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何藩，摄影诗人的人生世界

为纪念香港摄影师何藩（1931年—2016年）辞世一周年，香港苏富比在6月为其举办了一场《何藩 : 镜头细诉香港光影》小型展览，展示了何藩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30多幅手洗摄影原作以及跟随他半个世纪的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相机。

香港时期的街头摄影掺杂着艺术家的乡愁

相比电影人的身份，何藩早在30岁时已是蜚声国际的摄影家，1959年便已出版了《街头摄影丛谈》。透过摄影诗人何藩的每一张作品，能看出作者眼中所见的人生世界。追忆起这位电影与艺术界的前辈时，导演吴宇森说：“何藩的作品可说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叫人不免看一下自身及现今这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好像缺失了些甚么……那只好从他的照片中把失落的记忆追回来。”

在一幅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照片《上海近岸》中，一位渔人躬身划着小舟嵌进外滩的晨光里。离乱时代中，摄影师没有拍摄破碎的十里洋场，转而以淡淡的忧郁气质留住了人们渴望的安宁。

画面的记录者，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何藩。早年已显示出诗人气质的他，后来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电影导演及演员。2016年6月19日，何藩病逝于美国加州，享年84岁。回顾过往，唯有摄影师的角色伴随他一生并为其终身所爱。

半个世纪前，何藩就吸引了吴宇森的注意。“那时他在一部颇受欢迎的西游记电影里演唐僧，形象清新得反像个笑容可亲的弥勒佛。殊不知这才是他的真性情，真切的笑容来自谦虚的态度，跟大家握手总是用双手紧握着对方的手，透过厚实的掌心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切和热心，这是他的‘平凡’；在他的笑容的背后潜藏着内敛的艺术气质，后来得知他演戏以外还是位早已发表过不少杰出作品的知名摄影家，另外又比我们更先一步地拍了两三部倍受激赏的实验短片，但仍谦恭如一，跟着我们在一起痴迷，一起谈电影；那时候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令我们对有文化素养或爱艺术的电影人都心存敬重，这是他的‘不凡’。”吴宇森回忆。

1931年，何藩出生在上海，是富裕商家的独子。1941年，因为战争的缘故，到澳门洽商的父母滞留当地，十岁的何藩便在家佣的照顾下成长。为了逃避恐惧排遣寂寞，何藩常流连于南京路尽头的电影院，同时以父亲留下来的一台柯达Brownie小相机记录身边的景物。摄影不仅给何藩带去慰藉与快乐，他也凭《上海近岸》的获奖初露头角。另一幅捕捉雨天家中窗外城市景象的《上海雨天》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极为珍贵的上海时期的摄影。少年何藩在动荡状态中的“无聊”不经意间成为了艺术创造力的源泉，可以说，这一时期便是他摄影的起点。此时摄影中的人文关怀与诗意气质，掺杂着艺术家的乡愁，在何藩香港时期的街头摄影中得到了延续，成为今天我们纪念这位摄影诗人时烙在他影像中最富个人化的印记。

刚刚在香港苏富比空间落下帷幕的《何藩：镜头细诉香港光影》中，摄影家的镜头从黄浦江畔移到香江两岸，捕捉的依旧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香港仔的黄昏》《后巷》《一帆》……镜头中，何藩运用光线与阴影交叠的效果合奏出温暖的歌谣。1949年何藩迁居香港后的全部作品，都是以一台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古董相机拍摄的。

《后巷》 1955年

《一帆》银盐照片 48.2 x 18.5cm 1957年

1945年，战争结束，一度停滞的香港摄影活动逐渐恢复，何藩在那时加入了几个协会和摄影俱乐部，学习摄影技术、研究美学和历史知识，并结识了一批香港著名摄影师。很快，何藩的摄影才能就为他赢得了约200个奖项和冠军头衔，并频频撰写杂志文章，进行公开演说。1956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British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的成员，两年后被美国摄影协会评为全球最佳摄影师。

1950至1960年代，是何藩摄影事业的黄金年代。1959年，他出版了名为《街头摄影丛谈》的文集。在这本书的开头，何藩阐述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各有特色和有点，又言摄影与其他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即时性与真实感。“没有一种艺术媒介能像摄影那样表现得十足肖妙自然，精确逼真，一成不变……惟有真人实事…才具有无比的表现力、感动力和说服力。”

何藩提出两类摄影——“写实”与“非写实”。前者以直接坦率的手法（如纪实风格）记录现实，而后者则着意呈现另一种真实，更像反映个人内在的灵魂精神。在艺术经理人Sarah Greene看来，何藩的作品力求创作出“非写实”的表现风格，“一幅街景不但展示镜头前的景象，更要显露镜头后摄影师的真情实意。”作品《父爱》是展览作品之一，父亲并不宽阔的肩膀上有一个小女孩，一束逆光照着女孩蓬松的毛发，还能看出一场阵雨留在破旧伞脚边的痕迹。父亲，无论怎样的父亲都是给孩子遮风挡雨的伞，这个场景，对于曾因战争被迫与父母分离的何藩来说，该是引起了心中的涟漪和温柔。通过这幅作品也能看出何藩的艺术主张——“每一张作品都是一个小窗子，透过它来看出作者眼中所见的人生世界。”何藩本人曾这样评论这件作品：“现实生活正如一道滔滔不绝之洪流…（摄影家）在变易无常的现实人生中抽取永恒的影像。”

曾有人问何藩为何选择街头摄影，得到的答案却出人意料。何藩说：“实际上，是街头摄影选择了我。”

“我从小就是电影迷，我热衷讲故事。来到香港后，我想以某种方式说故事。我进了当时堪称最好的学校圣保罗书院，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写作突出，导师给我起了个昵称‘了不起的学者’。当别的学生还得待在学校时我已经可以出去工作了。

“我喜欢各类写作，特别是小说。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不能继续学习了。因为偏头痛的不愈我无法阅读，医生也无计可施。我发现唯一能缓解头疼的办法就是上街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为了不那么无聊，我就拍点照片打发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拿到第一名，由此得到鼓励。于是，我开始用摄影的方式讲故事。”

何藩女儿何诗敏（Claudia Ho）说：“我们发现，每当父亲谈到摄影时，眼睛里就闪烁光芒。摄影是他的初恋也是真爱，他从未想过要成为商业摄影师，他想要的是自由地表达自己。”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摄影师一个有备而来的独行者，他们在都市游走，穿梭于城市中天堂与地狱的极端景观，怀着欣赏与同情之心，在城市漫游人眼中，世界永远‘风景如画’。”摄影学者冯汉纪认为，何藩正如一个漫游人，用他的相机关注着这个城市的民生点滴，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何藩成功演绎了作家、摄影师、演员、电影制作人各个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敏锐的眼光和一颗和煦的心。

转任导演，不如摄影师那样自由了

1961年，怀有电影梦想并以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为偶像的何藩加入邵氏影业，起初担任场记并出演过一些配角。1965年，他在《西游记》中扮演唐僧，颇受好评。1966年，何藩开始创作实验电影，作品先后入选不少国际电影节。

何藩曾以玩笑的口气说：“我有名。但没有钱。”不过，在那个年代，何藩凭借他在写作、表演、摄影以及初为电影导演所积累的声名，很快被香港本地电影商选中。“在电影业，如果不赢得票房就算不上成功。因为得过奖，他们就让我在香港拍商业电影，但是在1970和80年代，假如不加入色情和暴力元素，就不会成功。”何藩说。1969年，何藩离开邵氏，1972年转任导演，执导过《浮世风情绘》《浴焰浓情》等一系列唯美派艳情片及文艺片。

“拍电影不像摄影师那样有充分的自由，他不得不拍摄了一些香港当时‘主流’的商业电影，题材比较庸俗，艺术性不高。但由于他的才华，使他能与制片人协商，从而为自己的艺术电影获得一小笔经费。这些艺术电影并不卖座，但正是它们，以及‘总有一天会拍摄自己的电影’这一希望，支撑着他经受住电影拍摄中遇到的挫折。”Sarah Greene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1990年由何藩导演的《三度诱惑》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的三级片。批评家们认为何藩许多电影的标准相对较高，他也常常被邀请担任知名电影节的评委。

1979年，何藩的妻子和子女前往美国定居。1996年，退休后的何藩也搬到了加州圣荷塞。回忆当时，何诗敏说，何藩对自己的事业越发不满，追求艺术的失败以及住在美国郊区所带来的疏离与不安，令他越来越沮丧。

“他没有运动的习惯，总是感到很乏味。他惟一的兴趣就是工作，这导致他的健康状况也变糟了。于是，我们建议他重拾相机。”何诗敏说。

但是，何藩从没想过添置一台数码相机，何诗敏甚至说“他瞧不上它们”，他也对旧金山港湾区整齐的街道和高速公路毫无兴趣。何藩将自己拍摄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大量底片整理了一番，并将这些此前从未公开的照片拿给了当地的画廊。

2000年，何藩的第一场关于1960年代香港的摄影作品个展在美国加州举行。巨大的成功使何藩“重获了信心与快乐”，何诗敏说，“他找回了最初所爱，他的所言所行看起来都发生了变化。”

何藩说自己对光线、阴影、线条和形式有一种直觉，此外，第二重要的是主观视角，通过这个要素创造出同理心。

“手持照相机的诗人”

《日暮途远》是何藩最著名的摄影作品。海浪从照片边缘涌入，不断拍打岸边。一名男子独自骑着三轮车，场面洋溢一片孤寂，而此时夕阳徐徐下落，四周庄严肃穆。他曾坦言：“假如我只凭一张作品留名，我希望是这张。”

“这件作品拍摄于香港岛西区。当时我在学习中文，有一首诗歌给我极大的印象。我要找到一个地方，他能给我和诗中相同的感觉。那份心情、气氛和主要元素——所有这些都要表达出诗歌中的情感。当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去了好几天。三轮车、步行回家的人、海浪拍打堤岸后残余的静默、光线压得很低……对我来说，那个决定性瞬间就是如此令人震惊。时至今日，半个世纪前拍摄时的情境仍浮现眼前。”何藩毫不掩饰对作品的深情。

何藩是擅长运用主观视角和人道关怀的，并且从象征主义和抽象摄影的传统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他认为象征主义的概念与自己对非写实摄影的追求不谋而合。无论是《日暮途远》，还是《返港》《送豆腐》《午后闲谈》，通过这些摄影本身以及标题的命名，都能感受到何藩摄影中强烈的叙事性。

《午后闲谈》银盐 照片 35.7 x 49.4cm 1959年

《喜相逢》银盐照片 39.2 x 47.7cm, 1963年

“他尤其关注人生的悲剧性色彩。他将自己的眼与心所感受到的东西，与诗形成回响，并以照片的形式传达出来。从这一点来说，他打开了街头摄影的新方向，一个诗性的、抒情的维度。此外，香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而这恰恰又是何藩摄影的主要场景所在。这一场景的特殊性也赋予了何藩街头摄影的特殊性。”Sarah Greene说。

何藩是念旧之人，坚持胶片摄影。“我爱听快门的声音。对我来说它像音乐。我也爱暗房。”何藩也运用新技术，photoshop和Lightroom一类的软件可以增强照片效果。“我更喜欢暗房，但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我已经不再去了。”2013年他告诉采访者。

何藩也是有趣之人，熟悉他的人知道，无论在开会、讨论剧本或者谈电影时，一进房间，何藩就脱掉鞋子，赤着脚走来走去。吴宇森开玩笑地说：“有听说过赤足天使、赤脚医生，我们也有一位‘赤脚艺术家’。”

Sarah Greene说自己从未遇到过像何藩这么慷慨、谦虚、睿智的艺术家，直到2016年逝世前，何藩依然思维敏锐并常常与自己分享对摄影的认识。“何藩试图通过香港街景摄影表达更重要的真善美，但这并不掩盖他对摄影技术的深厚兴趣。他作品构图极为严谨，足以证明他对传统构图远离的了如指掌。他采用二次构图来塑造作品中的巧妙构图。即拍摄为‘一次构图’，剪裁为‘第二次构图’。”Sarah Greene说。在何藩看来，“剪裁”的重要性不亚于构图。因为，“构图是拍摄时将物体各个部分互相联结、比较、组织与安排。剪裁则是对既定照片的结构幅度再来一次‘加工’：把繁复错杂的画面删改、把多余累赘的景物扬弃；使画面更整洁统一，主题更鲜明突出”。他甚至将剪裁视为个人艺术表现的重要技法。声称“‘剪裁法’遂形成一个摄影师作风的标志，从而反映出他对构图的修养，对‘色’‘线’‘形’的了解…可见剪裁确包含了‘再构图’与‘再创造’之意义”。

的确，那台陪伴何藩半个多世纪的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古董相机、1959年出版的《街头摄影丛谈》以及收录了约上百张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胶片摄影的新书《念香港人的旧》（Portrait of Hong Kong），都成为香港历史变迁和岁月之歌的见证。在维多利亚港湾盛放璀璨焰火的夜空中，曾经闪耀过一颗虔诚的艺术之星。

当这颗昔日的艺术巨星2014年重返香港时，一面是被影迷热情追逐而显得有些不适，一面又对往日产生了怀念。“半个世纪前我就在拍摄中环的街景了。1950年和60年代，有很多后巷、窄路和露天市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如何找到我的街巷了。到处是摩天大楼把一切都改变了，我都认不出了。”不过，何藩笑了笑说：“无论我喜欢与否，改变是永恒的真理，你无法与之抗衡。”

何藩常被描述为手执照相机的诗人。他淡泊、谦和、优雅且迷人。从黄浦江畔的少年，到香港岛西区的壮年，再到暮年返港的老年，他“花了大半个人生在等待那一刻珍贵的晨曦或黄昏，在孤静的一角，在如坐禅的心境、在如顿悟的刹那间按下快门，来捕捉那一刻眼中的和谐、一刻温馨和善良的美。”

导演吴宇森说，以前曾经在何藩的摄影展或杂志上看过几幅他的黑白照片，在脑海中五十多年停留不去，至今想来还是一样令人感动。

为了纪念故友逝世一周年，吴宇森特意写下了《感念一位师兄》的回忆文。文章结尾处，他写道：

“以往的人是很怀旧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恻隐之心大部分都有，在患难时刻，在社会上下都弥浸着一种重情重义的氛围；在文化沙漠年轻人追求文学，各个行业在杂乱无章中寻求改变、创新。就觉得，何藩兄的作品可说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叫人不免看一下自身及现今这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好像缺失了些甚么……那只好从他的照片中把失落的记忆追回来。”

“何藩兄的摄影，是先有黑白然后有彩色，然而有时候彩色中也有黑白……同样的光与影、同样的赤子之心与关怀，和谐与美……主题不变，一如他不变的为人风范。现今何藩兄彩色的人生已变回黑白，人去留影，不带走一片云，却是潇洒地留下绚烂的剪影……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重见人类间的温馨、善良、美丽和单纯；而在瞬间我会在照片中隐隐然看见他那赤脚的背影，他在笑，我也在笑……”

（朱恬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