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志、郑嘉琳评《“再造藩邦”之师》｜历史书写与战争记忆

《“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孙卫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44页，98.00元

1592年适逢神宗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在几近亡国之际向明廷请兵支援，明廷调遣南北精锐部队赶赴朝鲜战场，开启了长达七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关于这场震荡东亚、影响深远的国际战争，中、韩、日及欧美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却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对明军将士群体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战争的成败得失更是聚讼纷纭。可见四百多年来，传世文献和学界研究为这场战争和明军将士群体涂上了“历史的严妆”。在史家孙卫国看来，关于此群体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主要经历了三层遮蔽。

一是明朝内部的党同伐异，此为第一层遮蔽。从出征开始，明军将士就处于朋党之争、文武之争、战和之争、南北之争、宗藩矛盾中，影响了《明神宗实录》等明朝史籍的书写，导致明代第一手资料从一开始就在书写心术和思想观念上出现了偏颇。二是明清易代后的政治偏见，此为第二层遮蔽。由于不少援朝将士也在辽东战场与后金作战，导致清代官私史家有意贬低明军将士，而且，杨海英也指出，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三是近代以来韩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史学，此为第三层遮蔽。无论是韩国不少学者为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和自尊性，还是如韩东育所言，日本自1592至1945年形成了“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两国学界都有肆意丑化明军将士、贬低无视明军战绩的显著倾向。

在此背景下，孙卫国继《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两部典范论著后，又推出第三部力作《“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试图反驳韩日学界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研究方面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东亚视野下重新反思明清史籍的成书过程”，指明“政治干扰与王朝更替造成明清史籍记载失真”。罗新倡议历史研究者应“走出民族主义史学”，那么孙卫国是如何以公心为明军将士群体“正名”和“辩诬”的？明军将士在诸多关键战役中的具体表现如何？关于明军将士的种种历史书写又是如何在战争前后被塑造的？若细细披览该书，自然心有所得。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可分为壬辰之役、议和封贡、丁酉之役三个阶段，封贡与征伐是战争之主线。该书共分九章，首章研究明代东征将士数量、来源及军制，尾章探讨战后朝鲜受明军和戚继光影响而进行的军制改革，中间作为主体的七章则是通过还原抗倭援朝明军将士串联战场风云和历史书写，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经理杨镐、兵部主事丁应泰、提督董一元、水师提督陈璘。作者在关注历史书写与明军形象间关联的同时，也注重分析明廷党争及朝鲜的“追忆”行为，从而再现历史现场和战争实态。在赓续王崇武、李光涛等前辈学者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孙卫国以“历史书写”和“东亚视野”统摄全书，使其在研究抗倭援朝战争上呈现出有别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诸多特色，自然胜义缤纷，斩获良多，为中国学者在攀登相关领域的山岭上插上一面更高的旗帜。

其一，反思史料根基，还原历史事实。作者不仅预流“从周边看中国”，也主张“从中国看周边”，将他国史料与中国史籍对照互证，从史料根基和书写源头上抽丝剥茧地追索明军将士的战绩，从明代内部斗争和史籍构建上阐释此次东亚战争的复杂影响，破除因“政治干扰与王朝更替”而导致的文本建构，也试图考察明、鲜史籍的构建意图，诸如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朝鲜王朝宣祖实录》、清修《明史》等。马克思认为，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关于诸多战役的胜败问题，孙卫国提到，朝鲜时代之人就意识到中朝史书的相关记载出入甚大，“壬辰倭变时胜败事实，考诸‘明史’及我东所传，多有不合”，“遂致邪正倒换，名实乖谬”，因此他认为“多元史料互相对勘，多重史料互相比证，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然而作者并非仅仅检视和甄别各种矛盾史料，也是通过探讨文本生成机制还原历史现场，这就启发我们：如果说原始史料存在作假、曲笔、抹煞、诬陷、沉默，并不意味着它们沦为无用的伪史料，反而说明其历史书写背后有更复杂的权力博弈和话语斗争值得深入探求。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说，文本即行为，我们不仅要掌握文本的内容，还要理解文本的意图，以及时代语境中某些信念的合理性。

其二，分析人物心态，回归历史语境。孙卫国笔下的明军将士有着鲜活复杂的性格，既受制于时代环境，又影响战争走向。芭芭拉·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说：“凡人——你、我、拿破仑——不敷为科学的因素，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个案可以帮助细化这些“变量集合”在其所处历史场景中的作用，使战争研究发生个人转向，以微观分析带动宏观叙述。以往研究中，明军将士角色大多要么较为程式化，要么因选取较多而丧失个体独特性。孙卫国不仅重视明军将士的沙场表现，还考察个人性格心态、仕途履历、人情关系对战时处事之影响，且通过朝鲜君臣的视角表现出来。如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役中伤心于折损多数亲兵家丁，成为之后倾向封贡的重要因素。朝鲜对石星态度极其复杂，一方面不满其修改表文，偏听偏信，行事莽撞，另一方面也清楚石星“自始至终，为我国经营百度”，对其因“愚戆”和“无知”而瘐死狱中感愧不已。朝鲜国王宣祖对经略宋应昌印象很差，但赞赏杨镐尽心战事，行事严密迅速。宋应昌晚年处境艰难，撰写《经略复国要编》，扭曲史实，意在自我辩解，引起朝鲜君臣不满。历史终究是无数个形态各异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战争这种激变时刻，个人的特殊性不免影响历史的走向。

其三，阐释军事机制，挖掘党争因素。卜永坚指出，要理解这场援朝战争，须理解其中的制度脉络尤其是明代北京的另一战场。孙卫国刻画万历抗倭援朝的明军将士，以历史书写勾连将士功绩，以战场风云对阵朝堂党争，明军将士并非单纯的“战争机器”，而是与诸多政治力量紧密相关。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的突发性考验着明廷军事指挥调动机制的应急能力，明廷临时设置最高指挥官“经略”，总管战场调度及前线指挥，形成了文臣“经略”压制武将“提督”的指挥局面，恰好体现了明朝军队的指挥体制。丁酉援朝又新设“经理”一职，增置提督以达分庭抗礼，形成“文、武二分”的军事指挥体制。另外，战时调用将士来源广泛，使南兵与北兵的斗争成为此战另一形式的“执拗的低音”，使战争增添不少变数。如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之间的矛盾使平壤大捷后的封赏悬而不决，孙卫国认为“明军中存在的南北兵之争的现象，其背后实际上就是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之争”，连丁应泰弹劾内阁大臣、杨镐及朝鲜国王的举动，也与南北之争有很大关系，“导致杨镐被参劾的真正原因……是朝中党争、南北势力集团的纷争以及主和派与主战派对权力的角逐”。

《抗倭图》卷（局部），明。

由此，作者对诸多重要战争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辨正：平壤大捷、稷山大捷、蔚山大捷、汉城保卫战皆是明军抗击日军的辉煌胜利；碧蹄馆之役实为一场明军以少胜多并与日军死伤相当的遭遇战；泗川之败非败于日军，乃败于明军火药爆炸，致使自乱阵脚；露梁海战乃陈璘为总指挥、李舜臣为先锋官的中朝水师的胜仗。总体来说，“明东征将士乃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是在以明军为主力和主导的中朝联合军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两次侵略后取得的重大胜利，而非清修《明史》的贬语，将战争结束归因于丰臣秀吉的死亡，“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这句评价更重要的信息是，明朝为抗倭援朝付出了巨大牺牲，正如万明所言，“如果说党争亡国，还不如说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标志着明朝政治、军事、财政等全面危机，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更为确切”。

若参读孙卫国其他两部著作，我们便可理解《“再造藩邦”之师》自然生长的研究逻辑和问题意识。《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的第二章《尊周思明与大报坛崇祀》专门分析了朝鲜崇祀明朝东征将士的祠庙及肃宗、英祖祭祀大报坛的情况，第四章《明遗民与朝宗岩大统庙》考察了东征将士流寓朝鲜的后裔，《从“尊明”到“奉清”》的第三章《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也系统探讨了明朝东征将士与朝鲜关王庙在历史和文化上的紧密关联。这两部著作虽然都聚焦于清代中朝关系，但孙卫国揭橥了一个重要事实，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对朝鲜“再造之恩”是朝鲜后期“尊周思明”思想的重要来源，深刻影响了朝鲜后期的对清关系和内部政治文化。职是之故，我们就可以从内在理路上理解孙卫国为何要写出《“再造藩邦之师”》，他不仅要为明军将士洗冤辩诬，还要溯流而上，追寻朝鲜后期的“尊周思明”思想的历史原型和重要动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卫国的三部力作皆从不同视角论证了朝鲜后期“尊周思明”思想的坚实性。该书对明军将士后代问题的描述基本延续了作者早先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提出的观点，但石星、李如松等人后代在朝鲜的留存问题，孙卫国在该书中已经放弃了“石氏家族有两支在朝鲜得以生存繁衍”的表述，提出“缺乏充足的证据，只能存疑”，但作者仍将朝鲜国王听闻将士后代消息时的反应、购买将士家谱的行为，视为朝鲜对援朝将士的感恩意识。

关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与朝鲜对其“再造藩邦”的感恩意识，韩国某代表性学者曾分析朝鲜王室在战争过程中为缓解统治权威的危机开始强化对明感恩意识，他强调明朝的参战是为确保本国安全的自卫性措施且在朝鲜造成了扰民等问题。这基本可以折射出不少韩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然而，同为韩国学者的桂胜范对此类研究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其实都是与整体战况没有直接关联的附带性问题，原因在于：第一，完全不计较本国利害关系便对外国派兵的愚蠢国家在历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的；第二，在对日军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明朝想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明军应朝鲜之求而参战，朝鲜提供军粮也是理所当然；第四，明军带来的民弊并不能抹杀明军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实，若我们细察该书，孙卫国对韩国此类研究观点也有回应。该书第二章中，朝鲜请兵陈奏使郑昆寿在给兵部尚书石星的呈文中说得极其明白，明廷必须救援朝鲜不仅是基于“字小之仁”的道德义务，也是为了保卫“中国疆场之安危”，可见明军基于唇亡齿寒而参战是战争开始就有的两国共识。关于这一点，陈尚胜认为明朝参战是由“字小”立场和国家利益共同决定，刘晓东认为明朝基于“恤远字小”的伦理义务决定出兵援朝。这就提醒我们，除了现代人可以理解的国家利益外，明朝参战也源于古代中国深怀“事大字小”的精神信念和道德伦理。在军粮问题上，孙卫国指出，战争之初，朝鲜大批粮草被日军焚毁或被饥民抢夺，此后的主要后勤保障都需要明朝提供，既供应粮草又拨付白银，但“朝鲜国力过弱，几乎难以完成从鸭绿江边运送物资到前线的任务”，待丁酉再援时，明朝通过海运勉强保障了物资供应，既提供给明军，也供给朝鲜君臣和百姓。而在扰民问题上，无论是明将还是明臣都察觉到明军在朝鲜造成了一定的扰民问题，故而也努力严肃军纪，制止扰民。另外，如果说朝鲜感恩明朝和强调明军功绩只是朝鲜为解决内部统治危机而刻意制造出来的，那么朝鲜在战后以明军南兵为榜样，参照戚继光《纪效新书》而彻底改造朝鲜军队制度就难以解释了。毕竟，文化仪式可以塑造，但最重要的国防力量根据别国军队而进行彻底改造就没那么简单了。

掩卷沉思，该书其实仍然存在一些限于主题或视野而未能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该书对明军人数、来源、军制有扎实细致的统计和分析，但若对朝鲜正规军、义兵的数量和分布也有相关统计和分析的话，相信会令读者对两国军队之间的实力对比有着更信服的认识。其二，韩日学界虽然不少学者存在丑化贬低明军将士的倾向，但仍有一些学者持论公允，研究精深，该书若在行文中加大对韩日优秀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回应，当令全书更具对话争鸣性。其三，该书对明朝政府和军队的党争有着深刻的分析，但对朝鲜内部党争以及日军内部的纷争着墨较少，若能有所讨论，应更能凸显此次战争与东亚关系的复杂性。其四，该书主要研究明军将士群体，作者也自言今后再补充研究邢玠、刘綎、麻贵、沈惟敬等重要群体，但将士群体不是孤立的，在此次战争中与多种人物有着紧密关联。一是复杂的言官群体，明代言官对此次战争和将官的评论对战争走向和将官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言官在党争之间的角色无法用战和、南北、文武等进行二元分类。二是神宗万历帝在战争中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身影，对战争走向和将官命运产生了直接影响。但管见所及，很少有相关成果对万历帝在战争中发挥的复杂作用进行系统讨论。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期以来，万历帝被塑造为一个要为明亡负责的君主，以晏处深宫、不理朝政而知名，但他在抗倭援朝战争史料中的“出镜率”却不低，不少时候非常关心战事进展，刘喜涛、赵轶峰就曾通过比勘中朝史料发现“两个”万历帝，朝鲜史料多正面评价，对其在援朝之战中的慷慨施援大书特书。这一方面足以说明明朝对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远胜“万历三大征”中的其他两次战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万历帝和皇权集团的主动作为对此次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郑洁西研究了明朝军队中的日本兵、暹罗兵、黑人兵及战争前后在日本的明人，此类跨境群体也与明军将士群体有着一定关联。

可以看到，围绕抗倭援朝的战争记忆，四百多年来经历了各种历史书写，如今也在继续。人们纷纷对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各种解读，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当下时局有所关切，因此，历史书写具有非线性建构的特点，容易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想氛围或意识形态的“侵袭”或“置喙”，继而影响人们对当下政治或未来战争的态度。就不同国家的研究来说，不少韩国、日本学者缺乏历史大局观，这也影响到西方学者对明军的定位，如该书附录对塞缪尔·霍利《壬辰战争》所撰书评所示，孙卫国所批判的，是带有诱导性、歪曲战争记忆、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书写。就中国学界来说，广大读者尤其是业余历史爱好者对这场战争的讨论兴致勃勃，朱尔旦《万历朝鲜战争全史》值得学界重视，但目前仍缺乏一系列论证严谨又文笔晓畅的著作增进民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这无疑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说：“专业历史学家不应该轻易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拱手让于他人。我们有必要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驳斥那些公共领域中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叙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等于说我们在放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利用历史为一些错误的论调背书，为那些糟糕愚蠢的政策辩护。”应该说，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已为学界树立了标杆和榜样，如今，一批年轻学者也在此领域崭露头角，相信他们必会迎头赶上，不断超越，走向新的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