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廿年⑲｜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一个公民教育的良好典范

【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这一篇讲述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的故事。

7月1日上午8时，维多利亚港沿海的金紫荆广场上，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观礼人群中，14个身着各色制服、头戴贝雷帽的青少年方阵，齐齐整整，格外醒目。

每年香港特区政府“七一”、“国庆”升旗礼，他们都是红旗下的一道风景线。到了“五四”青年节，金紫荆广场更是他们的主场，接替香港纪律部队担纲升旗队。年幼的司令官、旗手、护旗手、仪仗队员们，一个个都有板有眼，毫不逊色。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制服团体。从已有百年历史的香港童军总会，到刚刚成立不到两年半的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培育遵纪守法、重团队合作、有社会服务精神的公民和青年领袖，同为他们的目标和宗旨。

特别的是，大多数制服团体“出生”起初带有英国文化的烙印。经过几代香港制服团体领袖的“本土化改造”，再到回归后逐渐融入爱国教育、走近内地，制服团体为香港百年变迁描画出一道曲折的轨迹。

“制服诱惑”

如果你问一个香港家长，为什么让小孩参加制服团体，他可能会举出一大堆理由：放学后有得玩有得学不用操心；表现优异，简历上还可以多写一笔，助力升学；回家后“小皇帝”变身“乖乖仔”，甚至自觉帮手家务，“唔知几好”。

但如果你问一个香港小孩，为什么要参加制服团体？他的答案或许很简单，“制服好靓！”香港海事青年团司令陈伟强就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笑称，从未担心团员招募困难，因为光是一身纯白的海军制服，就已备受孩子们青睐。难怪有香港媒体把港人对于制服团体的追捧称之为“制服诱惑”。

其实光从制服上看，就很容易分辨出不同的制服团体，各自历史渊源也一目了然。每个制服团体都有与自身历史文化相关的特色活动，但相通的底色是纪律文化。因此常有出身香港警察等纪律部队的退休高级官员，义务受邀出任制服团体总领袖。

香港特区的制服团体文化受英国影响较深。例如，香港海事青年团、香港少年领袖团、香港航空青年团的成立分别与英国海、陆、空军关系密切；香港童军总会和女童军总会与发轫于英国的童军运动一脉相承；拥有少年团和青年团的香港红十字会，回归前曾是英国红十字会分会；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少青团回归前受英国圣约翰总部指令和规例，该组织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三大骑士团之一的医院骑士团；香港基督少年军的渊源是1883年在苏格兰成立的基督少年军，香港基督女少年军则脱胎于20世纪初进入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

除此之外，还有多家香港政府机构背景的制服团体：民众安全服务队少年团（以下简称“民安队少年团”）、医疗辅助队少年团和香港交通安全队。

值得一提的是，6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拜访过的少年警讯，总部设于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以20多万会员荣膺香港最大的青少年组织之一。不过因 “会员”一度不用穿制服且不参加一年一度的制服团体日，少年警讯通常被视为“半制服团体”，不在通常所说的14家制服团体之列。

香港回归后，两个新的制服团体宣告成立，他们是香港升旗队总会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前者由教联会成立于2002年7月1日，旨在推广学校及团体的升旗文化，增强会员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后者则成立于2015年1月15日，以中式军事步操为训练基础，获解放军驻港部队和中联办支持。

所谓“制服团体”，有一特殊之处：除了民安队少年团、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等少数团体外，大部分制服团体，如要参加必须先自费购买制服。比如近两年，一整套童军制服费用接近700港元，香港基督女少年军制服连配件价值635港元，香港少年领袖团的制服更高达1235港元。

不论哪个年代，一套价格不菲的制服足以将许多香港孩子挡在门外。香港女童军总会副领袖蔡宝玉就是如此。她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初从汕尾逃至香港，十几年后她上小学时，家庭经济仍捉襟见肘，很难为她支付一套制服。直到成年后朋友偶然介绍，她才得以一圆少时加入女童军的梦想。

香港童军总会内地事务署署理总部总监黄冠麟是“80后”，加入童军也是相似路径。他笑称，自己小时候唯一加入的制服团体是民安队少年团，因为不仅制服、活动都免费，团员按要求提供一些服务，反而还会获得津贴。

生于1968，长于2002

直到10年前，香港教育局开始拨款资助制服团体的清贫学生队员购买制服及参加户外活动和训练课程，该事务后来由民政事务局接手至今。

2014年1月，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当年度《施政报告》中特别提出，政府对制服团体如童军、香港红十字会和交通安全队等的恒常资助，在来年会增加一倍，并提高“需支援学生队员资助计划”的拨款，让更多清贫学生受惠。近年来，该笔拨款已达到每年度500万港币。

在此背后，是香港特区政府对制服团体和青少年工作的日益重视。早在2002年，当时的香港教育署就制定了“制服团体计划”，拨备5000万港币，资助11个制服团体，在三个学年内开办及扩充制服团队、推广制服团体活动。

澎湃新闻记者接触的多位香港制服团体“领袖”都提到，2002年是香港制服团体发展的关键之年，政府大量财政扶持使制服团体有了飞速发展。

制服团队扩充多是依靠与学校合作。陈伟强介绍， 1997年他接手香港海事青年团时，受限于培训资金和资源，团员名额只有六七百人左右，但如今已经扩大至3000多人。目前香港海事青年团有30个分队，地区分队和学校分队各占一半。

根据香港童军总会对成员人数的统计，1989年至2007年，香港童军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但1997年后猛然反弹，在香港出生率低迷的情况下，2010年香港童军人数超过9.5万人，比10年前还多了2.1万人。

当然，在香港制服团体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年份，就是1968年。

1967年5月，香港发生了后世称之为“反英抗暴”的工人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此事成为香港发展的分水岭，迫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

港英政府当即注意到，有不少青年罢课上街参与社会运动，次年便在民众安全服务队（辅助正规纪律部队志愿开展救援工作和维持治安的民防保安部队，现归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辖下）的架构中加入了少年团，目的就是让青少年将课余时间用于贡献香港社会，而不是上街参与社会运动、扰乱社会秩序。

同年，驻港皇家海军后备队仿照英国海事训练队成立了香港海事训练队，为青少年提供航海知识、技能、纪律及领导才能的训练。一年后，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也成立了自己的少年领袖团，透过军旅形式训练，帮助青少年发展个人品格。

而今天，香港制服团体领袖们也会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团员首先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2014年‘占中’期间，香港20万制服团队成员基本没有上街（参与运动）的。”

“制服团体是很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政府都很欣赏我们用软性方式推行公民价值。参加制服团体就对社会看法改变了吗？这是很长期的过程，有这么多年的前辈付出努力。我们培育的核心是守法精神。”民众安全服务队少年团副总指挥黄仲夫说。

从“本土”到“国家”

香港回归，对带有英国烙印的香港制服团体而言，很多“过渡”工作不可避免。很多制服团体在1997年前几年就已着手准备。

比如附属于英军的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少年领袖团就在1995年9月转为独立的慈善团体，重新命名为香港少年领袖团；同样，英国皇家海军提出提前3年把香港海事训练队管理权交到香港人手上，为此最后一任英国海军司令找到当年准备退休的警务处长李君夏，接替其担任训练队主席。

那时，李君夏便委任时任水警警司陈伟强担任团队司令官。3年后的1997年，“香港海事训练队”更名为“香港海事青年团”。

陈伟强在司令官这个义务岗位上工作至今。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过渡工作主要是将团队从国际海事青年协会的“英国分队”，变成“香港自己独立的团队”。除了制服肩章、徽章的改变，给队员提供的训练和模式基本保留，但淡化了过去过于军事化的训练方式。

最大的改变是硬件资源上的。原本香港海事训练队最大的“福利”是，队员可以到英国海军基地与士兵们一起训练，所有制服也由英国海军直接提供。英军撤离香港后，现成的训练基地没有了，陈伟强只能转变策略。以前训练队所有的士官都由年轻队员晋升，但现在他更倾向于从外部直接招募有相关海事经验技能资格的人士，这样就可以节省有限的训练资源。

不过，对队员们来说，回归后更为丰富的出访交流机会，让他们大开眼界，其中不乏到解放军驻港部队和内地军营参访学习。陈伟强兴奋地说，国家刚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后，他就策划了一个马来西亚新加坡交流团，成功申请到政府相关资助。

香港童军总会在回归后的“过渡”也颇有代表性。童军总领袖由港督兼任延续到了回归后的香港特首；虽然早在1977年便已正式从英国总会独立，回归后的香港童军总会还是做了很多外在的改变，比如改换徽章，以洋紫荆替代殖民地时代纹章上的盾牌。

2001年，童军入会誓词中的一段话由“对本土尽责任”改为“对国家尽责任”，相应的小童军誓词“我愿参加小童军，爱神爱人爱香港”中的“爱香港”也改为“爱国家”。1997年特区首批荣誉童军英文名称由Queen’s Scout变为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cout（香港特区童军），再到2008年更改为接近中国文化传统的Dragon Scout（“龙童军”）。

香港童军总会内地事务署署理总部总监黄冠麟说，回归后香港童军为入会新人增加了徽章教程，教他们初步认识国旗、国徽等。也有同学有抵触，称“参加童军只是喜欢露营，不想学这个教程”，经过领袖的软性疏导，后来这位同学也很自然地接受了。

“这是培养香港公民意识的基本知识和概念，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教育，所有童军完成训练后至少都能成为良好公民。”在童军，黄冠麟也经常策划组织内地交流活动，鼓励自己所带队员积极参与。最近他组织的“广东省服务计划”就获认可为特区政府成立二十周年志庆项目之一。2008年援助汶川大地震而开展的“四川青少年素质训练计划”，也是童军在内地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自2002年起，每年暑假，14家香港制服团体合办“同心同根万里行”大型内地考察交流活动。陈伟强对第一年活动印象极深，其中一个行程就是观摩天安门广场升旗礼，“五六点就要到场，小朋友们都很兴奋，（恨不得）晚上不睡准备制服。”

后来又到人民大会堂接受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接见，“听他脱稿讲了20分钟，像家长一样对小孩的关爱，我们个个都眼泛泪光。”陈伟强说，中午吃完饭，把孩子们的感想收上来，全部都说很珍惜这次机会，“你说这些参观活动是‘洗脑’吗？都是我们自己衷心的感受。”

黄仲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本职是中学校长，他深知“任何一个国家、地方、社会，最重要是培育人才”。他不会把“国民教育”时时放在嘴边，但他所在的学校每月都会升一次国旗，民安队也鼓励小队员参与“五四”升旗礼旗手选拔，“让他觉得是我努力争取到的，有一个荣誉感。不用特别说爱国，而是要让他明白什么是尊重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