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不同的哲学观

胡塞尔对思的哲学的重塑使现代哲学获得了新的坚实的基础，但对整个西方哲学而言，它也只是仅仅意味着一次新的开端而已。海德格在其哲思的后期曾大谈哲学的终结以及思的任务，不管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思的哲学范式内这一说法其实也道出了真理。

巴门尼德的思（noein）与存在（einai）之辩开启了西方的两大传统，其后的西方哲学几乎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了通过辨析思的权能确定被思的存在，以及借助存在的自行显现规定思的可能性这两条基本理路：前一条理路与思的哲学相关，而后者则与存在哲学相关。作为开端性的思考，思的哲学充分信任数学理性，它们大都专注于在反思中拷问知性、理性和智性的特征，而作为终结之思，存在哲学家们则一再试图基于存在的整体性和先在性一劳永逸地标画出哲学本身的边界。

在古典时代，思的道路为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儿、康德等人所继承，存在学则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黑格尔等人相关，而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胡塞尔承担了再造现代思的哲学的使命，而他的弟子，著名的「秘密哲学之王」海德格则当仁不让地开创了重返存在的时代。

作为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的学生，胡塞尔在思想的启蒙期即与数学理性相关，在他差不多五十余年的哲学生涯中，黎曼（Bernhard Riemann）的流形论（Riemannian manifold）、康托尔的集合论（set theory）以及布劳威尔（L. E. J. Brouwer）对数学基础的直观主义研究都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现象学诞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契机就是那场发端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数学革命。

现代数学为现象学开出的出生证就是「范畴直观」。胡塞尔之前的哲学要么将范畴理解为言语的功能，要么理解为约定的工具，或者人的先天能力的体现，对现存的人而言，范畴似乎不可能成为直观的切身被给予的对象。在流形论的「共形变异」的观念之下，胡塞尔为范畴的直接被给予提供了严格的证明：它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种超出实存的本源的给予性，但可惜，由于胡塞尔试图将内含曲率的流形具体化为康托尔意义上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蕴含关系，甚至是种属的先天关系，致使他在现象学诞生时就错失了它实际上已经掀起的哲学变革。在1905年左右，几乎与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同时，胡塞尔开始了他的超越论现象学（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的突破。这场在康德的「超越论」（transcendental，另译为「先验」或「超验」）哲学的名义下实施的哲学变革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重新发现了的思的现代结构。按照胡塞尔的整体构想，现象学还原所揭示的纯粹意识具有一种从在贰－壹性（two-oneness）直观的基础上被构造的一维流形（manifold）到二维连续统（continuum），或者从内时间角度看，从活的当下到纵意向性，再到横意向性的意向流形的结构，而正是基于纯粹意识的这一发生结构，超越论现象学的绝对存在也呈现出了一种从本性到习性，再到现成当下的生成过程。

据此，胡塞尔几乎重演了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走出洞穴、进入天国的历程。柏拉图的理念天国长时间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实在的存在，康德就曾经将进入超越的存在的企图嘲讽为妄想赋予灵魂以双翅。在现象学诞生之初，胡塞尔同样未能免俗，他告诫我们，他的意向对象与柏拉图理念天国中的实在的理念无关。胡塞尔将柏拉图的理念误解为了种属关联中的存在。在超越论现象学中，胡塞尔的立场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柏拉图的抽象是被歪曲了的，直观的真正形态是艾多斯（aidos）直观，而意向流形的本质就在于作为思之具体形态的能思－所思（noesis－noema）先天平行关系。根据意向流形的多维结构，能思－所思具有了活的当下、纵向体验和横向体验，或者说，本性、习性或历史性以及对象化这三个维度。从柏拉图角度来看，胡塞尔似乎并未超出多少，譬如在《理想国》中，他早就将艾多斯的世界内在地刻画为了具有一种纵向的生成关联的思与存在平行关系：灵魂在思想（dianoia）中指明存在和所思（noetou），在理性（noesin）中使本原显现自身，最后在最高的思，即智性（noesei）中，实现对善之存在的最终的洞见。相比而言，胡塞尔实质上倒转了柏拉图的思的生成关联，善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理性在贰－壹性，即本原之中具有了习性和历史维度，在思想中显现的是思的物件。

胡塞尔构建了一种现代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相似，胡塞尔同样将回忆视为了进入纯粹体验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笛卡尔曾经区分了经验性的和纯粹的知觉和回忆，但却未进行探明它们之间的存在差异，康德曾经清晰地划出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界限，但却受限于它们共同的现成被给予性的基础，任由二律背反阻塞了通往纯粹存在的道路，胡塞尔在此问题上的功绩在于，他重新拓展了人的存在领域，借助意向流形的观念，将人安置在了自身呈现为一种可规定的无限的动机关联的生活世界之中，而生活世界的内在基础就是那种在现代数学的基础上被理念化的意向关联。就此，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神话色彩被消除了，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最终被归于上帝或道德领域的存在重新成为了人基于自身的本性和习性所构建的存在，胡塞尔在现代数学理性的荣耀中摒弃了近代哲学中隐含的中世纪哲学的「成见」，重新建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

由此，尼采对柏拉图的著名的批评实质上是一种误解，理念世界从来就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在柏拉图主义那里，它是灵魂栖居之所，在现代数学理性中，它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内在刻画的，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存在之中，西方的现代性真正被确立了：胡塞尔认定，绝对存在是神性的，但这里的神显然已经不是中世纪神学中的那种超出了人的理智能力的存在，它是可理解的，能够在人的理智行为中得到规定。人应该基于自身的权能获得其存在，这难道不就是尼采的超人哲学是理想吗？从超越论现象学来看，尼采由于从根本上共享了那种被歪曲的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承担起唤起现代理性的任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论现象学内在继承的正是尼采哲学的使命：重建一种新的存在。

海德格于《存有与时间》阐述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被认为反过来影响了他的老师胡塞尔，后者在后期思想（比如《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现象学》）提出了「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构想。

超越论的思的哲学重建了何种存在，思与存在的平行关系在现代哲学中如何体现自身？在胡塞尔那里，存在是在纯粹意识那里被建构的，在不同区域，它体现为了纯粹意识的建基性的存在、精神存在、人格存在和自然物的存在等等，在现代存在论的主要代言人海德格那里，存在问题一开始就以生存论－存在论的形式存在了，而在其他经典现象学家，比如梅洛－庞蒂那里，存在则体现为了身体性的存在。如果撇开海德格转向后对带有了宗教哲学色彩的存有与存在的关系，以及梅洛－庞蒂晚年对肉的存在论的讨论不谈，他们早年的存在论基础无一不建立在胡塞尔所开拓出的思的哲学之上。

人们往往愿意按照海德格的指认，认定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问题，现代哲学家由于局限于表象模式而只能涉及存在者的存在，从超越论的思来看，这两种批评都是有问题的，至少在胡塞尔那里，能思－所思的平行关系本身就是表象意向之下的深层的意向维度，而它所重建的恰恰就是在柏拉图那里古已有之的被思的存在。与海德格将柏拉图的思想贬抑为表象，将艾多斯理解为「外观」不同，梅洛－庞蒂对胡塞尔在思问题上的突破了如指掌，他不断向我们强调，胡塞尔的真正贡献是在表象之下发现了一种意向的操作层次，某些人称之为存在意向性，他的身体之思的基础与笛卡尔、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无关，身体的存在显现于能思－所思的先天平行关系之中。

胡塞尔对思的哲学的重塑使现代哲学获得了新的坚实的基础，但对整个西方哲学而言，它也只是仅仅意味着一次新的开端而已。海德格在其哲思的后期曾大谈哲学的终结以及思的任务，不管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思的哲学范式内这一说法其实也道出了真理。思在每个时代都必须经历其内在的批判，海德格之后的思如何重新开始，是继续海氏的存在之思，还是回到胡塞尔那里，回到现象学诞生的原初问题场中，凭借严格的数学理性，再次深入思的关联，同时，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更深入的思的批判中，中国哲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些显然成为了时下国人避无可避的难题。

原标题：《思考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不同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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