及印度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蓬达库：现代社会不该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印度有很多穷人，但是国家不穷，印度在教育、基础设施、技术上都表现不俗。所以印度政府应该关注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福利，然而我们并没有在做这些。

澎湃新闻：所以您的意思是，政府的缺席加深了贫富分化？

蓬达库：一定程度上是的。政府对外借了很多钱来扩大投资、发展商业、开拓市场，这个市场包括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我在讲座中也有提到的，印度有四亿人每天的生活标准是在一美元以下的，可以说极度贫困，并且这也会影响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也会没鞋穿没学上。

澎湃新闻：印度无法承担起如此沉重的外债？

蓬达库：这些钱不一定都是印度政府主动借的，现在很多外企到印度来投资，像硬件软件、天然气、木材，这无论是对印度本土还是外企都是有利的，很多印度人可以实现就业获得生活来源。就拿高科技行业举例，比如说，你去美国的Facebook、Google之类的公司工作，你一年可以拿到十万美金，但是如果在印度类似的企业工作，你每个月只能拿到两千美金，只有你在美国工作的四分之一。

澎湃新闻：在我的观念中，印度的物价应该会比美国低一些，那么折算下来，在印美企业工作的生活水准是不是差距没有那么大呢？

蓬达库：其实不是，美国的通胀率平均在百分之五六左右，奥巴马时期降到过2%。而在印度，通胀率高达25%。所以在印度每样东西的花销更大，像气、电、通讯的价格很高。普通家庭根本没钱买房，只能每天工作，工作了就有钱买食物，不工作就什么都没有。而且在印度，没有工会来保障你的合法权利，那里的人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做六休一，工作强度非常大，而且无法同工同酬。两千美元一个月看上去一个可观的收入，但是物价很高，你还是无法买车买房。我之前有和印度的一些年轻人接触，他们从事软件业，也还是住在出租屋里。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印度如今的当务之急还是发展问题吗？

蓬达库：印度是要搞好各方面的发展，但我认为有一个更完善的分配制度也很关键。现在印度的发展已经很快了，GDP每年能增长十个百分点左右，印度现在也有很多富豪。

澎湃新闻：人口的过快增长是否也为解决问题增加了难度？

蓬达库：确实印度的人口增长太快了，建国初期，印度有3.8亿人口，现在是过去的4倍！另外，印度从来没有过一个农业部门来处理过土地问题，土地上的农民日耕夜作收入低微，有时遇上疾病或者家中的女儿出嫁这些紧急情况，他们只能出售土地卖钱或者通过借钱来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丧失了谋生的来源，而且印度民间的贷款利率也高得惊人，这些都加重了农民的贫困。所以我想到的几个方法就是：一是解决土地问题，二是建成工会等组织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三是安顿好孩子，四是解决好水质问题。

澎湃新闻：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您觉得当前印度遇到的这些问题能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

蓬达库：当然，至少过去我们善待自然，没有污染。人类现在遇到的污染是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先进的技术确实能够解决现代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尤其在医疗领域，古代人别说癌症了，他们连一些常见的感冒都无法战胜，而这是我们现代人能做到的。但是碧海蓝天这些，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相伴而来的。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现在印度的媒体状况吗？

蓬达库：这就说来话长了，在印度，商业报纸数量繁多。由于印度地区人们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报纸、电视台、广播。就国家层面而言，电视至关重要，印度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智能手机，但电视却十分普遍。不过，阅读报纸的习惯在印度仍然得以保留，并没有下降，印度家庭普遍认为报纸比电视有更高的可信度。而电视上却是各种论战充斥着噪音，所以印度人宁可选择收看BBC、CNN而不是印度本地生产的新闻。由于智能手机的出现，社交媒体也有一定的市场，人们开始在手机上浏览信息，谣言也产生了。之前，我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讨厌黑人？我想他是从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只言片语才下这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