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丨“绣花式”的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化解社区参与的冷漠

上海作为一座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问题一直是近几年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主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的新路寄予厚望，3月5日他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为开创新形势下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见》对城乡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基层和谐稳定。”

“绣花式”的社会管理无疑是每一个城市管理者应该追求和尽力达到的境界，也是“以人为本”在城市管理中的最好体现，“绣花”之喻，落脚点重在一个“绣”字，绣的是精细精准，稳扎稳打、不急躁冒进。与粗放式管理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做到精细化、精准化，充分关注到城市居民各类合理的公共需求，在自上而下的有效政策供给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中，培育良好的社会资本，营造城市发展的和谐社会氛围，真正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感受到城市生活美好之所在。

考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格局，各种类型的城市社区和新型的农村社区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特别是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社区构成了维系上海健康生命的毛细血管。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原有的单位体制虽然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在公共性与公共精神的供给方面确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以厂为家、以单位为家是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个体共有的宝贵经历。虽然在居住的物理空间上，社区已经取代了原有单位体制的居住方式，但是社区在公共性的营造方面确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目前社区管理的开展主要依靠的依旧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和制度安排，在政策和机制的供给方面，近年来上海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涌现了很多好的做法，但是在各类主体的参与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由社区居民“参与冷漠症”所带来的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顺利过渡。

城市社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多元异质是绝大数社区共有的特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如何营造不同特点社区的公共精神和文化共同体，让每一位社区居民都能真正产生由衷的家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下班之后的栖身之所，甚至与隔壁的邻居都“老死不相往来”，应该成为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实现社会管理的精准和精细，广大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最为基础的要求。

化解社区参与的冷漠，需要在社区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有细致人性化的安排，让想参与或者持观望状态的广大社区居民都能够化主动为被动，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正如3月27日韩正书记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上提出的观点“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才能够事半功倍”。在此方面，上海市2015年推出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简称“1+6”文件）在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者建设等相关领域做了细致的安排，为社区各类主体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政策上的保障。

社区文化建设的充分嵌入是激发社区参与的重要动力，文化之力看似是虚无缥缈，但其实是社区建设取得实效的灵魂和根本，只有每个社区都能营造出居民高度认同的文化氛围、文化精神，以文化为纽带，建立起具有高度公共性的文化共同体，社区参与的冷漠症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化解。认同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内心的认同，社会治理的共建格局很容易流于表面和形式。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客堂间”建设的探索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通过对原有乡村会所的升级改造，变“送文化”为“种文化”，使“文化客堂间”成为城市新社区建设的公共文化空间，他们利用本土历史照片、今昔区域地图，还原历史风貌，讲述本地建制沿革、传统村宅及地名由来、本村集体荣誉、近二十年来征地动迁撒队情况，以及知名人物、重大事件、历史风物、民间传说、俚谚歌谣、地方特产等，牵动乡愁情结，增进所在区域的文化认同。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被极大的激发，他们或提供记忆素材、或组织文化活动、或传承非遗文化，社区的文化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昔日不相识的居民在文化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找到各自的伙伴，逐渐增强了认同感、归属感，也提升了参与感和幸福感。同时，在文化建设的参与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社区多元共治的良好格局。        

各类小型的社会组织，群众性团队，公益组织等也是缓解社区“参与冷漠症”的良药，当前大多数的社区居民都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很多外籍人士，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单靠政府的力量无法全部反馈和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这就需要大量小型灵活的自发或者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的介入，提供多类型的交流和参与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营造活动。目前基层社会组织的发育和生长还是比较缓慢的，在实际的注册和运营体制方面，有较多的制约和不便之处，这就为非法或者有其他商业目的的机构提供了大量存活的空间。在上海大多数的老旧小区的周围，我们会发现都有数量不等的各种健身药品和器械的推销组织，他们的成员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或小姑娘，看着非常具有亲和力，为了推销商品，他们会在之前做大量的铺垫工作，与所在小区的中老年居民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平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各种生活细节，一旦非常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就把各种其实并无多大作用的养生产品推销给他们，有些老人因此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但依然乐此不疲，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受骗的心理，相反觉得是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关心，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觉得这些搞推销的年轻人比自己的孩子还亲近。这就给我们的基层社区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通过良好的培育机制，逐步推动各类社区公益或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就会被各种养生产品厂商的利益诱导所取代，不仅不利于社区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养成，相反可能会因为老年人大量钱财的投入，滋生很多的社会问题。

城市社区建设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仅是政府、社会和个体三者关系的简单重构，更为重要的是要借助社区各类主体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的宏大目标与民间“微政治”的合理诉求充分对接，从而保障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有效有序、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真正在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上提供新的作为。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公共文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