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德累斯顿》｜一座历史名城的美与罪、死和生

《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英]辛克莱·麦凯著，张祝馨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2年2月版，392页，78.00元

二战结束不久，曾因参加反战游行被捕的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出版诗集《威利老爷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荣获1947年普利策奖），其中第二首写道：“……那一年/庄严的一九四五年，把无数的损失堆积在/我们烧成熔渣的净化山上。”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这里愤怒声讨的不仅是当年8月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实施的核爆炸，更是在此之前震惊世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Luftangriffe auf Dresden） ——1945年2月13-15日，英美空军对这座不设防的德国东部小城接连发动四轮狂轰滥炸，造成老城区大部分工业及军事基础设施被毁（连地下室也难以幸免），约两万五千人（多为平民）在空袭中死亡。

轰炸德累斯顿

十余年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发表反战小说《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详细描述了自己作为战俘在大轰炸后被迫充当“尸矿矿工”的惨痛经历。在越战背景之下，小说迅速成为畅销书，被誉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1977年，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小说家回忆道，“我们住在一个地下屠场，有着崭新漂亮的水泥猪舍。他们把床铺和稻草床垫放进猪舍”——猪舍的名称即“五号屠场”（美其名曰“肉类储藏室”）。

冯内古特是英国历史学家辛克莱·麦凯（Sinclair Mckay）新著《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麦凯考证，《五号屠场》小说中精神分裂的比利·皮尔格林其实是小说家的“化身”——小说最精彩的第一章事实上源于作者的亲身感受：和冯内古特一同挖掘尸体的一名毛利人战俘，因为太过恶心，不停地呕吐，最终断送了性命。相比而言，这里对于“瘴气、瘟疫和老鼠的恐惧更为普遍”——据说此类啮齿类动物由于食物过于丰盛，以至于“变得肥胖不堪”。这一段经历成了小说家冯内古特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而他记忆中大轰炸之前的德累斯顿，却是“堪比巴黎”的欧洲历史文化名城。

具有千年历史的德累斯顿曾是萨克森王国首都。1697年，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号称“强力王”）成功当选为波兰国王。这位追慕“太阳王”路易十四、信奉“君王通过他的建筑而使自己不朽”的国王开始大兴土木，延揽人才，数十年时间将德累斯顿打造为璀璨的文化之都——据说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便率先在此地上演，而后传入德国其他城市——国王本人亦荣获“艺术之父”尊号。1719年，国王力邀著名音乐家亨德尔（1685-1759）为新落成的歌剧院献演，此举标志着德累斯顿文化艺术水准在一众欧洲城市中已处于领先地位，由此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近代以来，德累斯顿仍是文人艺术家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冯内古特小说人物名皮尔格林（[Pilgrim]，即隐含此意）。“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著名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出于民族自豪感，将他挚爱的德累斯顿改称作“德意志的佛罗伦萨”。1813年，拿破仑与第六次“反法同盟”大军在此地会战，著名作曲家、浪漫主义作家E.T.A.霍夫曼（1776-1822）夜中闻听炮声隆隆，对人类命运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生，其英雄歌剧（heroic opera）《奥罗拉》（Aurora）据说便取材于此。此外，慕名而来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化名人，如来自美国的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他盛赞此处是“拥有文学品味和历史智慧的胜地”，其气候、环境及艺术氛围远过于巴黎和柏林，并希望从源远流长的德国民间故事中获取灵感——欧文代表作《见闻札记》便是此一阶段产物。出于同样理由，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冯内古特的文学偶像、《罪与罚》的作者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此间生活并从事文学创作，对这座文化名城景仰备至。

贝纳多·贝洛托：从易北河右岸奥古斯特桥下方望向德累斯顿

然而，根据本书另一位亲历者、犹太作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日记中的描述，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纳粹军国主义思想的兴起，这座小城的宁静被打破，文化艺术气息荡然无存，相反，四处充满“喧哗与骚动”——这座位于纳粹德国心脏地带的艺术之都，乃一变而成“孕育早期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摇篮”。

在狂热的纳粹分子、州领袖马丁·穆切曼鼓动和威逼下，城中大部分男性公民被迫加入“人民冲锋队”（根据“元首”命令创立，有别于正规国防军），男孩则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城中几乎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悬挂巨大的纳粹标志“万字符”，而纳粹党报《自由斗争》及《人民观察家报》更是无处不在。在纳粹“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旗号之下，德国人崇尚的自由思想不复存在，文化艺术饱受摧残。秉承“元首”旨意的穆切曼认为，所有艺术创造都必须严格遵循纳粹的理念，而现代派艺术（家）无疑具有反叛倾向，因此需要严加整肃。

在整肃令下，首先遭封禁的是爵士乐（被称为“颓废音乐”），因为其音乐形式过于随性，难以把控，极有可能唤起民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情感。其次被查封的是戏剧——包括木偶剧：德累斯顿著名画家、剧作家奥托·格里贝尔（Otto Griebel）利用木偶戏讽刺当局，民众喜闻乐见。纳粹随后成立帝国木偶剧研究所，并下令此后任何一部剧作上演之前必须经过“前置审查”。同样，出生于德累斯顿的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也不受待见——他的色情政治讽刺（erotic political satire）作品《法比安》（Fabian）刻意渲染柏林上流社会淫荡的性爱场面——纳粹当局恼羞成怒，下令公开焚毁其作品。

希特勒视察德累斯顿

1933年，首届“堕落艺术”展在德累斯顿举办，希特勒亲临现场。“元首”本人一向以风雅自居——早年两度投考维也纳艺术学院，被拒，由此留下终身遗憾，但他对于艺术的执念却始终如一。他选择德累斯顿是因为他最崇拜的作曲家瓦格纳曾在此首演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唐豪瑟》（Tannhäuser）。此外，闪电战中的“罗格行动”也取自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首部《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剧中火神名为罗格。

希特勒参观堕落艺术展

除了瓦格纳，居住在德累斯顿的当世著名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也是希特勒追捧的对象——后者尤其欣赏具有浪漫色彩的《唐璜》《莎乐美》以及《厄勒克拉特》等歌剧。1933年，希特勒下令由施特劳斯担任国家音乐局总监（事前并未征求他本人意见），以示“眷顾”之情，可惜这位艺术家并不领情。两年之后，他与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合作的歌剧《沉默的女人》（Die Schweigsame Frau）令当局大为不快，旋即辞职。德累斯顿大轰炸后，国家歌剧院毁于战火，施特劳斯闻讯大悲，一度精神错乱。

事实上，“元首”对艺术的喜好只是附庸风雅，对他而言，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脱离纳粹政权的掌控，因此帝国范围之内，一切服从并服务于政治——艺术也不例外。为落实“元首”旨意，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策划下，不仅“反动”“下流”的“堕落艺术”被取缔，一切有违纳粹军国主义思想的言行皆遭到无情镇压。走在古城大街上，任何拒绝向官员行纳粹礼的人会立即遭到逮捕。而在学校中，对于纳粹强行灌输的思想教育，任何人稍有抵触都将被踢出教育系统。学术界人士被迫公开宣誓效忠“元首”——这种宣誓仪式开始于中小学，但很快就蔓延至大学和研究机构。当局认为，仅仅让知识分子签署文件还不够，还必须让公众亲耳听见、亲眼见到他们绝对服从纳粹政权的声明，容不得半点怀疑。据克伦佩雷尔日记记载，一位曾在乡村行医的玛格丽特·布兰克医生，在治疗一名军官的孩子时，对德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表示怀疑。经人告发后，这名医生被判处死刑。

德累斯顿不仅在纳粹意识形态宣传方面起“表率”作用，它在针对特殊人群（犹太人、残疾人）实施的绝育政策实践中更是罪恶滔天。在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伪科学”思潮影响下，纳粹实行变相的人口灭绝政策——据统计，仅在纳粹正式上台的1935年，一年之内德累斯顿便进行了八千两百十九次绝育手术，远超柏林（六千五百五十次）。而在这一事件中敢于发声、表达伦理关怀的人皆遭到“保护性逮捕”。到1945年大轰炸之前，德累斯顿仅剩一百九十八名犹太人，而在纳粹掌权之前，这里的犹太人口超过六千名。

1938年11月，在州领袖精心策划的恐怖活动“水晶之夜”中，德累斯顿犹太会堂被付之一炬——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译为“碎玻璃之夜”）是纳粹党卫队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大屠杀的开始。许多犹太商店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由此得名。会堂被焚毁后，德累斯顿城中犹太人惶惶不可终日，除了逃亡，似乎别无他路。更可怕的是，1942年德累斯顿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购买鲜花和冰激凌，目标直接针对留守的犹太儿童——这种精准又残忍的做法，无疑证明“纳粹主义那比反社会病态更疯癫、更狂热的本质”。

因此，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所说：“德累斯顿被毁具有史诗般的悲剧性。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而纳粹期间，它又沦为德国的地狱。在这个意义上，就二十世纪的战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绝对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当然，联军总参谋部选择轰炸德累斯顿也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惩戒。根据英国空军将领C. M. 格里尔森（C. M. Grierson）在巴黎新闻简报上的陈述，“德累斯顿是大量军工生产集中地，是完好无损的行政中心，也是通往东部的关键运输点”——事实也的确如此：作为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等几条铁路干线的枢纽，每天都有满载坦克、大炮、士兵的火车，以及数英里长的卡车车队经过德累斯顿；坐落于此的一百二十七家工厂——包括数家飞机零部件工厂、一家毒气工厂和一家军用光学器材工厂——以及五万名熟练工人，为德国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战争物资。正如英国海军将领蒂弗顿勋爵（Lord Tiverton）演讲中所说：“在工厂里装炮弹的女孩和在战场上开枪的士兵一样，都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以上论据无疑为本次大轰炸提供了充足理由：即可以由此切断德军通讯和物资中转、配合苏军西进，并彻底摧毁德国人的信心。

除此之外，盟军此举也有报复的意味。此前德军曾对英国发动疯狂空袭，埃克塞特、巴斯、约克等历史名胜皆遭屠戮，首都伦敦损失最为惨重，连坎特伯雷大教堂也未能幸免。因此，早在1942年吕贝克（Lubeck）空袭发生之时，当时已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便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德国同胞发表演讲（尽管纳粹禁止任何公民收听未经授权的广播节目，违者将被处以死刑，但许多人仍甘冒风险私下收听）——“难道德国认为它永远不必为自己的野蛮和恶行付出代价吗？”曼警告说，“再过一段时间，德国就不会再有完好无损的房屋了”。

四轮空袭过后，承受近四千吨炸弹的德累斯顿成为现实中的人间地狱。据幸存者描述：“到处都是身上着火的人，地面的浓烟使呼吸都变得困难，将死的人和尸体相互践踏。被大火烧焦的人体残骸缩小成一个小孩那么大，残肢断臂随处可见，装满了人的车厢也在熊熊燃烧。火焰风暴产生的热风把刚刚逃出来的人又吸进正在燃烧的房子。”正如辛克莱·麦凯在书中分析的那样，尽管这次轰炸的投弹数量并不是最高，但良好的天气（能见度高）、木结构的房屋、各建筑物之间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准备不足——德累斯顿地面部队力量薄弱，既缺乏高射机枪，又缺乏探照系统，而此时的德国空军由于缺乏飞行员和燃油，根本无法起飞迎战——上述因素叠加，导致大轰炸破坏性惊人，千年古城顷刻之间化为一片废墟，一如托马斯·曼之预言。以名闻遐迩的“圣母教堂”（Frauenkirche）为例，这座始建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教堂是典型的巴洛克艺术品，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作萨克森王国的重要历史遗产。在大轰炸中，它几乎完全被毁，只剩下一尊摇摇欲坠的马丁·路德雕像——画家威廉·拉赫尼特（Wilhelm Lachnit）据此创作油画《德累斯顿之死》（Der Tod von Dresden，1945），充满悲怆之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当场写下诗行：“忘记如何哭泣的人，面对德累斯顿，他们又重新找回了泪水。”——在诗人眼里，如此悲怆的场景，显然已超出人类语言表达的范畴。

关于这场破坏最著名的照片由理查德·彼得拍摄。画面中的并不是天使石像，而是德累斯顿市政厅屋顶象征良善的雕塑，它俯瞰着老城区南部无法想象的毁灭。

德累斯顿的废墟

冷战时期，尽管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争议不绝于耳——右翼历史学家称之为英美联军“冷酷计算之下”实施的“轰炸大屠杀”（Bomben-holocaust），以此表达对于“北约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而左翼历史学家却从战略角度出发，极力为之辩解——但重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却是双方的共识。半个世纪后，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德累斯顿也加快了重建的步伐。重建以“圣母教堂”为中心，包括茨温格宫（Zwinger Palace）及森帕歌剧院（Semperoper）等经典建筑。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重建费用大部分来源于美英等国的捐款，包括许多犹太人的捐助——二战中曾遭德国空袭的英国城市考文垂（战后与德累斯顿结为同病相怜的“友好城市”）亦为重建工作慷慨解囊。2005年，“圣母教堂”修复成功，这也标志着德国与英美等二战交战敌国的正式和解，时任德国联邦总统科勒（Horst Köhler）在致词中说：“谁如果对和平失去了信心，就来看看重建的圣母教堂！”

重建后的圣母教堂

十八世纪的“战争狂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告诫他的子孙：切勿轻启战端，因为战争一旦开打，谁也无法预料它将以何种方式收场。事实上，从古至今任何一场战争，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赢家。诚如冯内古特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所说，“只有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利：我。我从每个被炸死的人那里挣到三美元。我想”。——这是他标志性的“黑色幽默”。

今日德累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