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廿年⑪｜香港坐标：地位无可替代，要发挥“走出去”优势

【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聚焦香港的独特历史地位。

1997年7月1日，香港结束百年飘零，回到祖国怀抱。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上世纪80年代这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香港同胞的心声，也反映了香港与祖国的连结从未因管治权的短暂改变而中断。

不仅连结没有中断，香港在国家发展历史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

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香港在不同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内地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岭南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蜀永说。

对于香港在国家版图上的定位，刘蜀永更指出：“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认为香港不重要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要从历史到现在，正确认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想一想用什么方法发挥香港的优势，这是香港回归20年之际应该去考虑的问题。”

利用特殊地位开展革命

百年辛亥，风起香江。

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之地。1883年11月，17岁的孙中山被送到香港读书，合计七年时间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与封建制度下的清朝相较，触动了他的革命思想。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时也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随后，孙中山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开展革命活动。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会员入会时需高举右手对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分会。

从189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南方10次武装起义，有6次以香港为基地秘密策划。“这些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唤起国人的革命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刘蜀永强调。

此外，香港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重地，也是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1900年，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中国日报》即在香港创刊。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与祖国内地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再一次得到体现。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香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中共中央在此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这些机构团结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一些香港民众不仅在金钱和物质上给予各种援助，还组成救护队、服务团等到内地参加抗日宣传和赈济活动。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英军投降，在香港坚持抗战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港九大队还与英美等盟国开展了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例如从集中营营救盟国人士、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等。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可以半公开地在香港活动，香港成为南方重要革命基地。

当时，因为国统区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撤退到香港，一些民主党派在这里建立新的组织，或是把原来的组织恢复。1948、1949年，大批民主人士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这期间，“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曾在香港屯门和民主人士创办了一所大学，叫达德学院，是一般人比较少知道的。”刘蜀永提到。

达德学院校名取自《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946年10月正式开学，李济深出任董事长，陈其瑗任校长，学院老师几乎都是名重一时的左翼学者。

达德学院设商业经济、法政、中国文学三个学系，另设新闻写作班。从1946年至1949年不到三年时间，前后有一千多人在此学习，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建国之初和改革开放期间都做了很多贡献。

为内地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

“正因为有这些经历，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急于把香港收回来，而是表明在适当时期通过谈判来解决。”刘蜀永说，“‘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个决策不是一时想出来的，是因为知道香港暂时不收回来对国家发展更有好处。”

特殊历史时期，香港是中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

194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香港成为主要的对外通道。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香港几乎成了唯一一个对外通道。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外汇以及管理经验和技术。此时的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中积累了大量资本，一方面要为资本寻找出路，同时也面临着香港土地和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与内地一拍即合，互惠互利，港商大量到内地投资，为内地解决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内地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刘蜀永说。

例如内地所熟知的港商霍英东。1979年4月，广州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酒店的协议正式签署，由霍英东投资5000万元及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砖瓦沙石”、土地和人力。白天鹅酒店是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酒店。

在霍英东众多内地投资中，以南沙的投入资金最为庞大，10年总计26亿元人民币，终将南沙由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珠三角最具活力的区域。

在香港教联会理事、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看来，港资进入内地一方面对于内地的制度建设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外资的进入也有示范效应。

香港特首梁振英曾作为测量师向内地介绍香港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香港城市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他所在的仲量联行最早进入内地，参与探索内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曾于2001年至2004年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为中国首位及至今唯一来自境外的副部级官员，为内地金融制度建立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其任上，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公司治理准则、独立董事制度、收购管理办法、保荐制度等系列规章制度。

甚至在很多和社会民生相关的微观领域，香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2008年汶川地震时，香港飞行服务队转运受灾群众、伤病员和部队官兵100余人，飞行服务队的“贡献不仅在于救了多少人，而在于如何把军方技术运用到民间救灾领域，这对内地是有启示的”。

“认为香港不再重要了是短视看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香港经济规模在过去20年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实质增长3.6%，与全球经济增幅相若，并持续高于大部分高收入经济体。同时期，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加约七成，平均每年增长2.6%。2014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当时市价计算达39,994美元，在亚洲占前列位置。

回过头看，香港这二十年并不平静。

香港回归不久即碰到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出现非典，2008年又经历全球金融海啸。“但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还是很顺利渡过了难关。”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短短三个月内，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入市干预，击退了炒家。

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平稳增长的香港经济急转直下，但香港凭借中国经济增长获得的庞大商机努力拼搏，到2010年年底，香港经济已全面复苏。

“‘一国两制’严格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共处，还能够发展得比较好。”刘蜀永评价，“‘一国两制’基本上是成功的，是按照当年的构想来进行的。”

刘蜀永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增长很快，香港GDP占全国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些人因此认为香港不重要了，“实际上，这是短视的看法。”

“一方面，不仅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人均；另一方面，香港过去发挥的作用主要在引进来，现在国家发展要‘走出去’，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香港有它的优势：香港和国际接轨程度高，对海外投资地的法律熟悉程度高，具备相关人才。”他认为，如果能够发挥香港的优势，香港与内地将形成优势互补。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认为香港不重要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要从历史到现在，正确认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想一想用什么方法发挥香港的优势，这是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际应该去考虑的问题。”刘蜀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