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异想天开的新儒家；“港味”何来

异想天开的“新儒家”

葛兆光一篇《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近日在思想界激起浪花。葛兆光在文中对大陆新儒家的做出尖锐批判，他指出，近年来新儒家在大陆思想文化界的种种行动显现引人瞩目的思想转变，不可不谨慎对待。

葛兆光指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为先导的海外新儒家尽管痛心于传统文化的飘零，还是基本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并在学理上致力发掘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与其汇通之处。然而大陆新儒家却认为，承认这些价值，本质上便是“自我夷狄化”。换言之，大陆新儒家将价值之争变成了种族之争，更从种族之争引申到了力量之争。大陆新儒家的另一大特点，是将关注从文化转向了政治。海外新儒家主要关注社会伦理、人文精神和思想资源的阐发上，期望在文化和思想上重建信仰。而大陆新儒家却要求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

1，葛兆光指出，大陆新儒家确实看到了现代中国对清朝疆域规模与族群结构的延续，以及当前面临的国家统一、族群团结、民族认同之挑战。然而其所谓的“天地人”三种合法性绝不具有其所渲染的那种超越性或永恒价值；就制度设计而言，“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实际上参考了西方的制度设计，然而儒家学者（“通儒院”）或贵族精英（“国体院”）无法赋予自身权力天然合理性，这个设计更难自我证明为良好整体；最关键的是，凝聚国家、消除族群隔阂的根本，是在人民做主、社会公平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制度认同，并为国民提供安全、幸福和自尊，使之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和自身国民身份——新儒家所期望的社会，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更是弃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于不顾。

2，社会上，大陆新儒家试图在传统中国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的基础上，按照儒家理念重建父子主轴、差序格局、礼制秩序和男女有别的社会。包括在乡村重建宗族，在家庭恢复内外有别的秩序，以“夫妻之道”要求女性辅佐丈夫。而为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教育上，新儒家设想了一个“儒化社会”，具体方案，包括将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在儒学之士中选拔贤能，同时恢复孔子的国家祭典，重建各地家族祠堂。对此，葛兆光同样表达尖锐质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早已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恢复传统时代结构、秩序和习俗的愿望岂非时代错乱？在它看来，新儒家未来想象的根本困境，是拒斥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只在所谓“传统”中找寻资源。其“传统”不过是被发明的传统，而其未来理想国家、宗教与社会设想不过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作极端化想象的产物。

不同于海外新儒家或其他思想流派，大陆新儒家具有鲜明的“入世”特征。入世之心固然可贵，然而其拒绝共识偏执一隅之态必须避免。在葛兆光看来，一种思想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它积极参与思想市场的竞争，汲取各种文化、各类资源的启示，更需要与政治或政治制度的建设保持一定距离，使自身不至顽固腐化；而在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中国，我们仍需努力找寻一种包容的、和谐的、有共识的未来方案。 

“港味儿”从何而来

7月1日，香港回归20周年。

在这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时刻，各大媒体和公众平台纷纷推出相关的纪念专题，诸如新京报《香港回归20年北上导演12人》，冰点周刊的特稿《1997年7月1日：大雨转晴》，界面新闻《沧海桑田的味道：五道美食里的百年香港》与澎湃新闻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我们看到，相比起十年前大张旗鼓，回归20年之际，公众似乎更乐意从荧屏的影像故事，街角的柴米油盐，私人的口述记忆来切身地体验香港20年来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变迁——旺角街头推车上一碗弹牙的咖喱鱼蛋，银幕里林立的高楼和暧昧浮动的光影，TVB剧集中步伐坚定雷厉风行的女性律师，曲调绵延文辞雅致的粤语歌曲……“港味儿”成为人们回忆、理解与共情的关键词。

然而“港味儿”从何而来？是什么塑造了香港社会文化的独特面貌？“香港”、“香港人”到底意味着怎样的认同或身份？近日传播甚广的陈冠中的一篇旧文《九十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或许可为我们揭示一二。

在陈冠中看来，要理解如今香港社会与文化的特点，需追溯其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在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历史上那种种牵动香港文化板块走向的重要时段与重要事件：

1890s | “被忽略”下存续的华人社会——香港文化多元之始

1898年英国强行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后，香港完全沦入英国统治。与其它殖民地不同，香港主要被英国视为贸易转口的自由港，而非生产原料或倾销产品的基地。这种“中转”的角色，使殖民政府既无英化当地人的兴趣，也没有改造当地社会肌理与居民行为的意图。陈冠中指出，当地华人社会“被忽视”的状况，反而使其社会文化在客观上得到延续；而自由港的角色，则使香港在延续大部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多元化与国际化趋势。传统岭南文化、英式殖民地文化与小规模南阳文化等种种资源的交融，奠定了香港文化多元的开端。

1920s | 唱“老调子”的殖民政府——“文绉绉”的延续

那么，在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点、即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19世纪20年代，香港有何变化呢？一个反讽的现象是：在大陆引进西学提倡白话文之时，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起了中国国学。直到20年代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与小说普遍使用白话文时，香港坊间各类通俗小说仍以文言文撰写为主，这种旧体文言写作甚至延续到50年代以后。在陈冠中看来，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和大陆在书面语写作方面的差异，“文言句法、成语及‘三及第’文体可说是香港人书写时的集体无意识。”

1950s-1960s | 南来的上海人——国语文化兴起

在殖民地头一百年，香港可谓广东人的城市——在1937年，香港约有百万广东移民，所谓“省港一家”，香港和广东在文化上有高度的一体性。五十年代，香港迎来新一波移民潮，而上海人在其中最为瞩目。陈冠中敏锐地看到上海人给香港文化氛围带来的变化：这些从上海这个国语文化生产中心南下的“外省人”，使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份额大增，一时间竟盖过了本地粤语文化的势头。在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的国语文化流行期中，南来文人大放光彩——他们创办报刊、文化杂志与出版社，不少知识分子参与统战和马列思想宣传。国语文化的兴起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促进了该时期香港书报出版的繁荣，也成为其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

1970s | 婴儿潮一代——更西化，也更本土化

196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英美歌曲和国语歌曲尚且对粤语歌曲有压倒性优势，但到70年代，港式粤语流行曲几乎取代国语歌曲，而1976年后，粤语电视剧更是霸占了香港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发生了什么？陈冠中将目光转向香港的新一代：他们多在二战后到60年代后期香港出生或稚龄来港，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以其人多势众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移动。陈冠中看到，“婴儿潮一代”与上一代大陆人在文化取向上的显著区别：一方面是更西化——由于生长在香港，他们缺乏父母辈所抱有的浓郁大陆情怀，而受到60、70年代新英美文化的吸引，他们与同时期大陆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也具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是更本土化——当香港从一个过客为主的城市变为一个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港味”何来？在陈冠中看来，不管是“港人”还是“港味”，它们的出现都并不是很遥远的事——它们是被发明的、被想象的、被建构的，但同样是真实的、物质的、有历史意义的。而它们的出现，体现了香港对自身认同的寻求。但我们看到，这种“主体性”的来源，绝非单一文化或单一思想，而是漫长历史发展变动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沉淀。陈冠中以“杂种化”概括这种文化特色的特殊建构过程：所谓“杂种”的文化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本土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国内多数民族的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的——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混杂，这种包含认同价值的杂种化，便是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却又为之沉迷的“港味”。

但我们在追溯香港社会文化发展历史时，有一点不可忽略。正如郑戈在《一国两制与国家整合：写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中提及：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共产党尽管有能力武力收复香港，却出于成熟而清醒的考虑不急于消除殖民地。陈冠中则看到，即使在内地困难时期或冷战期间，中国也没有中断向香港供应必需品。大陆政府的务实政策与物资支持，客观上构成了香港1949到1997年间繁荣安定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依然被坚决坚持的今天，“两制”前的“一国”，是大多数人接受、支持乃至欣赏另一种制度下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前提。

或许正因如此，陈冠中在呈现香港社会文化发展脉络，肯定港人认同之为事实而非问题的同时，也坚持“香港人”与“中国人”等身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在他看来，重要的是接纳一种多层次多方向的身份认同——共存共荣，才是未来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