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风波与中东地区秩序竞争的新演化

6月5日，沙特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对其实施陆海空禁运，要求其驻本国人员和海外公民两周内离境，引发中东新的地缘危机。如今，两周通牒期已经届满，卡塔尔与海湾邻国的对立依然持续。6月23日，沙特等国向卡塔尔开出十天内与伊朗断交、撤出北约军队、关闭半岛电视台等新条件，危机发展又增加新变数。

海湾国家间的外交危机发生在伊斯兰国即将覆灭的背景下，对未来地区秩序构建意味深远，预示着国家力量的强势回归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渐趋式微，阿拉伯之春以来形成的一些平衡僵局将被颠覆并重构。

一、断交事件是集体预谋的结果

尽管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材料、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遭到黑客攻击事件和美国自相矛盾的举动增加了卡塔尔遭遇多国集体断交是“突发事件”的印象，但本次事件更是一起经过长期预谋的集体行动，特朗普中东访问的成果被有意歪曲利用，沙特和阿联酋在这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首先，断交事件经过精心策划，主要涉事国步调高度统一，针对性非常强。

6月5日，在当地时间早晨5:50到6:10之间，不到半小时内，巴林、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国相继通过各自官方媒体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卡塔尔政府直到9:55分才第一次作出反应，指邻国断交行为没有合法性，不会影响本国公民。而美国方面由国务卿蒂勒森在10:00左右首次对此事件做出评论时，已无法掩盖海湾盟国之间公开决裂的事实，只得以中立态度呼吁各国尊重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统一。

为了继续升级危机，阿联酋等断交国又单边宣布暂停本国航空公司往返卡塔尔的航班，对卡塔尔关闭陆海空全域，切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地节目，通牒卡公民须在两周内离境。沙特央行还要求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抛售卡塔尔货币里亚尔，抵制以卡国货币结算贸易。之所以选择在上班时间前宣布断交，可以避免外界过早介入干预，为后续不断单边加码释出制裁措施预留空间，形成事态不断升级的舆论，以此对卡塔尔社会制造更多恐慌压力。

卡塔尔粮食自给率只有1%，约80%从海湾邻国进口，航空、旅游和石化是卡塔尔经济多元化战略的三大支柱，但是本国市场非常有限，连外劳只有300万人，因此多元经济也都高度依赖外部。断交前，卡塔尔航空公司有超过150个目的地航班需飞越沙特领空，出口天然气运输船需停靠阿联酋的两大海港，赶建2022年世界杯场馆的建筑材料也绝大多数进口自沙特陆上口岸，而机场和世界杯场馆带动的旅游业则更需要仰赖来自周边国家游客。因此，全域全线封锁对卡塔尔这样的高度外部依赖型国家效果非常有效，对卡塔尔的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形成了很大杀伤。

卡塔尔除西南角与沙特和阿联酋陆地相联，绝大部分领土都探入海湾，被海湾邻国环绕，因此邻国关闭陆海空域，几乎就等于间接对卡塔尔实施全面封锁，而全面封锁一般只发生在战争期间。卡塔尔面积只有约1.14万平方公里，地势平坦，除了在位于首都多哈附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驻防的一万名美军外，一万名国防军（其中一半为雇佣军）无法抵抗周边邻国的入侵和占领。离境通牒将影响约1.2万名卡塔尔公民，海外办事处的压缩将打击卡塔尔的地区影响力，而存在跨国婚姻关系和在海外居住的卡塔尔人被迫离开居住地又将产生人道主义悲剧。

集体断交的连环奇袭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断交当天，卡塔尔股市重挫7.5%，并且开始流行民众超市抢购食物的传言。

其二，断交前的媒体暗战表明，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早已部署针对卡塔尔的联合行动。

断交前夕，维基解密泄露了阿联酋驻美大使奥泰巴的邮件，内容包括阿联酋试图与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制裁卡塔尔、遏制伊朗等。尽管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勾联对付伊朗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巴以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公开与以色列合作却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很难向国民交待。因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即时跟进报道将阿联酋政府置于相当被动的境地，扩大了两国间的嫌隙，可能也就此加速了断交事件的爆发。

邮件门报道次日就发生了半岛电视台被黑客攻击事件，卡塔尔埃米尔（相当于国王）质疑美国中东政策、肯定伊朗地区作用的发言被挂到“半岛”网站上。沙特人信奉一句格言，叫“朋友在需要时不能帮助你，无异于敌人从背后捅刀。”这样，看上去“公开”表扬伊朗的卡塔尔就自动走到了海合会领袖沙特的对面，也帮助缓解了阿联酋的尴尬。

维基解密泄出的邮件显示，沙特和阿联酋近期启动了多年前即已着手经营的美国舆论工具，试图引导美国决策层重新评估卡塔尔在美地区战略中的作用。阿联酋最晚从4月份开始多次联络美国亲以色列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预备探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负面关系等议程，并谋求借机加强与美国及以色列在遏制伊朗方面的合作。其结果，一是促成特朗普在5月下旬访问沙特，合作举办美国-阿拉伯-伊斯兰峰会；二是沙特利用特朗普急于做出政绩以摆脱国内政治压力的心理，以及对中东局势的认知不全，将美国对地区反恐的支持转化为对沙特安全化政策的支持，将美国反对支持恐怖主义行为转变为对沙特打击卡塔尔的支持。

在反恐支恐的二元对立框架下，美国与沙特之间最近达成巨额军火交易协议使得地区国家相信，美国在断交事件上背书沙特，因而纷纷选择支持沙特。而地区国家在断交政策上的整齐划一又增进了特朗普的成就感，因此连续发出数条推特邀功，暗示其事先知晓沙特决定，并赞扬断交行为将是“地区恐怖终结的开始”。

当然，这不仅令美国不同部门在断交危机上的态度更加模糊而矛盾，也容易让外界误认为美国才是整个断交事件的背后决定者，从而令局势看上去更复杂，也会让卡塔尔对驻乌代德基地美军的作用产生新的看法。

二、沙特对卡塔尔长期不满的来源

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指控主要包括三块：卡塔尔与伊朗及什叶派阵营维持良好关系；资助和庇护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等地区恐怖组织；半岛电视台煽动地区激进派，干涉邻国内部事务。这些指控有虚有实，指责卡塔尔支恐是为打击卡塔尔加持合法性，而打击卡塔尔实质还是为了遏制伊朗，维护各自的国内政权。

2017年4月，卡塔尔做了两件令沙特方面非常不满的事情。

第一件是卡塔尔宣布解除2005年自我设定的北部气田天然气生产限额，并寻求与伊朗合作开发共享气田。卡塔尔的天然气储量几乎全部位于与伊朗分享的世界最大单体气田——北部穹顶-南帕尔斯气田中。当年伊拉克以科威特方面偷采共享油田为借口入侵科威特，后者虽然在海湾战争后复国，却负担了巨额战争成本，并且从此自我放逐，放弃高调的地区外交政策。伊朗长期受战争和制裁拖累，开采设施明显落后，卡塔尔担心单方扩产会招致伊朗的不满和报复，遂于2005年单方面承诺，至少到2013年，每年的开采量都不会超过2004年的水平。卡塔尔虽然石油年产量才60多万桶，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2015年的油气合计日产量约为500万桶石油当量，几乎是沙特石油日产量的一半。2016年，卡塔尔天然气出口达7720万吨，约占世界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天然气消费不断增长，全球石油消费自2007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全球能源需求总量进一步受到抑制，加上2014年以来美国页岩油气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受此影响，沙特已经不能维持原先的高社会福利政策，甚至不得不大幅削减政府部门支出以应对快速缩小的外储规模。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作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人口大国代表，伊朗曾与沙特竞争OPEC定价主导权，被制裁期间不惜压价促销并接受短期销售合同，破坏了既定市场规则。如今，伊朗即将回归全球市场。完成解禁后，伊朗预期将报复性出口能源储备，冲击沙特的市场份额，而且势必还将动摇沙特在OPEC中的政治地位。

目前，伊朗石油产量已超越2011年制裁前水平，比协议刚达成时增加了约200万桶/天。此外，伊朗天然气出口也获得长足进步，2016年开始用管道向伊拉克供气，未来的新客户名单还包括叙利亚、阿曼等国。沙特2014年至2016年的扩产压价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除了委内瑞拉，并没有更多玩家被挤出市场，而美国页岩油已将平均每桶的成本从40美元降至20美元附近。相反，沙特财政状况受油价低迷拖累更加恶化，不得不计划将国有的阿美石油公司上市，但是发行时的认购规模却不断缩水。

在沙特力推下，2016年11月底OPEC达成减产协议，2017年5月减产协议又获延展，但是效果依然不明显，油价持续在低位徘徊。卡塔尔和伊朗虽然都参加了减产协议，但是卡石原油产量微不足道，每天减产30万桶无伤大雅。伊朗的生产配额更是不降反升。回头看，卡塔尔要联合伊朗扩大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客观上为伊朗总统鲁哈尼赢得连任增加了砝码，但是对沙特而言却意味着市场份额的继续萎缩，国内社会压力增大。

第二件事是卡塔尔为换回2015年12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被绑架的26名卡塔尔人支付了10亿美元赎金。沙特对此事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赎金规模太过庞大，尽管这笔赎金还包括允许在叙利亚开辟临时人道救援通道的费用，最后也撤出了4000多名村民，但是沙特王室还是对这笔高到离谱的巨额赎金出离愤怒，因为伊斯兰国的赎金标准也“只有”一人500万美元。

其二，赎金主要交付给地区什叶派激进组织，简直就是对伊朗阵营赤裸裸的利益输送。据信，赎金中有约7亿美元给了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间武装，另外约2.2亿美元给了两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7亿美元对叙利亚战场局势来说，可以办成很多事情了。201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财源断绝，政府军不断叛逃，反对派四面围困，在此背景下发生化学武器危机，美国提出战争红线，政权几乎命悬一线。俄罗斯介入外交斡旋的同时，伊朗向阿萨德提供了36亿美元贷款，其中30亿美元用于从伊朗和伊拉克采购原油以维持控制区炼油厂的生产，确保政权控制区的燃料和暖气供应。其余部分则主要用于工资发放和兵源招募。

此后，政府军在伊朗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配合下，连续发起攻势，逐渐扭转战场劣势。2014年，阿萨德高票当选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不止一个候选人的总统大选，巩固了合法性。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阵营都掌握了相当的主动。相比之下，沙特作为逊尼派老大，一向依赖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缺乏说服力，在也门战事耗费巨大却进展缓慢，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惯能征战的逊尼派国家也各有异心，不能给予充分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卡塔尔的“资敌”行为更加令沙特愤懑。

其三，时机问题。5月下旬，特朗普访问沙特和举办美国-阿拉伯-伊斯兰峰会，是沙特寻求内政和外交突破，重塑沙特地区领袖地位的一次重大尝试。也因此，卡塔尔在峰会前夕向什叶派输诚，在沙特看来不仅正面砸场子，更是一种背后捅刀子。在油价低迷、伊朗复出、美国收缩而且地区刚经历阿拉伯之春的血与火洗礼的背景下，海湾地区正在经历一次地缘政治经济的大调整，地区国家被迫卷入攸关政权生死的政经改革淘汰赛。

沙特的主要竞赛对手是伊朗和卡塔尔。人口方面，伊朗有近8000万人，卡塔尔只有30多万人，连外劳一起也不到300万人，沙特则是3000万多人。经济总量上，沙特是伊朗的近两倍和卡塔尔的三倍多。相比沙特，这两个海湾邻国在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民主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伊朗有民主选举，长期制裁还逼出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劳动力素质高，工业化条件好，即使经济表现不佳，城市青年、妇女和边疆少数族裔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依然很高。卡塔尔自1995年老埃米尔哈马德上台，先行开启社会民主化进程，开放地方选举，引进西方生活方式，而且卡塔尔资金雄厚、人口稀少，即使是单纯的高福利社会政策，也可以比沙特多执行好多年。

沙特夹在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工业化条件差，财政短缺，社会维稳压力巨大，政权跟传统宗教高度结合，改革空间小。以新王储萨勒曼为代表的改革派执行对内集权、对外冒险的政策，试图以高度集权破除国内改革的政治和宗教阻力，以外部安全议题转移国内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为内部集权提供合法化理由，为经改拓展时间窗口。也因此，沙特积极迎合甚至引导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聚焦于反恐和遏制伊朗，促使特朗普政府承认沙特地区安全化政策的重要性，并与沙特签署巨额军火交易单子。

沙特希望借重美国影响力收拢逊尼派国家，以此自抬身价，稳定国内。然而卡塔尔高调亲善伊朗、营造地区和平建设主题的做法，挑战了沙特安全化政策的逻辑前提，使得美沙主导的峰会看上去像个笑话。

三、断交事件新发展

断交危机已经在降温，但是卡塔尔很难满足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复交谈判要求，在十日内完成降级与伊朗外交、关闭半岛电视台、中断与土耳其军事合作、撤出对恐怖组织和地区激进派的资助以及赔款等全部条件。

由于卡塔尔保持理性克制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介入，断交危机本来已经进入降温通道。针对沙特等国的严厉指控和制裁，卡塔尔并没有采取对等制裁措施。之所以保持克制，部分原因在于卡塔尔靠能源和服务出口立国，日常消费品又高度依赖进口，升级局势首先对己不利。部分原因在于卡塔尔势单力孤，很难抗衡沙特等集体断交国，投靠伊朗或土耳其只会更加不利于国家生存。毕竟卡塔尔与沙特和阿联酋陆上相联，而且国土狭小、缺乏纵深。

断交当天，科威特埃米尔即开始穿梭调解。卡塔尔埃米尔本拟通过电视讲话澄清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指控，经劝说后最终取消。为稳定民心，卡塔尔向海外公民保证定期汇款，向卡塔尔航空公司受损客户承诺完全退款，向国际足联确保场馆建设进度不受影响。卡塔尔运输船仍可走国际水道出海湾。阿联酋方面以尊重商业合同为由依然开放卡塔尔通迪拜的天然气管道，埃及也以苏伊士运河系国际航道非直接敌国不予阻拦为由，放行卡塔尔输欧天然气运输船。当然，阿联酋与埃及这么做部分是不舍得放弃经济利益，部分则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卡塔尔出口的石化产品绝大多数系与外国合资生产，严格禁运还将损害出口目的地国的利益。

断交发生后，伊朗很快向卡塔尔递出橄榄枝，承诺将通过海运弥补卡塔尔的粮食和建材供应短缺。土耳其也已于近日完成在多哈部署32名士兵和5辆军车的象征性动作，以防止沙特等国趁乱吞并卡塔尔。

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明确支持卡塔尔，表态将出力调解海合会国家间的外交危机。6月15日，美国与卡塔尔签署价值120亿美元的F15战机交易协议，等于再次确认了卡塔尔的地区反恐伙伴角色。

此前，卡塔尔拒绝撤出对地区激进派的支持以及沙特新近更换王储，令断交风波变数陡升。6月9日，沙特等国向多哈提交了撤出资助涉恐个人和组织的要求，列出了59名涉恐个人和12个涉恐组织名单，其中包含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尤素福·卡拉达维和利比亚著名伊斯兰主义者阿里·沙拉比等人，以及多家卡塔尔和地区国家的慈善基金会。这一要求立即遭到多哈的拒绝。

穆斯林兄弟会是中东最大的地区性政治伊斯兰组织，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国都有强大存在，在土耳其、突尼斯和几个海湾国家也有广泛分布。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后，政权与宗教“双支柱”合作治理的传统模式在大部分地区国家都宣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趋势。其一是传统政权精英成为西方统治的地区代理人，国家经济和安全参与体外循环，逐渐与社会脱节。其二是被全球殖民体系排除在外的宗教等传统社会因素积极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尝试。后一部分又大致分出两类，一类倾向于向历史传统寻求答案，即原教旨主义和极端组织，另一类倾向于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制度，即政治伊斯兰及其代表穆兄会等。

自“9·11”后，地区内伊斯兰复兴主义日益高涨。2005年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民主化改造计划和2009年奥巴马开罗大学演讲为社会因素的政治化发展打开了空间。地区内政治伊斯兰组织实现了合法化转型，通过选举迅速崛起并开始掌握政权。相反，原先依赖西方的国家政权则受到限制。伊拉克政权更迭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趋势。阿拉伯之春中，政治伊斯兰组织与民粹主义相结合，利用社交媒体动员和组织社会，轻松收割了地区内诸多政权，在海湾国家也掀起革命浪潮。巴林革命被海合会联合派兵镇压，也门革命则演变成内战持续至今，沙特也深陷其中。

卡塔尔在“9·11”之前就建立起与地区激进派的密切联系，予以资金支持和政治庇护。半岛电视台坚持西方编辑原则和迎合民粹的做法直接促进了地区民主化运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客观上还使地区激进派获得了两个政治正确的加持，即巴以问题上的民族自决权和阿拉伯之春中的公民自由权。因为这两个政治正确，西方和地区政权分别被各自国内政权与社会关系束缚手脚，而它们之间的联合也就此被轻易破解，为社会革命让路。

6月21日，沙特在集权上又前进一大步，国王改立儿子萨勒曼为新王储。相比前任，新王储萨勒曼较少有意识形态上的包袱（这一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相似），能得到国王更充分的支持，也更急于积累政治资本，因此更有可能在对内集权和对外强势上采取强硬立场。萨勒曼与阿联酋埃米尔在地区政策上持类似观点，即巴以问题持续产生地区激进主义，已经成为本国经济和外交上的巨大负担，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他们认定，对两国更迫切的威胁来源是伊朗而不是以色列，巴以问题持续下去只会消耗海湾国家的实力而增加激进派领袖伊朗的影响力。

以色列也认为，不愿妥协的黎巴嫩真主党及其背后支持者伊朗才是最主要的敌人。上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和以色列积极合作对付阿拉伯国家，现在以色列和沙特都有意重塑彼此关系，联手对付伊朗。但是卡塔尔没有跟上形势，在美国-阿拉伯-伊斯兰峰会前夕仍主动谋求和好伊朗，为什叶派武装提供资助，峰会后还批评沙特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自然成了沙特的眼中钉。

对阿联酋来说，伊朗石油出口解禁意味着前些年迪拜（阿联酋人口最多的酋长国）的转口贸易繁荣将很难维持，而多元化经济又面临卡塔尔的全面超越，因此押注沙特经济改革，希望更多承揽沙特的国际投融资项目。对埃及的塞西政权来说，沙特是其最大金主，海湾资金对维系政权合法性的国内大型基建建设至关重要。此外，穆斯林兄弟会及伊斯兰国西奈分支是其当前最大的国内安全威胁，但是穆斯林兄弟会以西奈半岛为基地，经常偷越边境与哈马斯互相提供掩护，成为屡剿不止的一个原因。对巴林来说，一方面其政权安危完全仰赖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另一方面巴林与卡塔尔历史上有领土争端，相比卡塔尔的丰富储量，巴林的油气资源已经基本采掘完毕，因此巴林有足够动力追随沙特外交政策。对沙特来说，巴林是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驻地，因此将巴林和以色列收拢在旁，也有利于争取美国的合作。对利比亚和也门来说，沙特是两国中央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而卡塔尔或伊朗则是反对势力的支持者，因此它们也支持沙特的立场。

美国特朗普政府和一票地区国家的支持使得新王储萨勒曼更有底气向卡塔尔索要高昂条件。6月23日，沙特等国通过科威特向卡塔尔递交13点要求，包括：

1.降级与伊朗外交关系，驱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中止与伊朗的安全和情报合作，与伊朗经贸往来必须符合美国的制裁政策，不损害海湾邻国利益；2.立即关闭土耳其在卡塔尔在建的军事基地，中止与土军事合作；3.中断与所有恐怖分子和激进派别的联系，公开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法塔赫-伊斯兰（努斯拉阵线）以及黎真主党为恐怖组织；4.停止对被美国、沙特等国列为恐怖分子和组织的个人和机构的一切形式的支持；5.将恐怖分子名单中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的移交其母国，或提供居住、活动及金融相关信息；6.关闭半岛电视台及其附属机构；7.停止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不得给予遭邻国通缉人士以卡塔尔公民权，已给的要废止；8.赔偿为其近年政策造成邻国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金额协商而定；9.卡塔尔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政策应与其他海合会国家保持一致，恢复2014年与沙特达成的协议；10.停止接触沙特等邻国的反对派，向邻国提交相关情报信息；11.关闭卡塔尔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所有地区新闻渠道；12.以上条款须于10天内全部接受，否则全部失效；13.卡塔尔接受条款后，应就以上条款执行情况充分及时向邻国汇报，第一年内月报，第二年季报，未来十年年报。

四、断交危机对地区格局的影响

沙特对外冒进的自保策略与卡塔尔高调存在的安全战略相互冲突，加上美国、沙特与伊朗之间三角互动，使得海湾地区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新秩序的策源地，卡塔尔遭遇的断交风波结果或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地区秩序的性质和格局。

除了赔款一项外，沙特新王储萨勒曼开出的每项和解条件几乎都在挑战卡塔尔的国家安全战略，很难设想多哈会照单全收。

首先，卡塔尔处在伊朗和沙特夹缝中，和好伊朗是保证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石。

卡塔尔天生惧怕伊朗。1968年英国宣布撤出波斯湾防务后，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在美国扶植下成为“海湾宪兵”。1971年卡塔尔正式建国时，人口只有10万左右，且三分之一是伊朗侨民。正在权力高峰的巴列维一开始拒绝承认卡塔尔等新生小国，只因需要首先对付苏联支持的伊拉克，而且当时海湾天然气储量远未探明，才勉强答应按海基线而不是人口完成与卡塔尔的海湾水域划分。尽管如此，巴列维仍任性地占领了阿布穆萨、大小通布三岛，从而完全控制了海湾的出入口即霍尔木兹海峡。其后，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接踵而至，卡塔尔不仅无法完全勘探开发能源资源，而且国家安全也只能依靠沙特领衔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然而沙特并不满足于仅仅领导卡塔尔的外交和安全，而是连其宗教和部落等内政事务一起干涉，导致卡塔尔政权不稳，多次发生政变。

海湾战争后，美国主导构建起海湾地区安全秩序，卡塔尔新探明天然气储量也不断攀升，这两个因素为卡塔尔实行独立外交，走出沙特和伊朗这两个石油输出大国的夹缝创造了条件。1995年政变上台后，埃米尔哈马德对内加强集权，抑制部落因素，对外扩大联系，高调塑造独特存在的国家形象，以此加速天然气开发，继而以新增能源财富支撑社会高福利、经济多元化和平衡的外交政策。

其次，卡塔尔国小财厚、强敌环伺，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只有两条。其一，如法国地缘政治学家帕斯卡尔·博尼法斯所评说的，“保证自己醒目地存在于地图上……，不管哪个国家都不太好动手”，比如通过高调举办体育赛事以及半岛电视台塑造开明现代的国家形象。其二，不断引进新的第三方力量，使外部势力与本地势力互相抵消，形成对卡塔尔有利的平衡局面。

1995年，刚引入沙特的BBC阿语频道由于录制一名沙特王子因私自结婚而被斩首的视频违反管制政策而被解散，该频道被卡塔尔引入后改造为半岛电视台。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境内针对美军基地的恐袭增多，沙特只得将基地收回，卡塔尔乘机向美军提供乌代德基地，成为美国军事盟友。期间，卡塔尔通过军事和经贸合作引进法国、德国和中国等域外大国势力，以平衡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在地区伊斯兰复兴主义和反美主义兴起后，卡塔尔又强化与基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激进派的复杂关系网络。半岛电视台和乌代德基地是卡塔尔安全战略和地区政策的两大支柱，巧合的是这两者都是沙特率先引进却因为与传统价值观冲突而不得已放弃的。也因此，先行社会改革的卡塔尔后来凭借此二者长袖善舞、发挥软实力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损害沙特等邻国的保守价值观。

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地区民粹运动兴起，卡塔尔苦心经营的多重平衡关系网被打破。亲西方的地区政权面临内部挑战增长而外部依赖消退的局面，安全脆弱性急剧放大。地区激进组织借助民粹运动势力，直接向地区国家政权发起挑战。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大为增强，不仅兼并了多家传统媒体的记者站，而且由于社交媒体的接入，形成了一个全面整合性的传播系统。

阿拉伯之春中，半岛电视台惯性迎合民粹的作法加剧了域外势力、地区政权与社会三角之间的严重失衡状况，激进伊斯兰因而很快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导者，而一些该地区政权和它们所依赖的西方势力则受限于言论自由、民主无罪等政治正确的叙事模式而应对乏术，甚至相互对立起来。当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西方盟友国家迅速成为趋势时，美国站出来鼓励革命推翻“专制独裁”，甚至把政权的维稳行为指为“反革命”，以断绝援助为要挟要求埃及军方放弃对总统的支持。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并不是绝对的。在埃及发生街头革命时，半岛电视台密集报道巴以问题，试图为盟友穆巴拉克转移注意，及至美国放弃对穆巴拉克的支持后，卡塔尔才转而支持反对派，并表示将向其提供100亿美元经济援助，但是援助迟迟没有兑现。埃及陷落后，卡塔尔才缓过神来，使用半岛电视台的倾向性报道来定向引爆社会与政权矛盾，以平衡地区内的阵营关系，包括有意忽略巴林革命以及积极煽动利比亚和叙利亚暴乱，为外界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准备舆论。

卡塔尔的地区政策促进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崛起和地区既定秩序的消解。如果说小布什用反恐战争、奥巴马以人道主义干预摧毁了地区内若干主权国家，那么卡塔尔的地区政策尤其是半岛电视台的作为就是通过促进民主化和促成国际干涉两方面，事实上加速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崛起和地区地缘政治的进一步碎片化。对激进派的扶持使得巴以问题更趋复杂而难以解决，而巴以问题作为地区根源性热点问题的长期存在，又给了地区国家竞相支持激进派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正当理由。最终，民族国家的消解和国家间代理人战争导致极端主义的泛滥和伊斯兰国的出现。

在这方面，只有输出革命的伊朗扮演了差可相仿的作用。伊斯兰革命后，长期遭受苏联和美国南北夹击干涉之苦的伊朗坚持“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倡导伊斯兰主义，希望周边穆斯林国家分担对抗霸权的风险，具体操作上则以恢复巴勒斯坦之名义，在海外组建黎巴嫩真主党，援助哈马斯，扶植海湾国家什叶派，在叙利亚内战中又全力支持阿萨德。对沙特等亲西方的地区国家来说，巴以问题悬而未决使它们各自政权合法性的法理和绩效来源之间相互冲突，政权持续处于与社会及西方的两难处境之中。

新王储萨勒曼与特朗普在先前的5月峰会期间已经就主要地区政策达成共识，即解决巴以问题和遏制伊朗两手抓。这跟克林顿政府的“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政策非常相似，只不过冷战后初期，美国实力超群，在海湾有大量驻军，地区内非国家行为体还屈指可数。时至如今，美国实力衰落，计划从中东撤出驻军至新加坡以兼顾南中国海和阿拉伯海，与此同时，以各种极端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却在几乎所有地区内热点问题上都有渗透，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沙特抑制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也符合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设想，有助于美国实现反恐、扶持以色列和稳定全球油价的长期政策目标。

断交风波不见得能迫使卡塔尔放弃长期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是抑制本国高调的地区政策，包括降低半岛电视台调门，减少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联系等作为，应是短期内可以预期的。近日国际社会纷纷介入调解，尤其土耳其和伊朗，分别对卡塔尔提供经贸和安全保障，说明国家行为体正在新的地热点问题中重新扮演主导性作用。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将于9月26日举行独立公投的消息更加令人相信，非国家行为体将被日渐排除出新的地区秩序建构，一如美俄加强在叙利亚竞争后，反对派和库族的作用就仅限于战场工具，而不具备政治谈判的资格。

特朗普执政百日已过，围绕新总统的不确定性迷雾渐渐散去。随着国家角色的回归，中东地区的日趋稳定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