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悼念当代最杰出的粟特语专家

粟特人是操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的一个古老族群。他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西方古典文献把这一地区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粟特），主要范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国的古代史籍中，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等，有时就简称为“胡”。他们长期在丝路沿线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角色。粟特人往往会组成商队，由商队首领率领，结伴东行，然后在丝路上一些便于居住并能开展贸易的地方停留下来，建立自己的聚落，从而成为中古时期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和甘肃敦煌等地区，出土了大批粟特语文献。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和译释，成为中古伊朗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城寨遗址，苏联考古学家又挖掘出一批重要的粟特语文书。法、德、英、美、苏联和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匈牙利、伊朗等多国学者，先后对粟特语言和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物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对“粟特人在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国内发表的相关专著和论文在千种以上。2005年，中外学者合编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分别用中文和外文出版（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出版）。2016年，荣新江、罗丰两位先生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书共收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四十八篇，着重刊布和研究与粟特相关的墓志、葬具、画像等出土材料，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历史面貌。

不过，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对粟特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当薄弱。如对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材料，就须与国外学者（如日本的吉田丰教授）合作。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由于具有伊朗学研究的深厚传统，在粟特研究方面并不晚于欧美诸国，有许多重要成果。著名的学者有舍里曼（C. G. Salemann，1849-1916）、罗森堡（F. A. Rosenberg， 1867-1934）、弗瑞曼（A. A. Freiman，1879-1968）、波戈柳波夫（M. N. Bogolyubov，1918-2010）等。而当代最杰出的粟特语和其他中古伊朗语专家当推利夫希茨（V. A. Livshits, 1923.10.6-2017.6.10）。今年6月上旬，他因病于圣彼得堡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辞世是国际伊朗学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深感痛惜。

弗拉基米尔•阿隆诺维奇•利夫希茨于1923年生于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其父（1892-1983）从事林业工作，1937年遭到监禁和流放，直至二战结束才得以回家，后获得平反昭雪。其母（1891-1975）是家庭妇女。

1940年，利夫希茨中学毕业后，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伊朗学系。1941年6月应征入伍，加入红军，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他曾亲历列宁格勒和白俄罗斯前线的战斗，还随军直到华沙。从军期间，因战功多次获奖。到了1945年11月，他离开军队重返大学。

1948年，利夫希茨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伊朗语文学专业毕业，随后攻读研究生，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瑞曼教授。1952年，他完成了关于普什图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族的语言）代词的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论文至今尚未正式出版，不过其中的研究成果已被他的同事和学生广泛利用。

由于无法在首都等大城市找到工作，利夫希茨与他的好友，另一位卓越的伊朗学家奥兰斯基（I. M. Oranskii，1923-1977）一同前往塔吉克斯坦。1952年5月至1958年4月，利夫希茨在塔吉克科学院鲁达基语言和文学研究所任职，同时在斯大林纳巴德（今名杜尚别）师范学院讲授波斯语、塔吉克语和伊朗语历史比较语法。

在塔吉克斯坦工作期间，除了与奥兰斯基共同进行研究外，利夫希茨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对雅格诺比（Yaghnobi）语的探索。粟特人曾经创造过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粟特语也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用语言，并在丝路沿线留下了丰富的典籍和文书。不过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河中地区，伊斯兰教传入，粟特人与其他族群融合，产生了新的民族。粟特语在公元十世纪逐渐消亡，成为死语言。但在南部边远山区，仍然居住着说雅格诺比语的小族群，虽然在学界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这种语言直接源自粟特语，甚至被称为“新粟特语”（Neo-Sogdian）。该族群现有人口一万二千人，其语言也处于濒危状态。

对雅格诺比语和雅格诺比人的研究，已经超过一百年，各国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不断地去雅格诺比人的居住地考察，记录和探究他们的语言。近年来，还有分子人类学家对该族群进行DNA检测。当利夫希茨来到塔吉克斯坦后，他注意到了安德烈耶夫（M. S. Andreev，1873-1948）及其学生（也是其妻子）匹萨尔切克（A. K. Pisarchik，1907-1995）多年搜集的雅格诺比语词汇和口头文本，与另一学者佩谢列娃（E. M. Peshchereva，1897-1985）合作，对这些材料精心编辑，以词源词典的形式在1957年正式出版专书。和挪威著名印度-伊朗学家摩根斯特尔内（Georg Morgenstierne，1892-1978）关于普什图语和帕米尔诸语的语源学著作一样，这部重要著作具有长远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伊朗语语源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利夫希茨继续进一步深入研究粟特语和其他中古伊朗语，终于成为该领域的世界权威。

1958年，为了筹备1960年在苏联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利夫希茨回到了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原为“亚洲博物馆”，后改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旋即又改称亚非人民研究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16年，其间曾担任首席研究员近五十年。1965年，因编著《穆格山所出粟特语文书》第二卷，获第二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取得担任波斯语言教授的资格。

利夫希茨生前发表论著有二百余种，培养了二十位以上的研究生。他在中古伊朗语方面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前苏联境内和蒙古的粟特语文献，包括穆格山文书，中亚、谢米列契等地的碑铭和题刻、各种出土器物上的铭文的研究。2008年，他把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收获汇集成书，用俄文出版。他对文献的译释不仅仅讨论语文学和语言学问题，并且十分关注相关的粟特历史和文化状况，还多次前往出土地点进行田野考察。该书由当代最著名的英国中古伊朗语专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编辑，翻译成英文，作为《伊朗语碑铭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第二部分第三卷第四分册，2015年由伦敦亚非学院出版。

第二，对帕提亚（Parthian）语（安息语）文献的研究。自1948年以来，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尼萨陆续出土大量帕提亚语经济文书，时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多数书写在陶片等之上，约三千余件。利夫希茨还在做研究生之时，著名东方学家贾可诺夫兄弟（M. M. Dyakonov，1907-1954；I. M. Dyakonov, 1915-1999）便邀请他参加文书释读工作。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贾可诺夫和利夫希茨等完成了文书研究并出版了专著。其英文本（包括释文和图版）分为多卷，亦收入上文提及的《伊朗语碑铭集成》，于1976年至2001年先后刊行。令人感慨的是，参与研究的学者贾可诺夫、麦肯齐（D. N. MacKenzie, 1926-2001，英国伊朗学家）、利夫希茨均已先后辞世，而研究成果仍有部分未及问世。其中详情，可参阅日本学者春田晴郎的评论（载于《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1辑，2004年，66-72页）。

第三，对其他中古伊朗语的研究。对花剌子模语、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与和阗语这几种中古伊朗语，利夫希茨都有论著发表。此外，他还有论文讨论过关于阿拉美和新巴比伦语文书中的伊朗语成分、突厥鲁尼文起源等问题。

由于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利夫希茨在1977年就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86年任欧洲伊朗学会成员，1989年任意大利中远东学院荣誉院士。他还是《伊朗语碑铭集成》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一系列国际性学术期刊的编委，并获得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颁发的“查克拉瓦第（S. Chakravarti）奖章”。

在俄罗斯国内，利夫希茨在1992年被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百科部院士。2006年获得圣彼得堡政府奖和俄罗斯科学院奥登堡（S. F. Oldenburg）学术中心人文和社会科学奖。2000年，他成为圣彼得堡市杰出公民。

2013年，为了祝贺利夫希茨九十诞辰，俄罗斯和其他多国学者联合发起，编辑出版厚重的祝寿学术论文集，题为Commentationes Iranicae。该论文集2014年刊行，汇集了全球数十位一流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和段晴两位教授也为该书撰写了英文论文。

改革开放以后，英、德、美、俄、日、意、伊朗各国的重要伊朗学家都曾来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还在中国书刊上发表论文，但利夫希茨由于健康原因从未到访，实属憾事。他的著作在国内译介也很少。就笔者所知，龚方震先生翻译了他与著名突厥学家克里雅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 1928-2014）用英文合写的重要论文《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原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1972年出版），该文考释蒙古国出土的布古特碑铭，影响非常大。译文载于《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35-56页）。中国学者林梅村先生也曾就此撰过专文《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载于《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67-74页）。杨富学先生等人翻译过利夫希茨的一篇短文《亚洲博物馆藏摩尼教文献》（载于《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186-192页）。

国内伊朗学界对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吸取和借鉴还比较少，但已有能够充分利用俄文文献、熟悉相关学术信息的学者，如张广达、蔡鸿生、姜伯勤、王小甫、马小鹤诸先生。他们的论著中已多次征引相关学术成果，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位已故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O.I.Smirnova），系统研究了苏联出土的粟特、突骑施钱币和其他文物，国内学界对她的成果也有初步介绍。相信随着中俄两国关于“一带一路”的人文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学者都将从中受益，并进一步推动粟特学和伊朗学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