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设女性专用车厢：性别隔离能创造“安全空间”吗？

广州地铁一号线于2017年6月23日宣布将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具体实施办法是于本月28日起，每逢工作日的7：30 至9：30，17：00至19：00将往东站方向的最后一节车厢以及往西朗方向的第一节车厢设置为女性专用车厢。据称， 女性专用车厢的设立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地铁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同时减少由于拥挤产生的“尴尬”。据报道称，广州地铁的管理部门特意强调， 女性专用车厢，实际也并非女性专用，而是主要起到一个倡导性的作用。 此外，除了广州市，深圳市也有可能开始女性专用车厢的试运行 。

事实上，在女性专用车厢出现之前，在大连以及合肥就出现过比一般停车位宽出7厘米的“女性专属停车位” 。虽然女性专属停车位在德国、韩国等国家均有实践，中国则是唯一一个将女性专属停车位拓宽的国家。女性专用停车位以及女性专用车厢这类 “女性专属”的设施往往成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讨论。从女权主义出发的批评者，通常指出这类设施实际上反映了针对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而大部分支持者认为这些设施和制度设计是 “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是“人性化的设计”，能够让女性“体验到幸福感”，认为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太“不领情”。

无论是女性专属车位还是女性专用车厢，其本质都 是一种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的措施。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性别隔离的状况并不少见。按照学者的分类，性别隔离分为很多种，有法律性的、行政性的、自愿性的。法律性的性别隔离包括区分男女厕所、洗浴设施等，而行政性的则包括体育运动中以及医疗实践中的性别隔离。自愿性的性别隔离则更加种类繁多，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征，很多基于性别的组织和协会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女性专用车厢能创造对女性有益的“安全空间”吗？能促进性别平等吗？这篇文章试图从性别隔离的角度，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女性专用车厢的前世今生

女性专用车厢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事情。至今，在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家，出于宗教的原因， 女性专用车厢相当普遍。 不仅地铁车厢，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还提供妇女专用的公交车、出租车等服务，由女性来担任司机，提供服务。

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在世俗化背景下， 女性专用车厢也在不同国家经历过起起伏伏。一般来说，世俗化背景下的女性车厢，其目标都是为了防止性骚扰的发生。在英国还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1874年，为了防止没有男性陪同的女性受到骚扰，就曾经设立过女性专用车厢。1977年，因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法律规定禁止以性别为基础区分对待公民，反对女性专用车厢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英国废除了女性专用的车厢。

而在日本，女性专用车厢最早出现在1912年，在交通高峰时段，男性女性学生可以分别乘坐列车。该服务于二战之后停止。而二战之后的1947年，日本的地铁过度拥挤，孩子和妇女往往难以挤上列车，因此，在Chuo Main Line和Kelhin-Tohoku Line这两条线路上，设立了妇女专用车厢。不过，这些车厢也于1973年在列车设立了“博爱专座”（priority seats）之后取消。

近20年来，女性专用车厢在非宗教化的语境下，似乎出现了复辟和新发展。譬如， 自2000年开始，日本的多个地铁公司开始陆续推出女性专用车厢，至今已经有三家公司实施了女性专用车厢的服务，延续至今。类似的“复辟”也险些发生在英国，2015年，英国工党的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宣布考虑重新设立女性专用车厢以减少性骚扰，顿时引起了很多反对的声音。英国卫报刊登了名为《女性专用车厢，多么荒谬而倒退的想法》的文章，作者Gaby Jackson批评女性专用车厢这样的措施，类似市场营销中 “shrink it and pink it”的举措，对服务没有任何改变。她号召，“进步的男女应该反对对女性的暴力，而不是要求妇女们改变她们的行为。”

除了日本，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2000年之后推行了女性专用车厢：巴西于2006年设立了女性专用车厢。墨西哥于2008年开始在地铁中设置女性专用车厢。 类似的，在印度尼西亚，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地铁性骚扰报告，名为PT Kereta Api的地铁公司于2010年推出了女性专用车厢。 2004年，台湾也开始尝试女性专用车厢。虽然这样的尝试，因为效果不佳，仅仅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

性别隔离在实践中有问题

性别隔离真的能够在实践层面能减少性骚扰行为，带来女性的安全吗？根据日本的统计报告，实施女性专用车厢之后，性骚扰的报告下降的三分之一。但二者的相关性还有待验证，因为事实上，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地铁中性骚扰数据的浮动。譬如，纽约警察就曾经指出，警方一旦采取措施鼓励妇女报案，性骚扰的统计数量就会攀升，随后就会慢慢下降。这并不标明性骚扰数量有实质的变化，而仅仅反映出很多人还是在遭遇性骚扰之后选择了沉默。目前中国的女性专用车厢将要运行，目前并没有可信的数据和研究来回答这一举措在中国语境下的有效性问题。但基于其他国家的实践，我们能总结出女性专用车厢在具体实践和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女性专用车厢到底能减少多少性骚扰呢？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性骚扰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以及工作场所。权力的不平衡往往会导致各种形态的性骚扰，而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比例反而并不高。对于女性来说，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恐怕并不能迅速而且有效的减少她们生活中所遭遇的骚扰和暴力。即使女性专用车厢能够让地铁中的性骚扰案例在统计上减少了， 一旦出了地铁，我们还是共享同一个公共空间。只有争取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尊重，改变物化女性（以及男性）的态度， 才能真正减少性骚扰事件的发生。

其次，女性专用车厢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所有女性都能够顺利乘坐专用车厢。以日本为例，有些公司只在交通高峰提供女性专用车厢，有的只在快速线路上提供专用车厢。不仅如此，女性专用车厢的数量在整个车厢中的比例很低，一般一趟车中仅有一到三个车厢专门为女性提供服务，这样一来，女性专用车厢比一般车厢要更为拥挤。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女性还是需要乘坐男女混乘的车厢。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专用车厢的效果恐怕就大打折扣了。

再次， 女性专用车厢的设立，可能会改变地铁这一公共空间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旦性骚扰再度发生，人们则更容易谴责受害者而非施害者。有研究表明，一些男性认为有了女性专用车厢之后，就不应该再乘坐普通车厢。甚至认为不乘坐的专用车厢的女性，缺乏对自己安全的重视，一旦被骚扰，其自身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本来女性受到侵害之后，就经常被谴责“穿得过于清凉”，这样一来，受害者受到谴责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此外，虽然女性专用车厢有很明确的标识，但是这样的性别隔离并非法律性的或行政性的。由于地铁专用车厢的非强制性， 往往并没有专门的人员来保障男性不登上专属女性的车厢。 这样一来，很多男性还是会登上女性专用车厢 ，设立专用车厢的目的就没那么容易达到了。在各国，都有报道男性登上女性专用车厢的例子。譬如在巴西，虽然于2006年就开始实施女性专用车厢，但是直到2013年，还有很多男性误乘女性车厢 。日本的Keio Corporation的发言人也曾经表示：“我们不能阻止男乘客登上女性专用车厢，我们只能希望误上了女性专用车厢的男性能够行为体面，在发现自己上错车厢之后，主动离开。如果专用车厢中的女性感觉必要的话，最好在列车停靠下一站的时候，告诉我们的雇员。”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残障人士并不能轻易区分女性专用车厢和普通车厢，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和尴尬，恐怕也不能轻易忽略。

隔离再生产狭隘的性别观

很多女性专用车厢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恐怕对于批评感到非常委屈。毕竟，他们往往表达这样一种善意：女性专用车厢体现的是对女性的“关爱”，体现的是城市“人性化”一面，是城市“文明”的标志。然而事实却可能恰恰相反。这样的设计和服务，不仅没有体现出一个城市对于女性潜力和能力的肯定与尊重，却实际上复制和强化了非常刻板的性别观念。

在推广女性专用车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在说：女性是天生的弱者，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我们还在说，没有男性陪同的女性是危险的，就好像女性是不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人。同时，这样的安排对男性也充满了非常专断和片面的假设，似乎在说，所有的男性是充满危险的，是不可信赖的，是危险和伤害的制造者。不仅如此，男性的欲望好似猛兽，是不可控制的。总之，这样的的制度安排和设计， 往往和现有的性别话语共谋，不断强化着有关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不仅如此，女性专用车厢假设了性骚扰的受害者永远是女性。这一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工作环境中，报告受到性骚扰的案例中，有有统计数据标明，虽然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很高，但仍有高达20%左右的很多案件的受害者是男性（数据中并没有指出施害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地铁等或拥挤或僻静的环境中，男性也自然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那么，是不是也应该针对潜在的男性受害者的需求， 设立男性专用车厢呢？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 性别隔离建立在非常生硬的生理性别之上，对于跨性别人群缺乏考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意，性别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性别（gender）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实践，生理的特征只是构成性别认同的关键要素之一。更不用说，性的能力和兴趣（ sexuality）则是更为复杂的东西。在这种建构主义性别观的观照下，女性专用车厢对于跨性别人士则显然不够友好。

车厢中的性别隔离不能带来“安全空间”

当然，女性专用车厢也不乏支持者 。一名印度的女性就曾经写到，她非常愿意乘坐女性专用的车厢，在专用车厢中，她才深刻体验到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乃至主导地位。她感到安全而且愉悦。这样的言论，实际上是指出，女性车厢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空间”（safe space），为女性提供更为安全和轻松乃至被赋权的感受。

我毫不怀疑，这样的体验是真实的。因为的的确确，女性的专属空间通常都会给女性带来一种团结（bonding）的机会。就如同男性之间互相之间的兄弟情义和哥们义气在男性生活中，往往很被男性重视，被认为对男性有积极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统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中都多有表达。虽然女性的姐妹情谊，比较少在文学作品中获得承认和表达，但是女性之间的情意和共同体意识，对于女性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与男性隔离的时空中，女性可能比较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但是，这种同伴之间的信任和安全感的实质，其实并非生理上的，而是在社会中被形塑的 。在男权占据优势的社会，女性往往有共同的困难和处境，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建立同情、理解和信赖。但是，性别不是人们建立共同体意识的唯一向度。我总是相信，一个更加性别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会基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类别，更加具有流动性，也就更可能是去性别化的或性别多元的。

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的“安全空间”的建立，应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提高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参与度，而非仅仅把女性当做被动的一份子。世界妇女大会、女性为主导的企业以及各类女性协会和俱乐部，往往都能创造出新的“安全空间”。因为它们都增加了女性在以往弱势领域的存在感，增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存在感。而设立女性专用车厢这样的性别隔离的措施，则并没有真正扩展女性在社会中的力量。相反，正如很多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它很可能 一步一步侵蚀着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

性别隔离与平等

性骚扰的主要根源 是男女在权力上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绝不主要是生理上的，而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对针对妇女（以及男性）的暴力的姑息乃至合理化，才是性骚扰层出不穷的根源。那么，性别隔离的举措是不是性别歧视？是不是对性别平等有害呢？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女性主义者在一些情境下强调“男女都一样” ，反对性别隔离。而在一些语境下强调针对女性的“区别对待”，支持性别隔离。这貌似矛盾的号召，其实有着内在一致性，那就是促进性别平等。比如目前各国妇女仍在积极争取的同工同酬，就是因为在生产领域，男性和女性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而恰恰因为平等尚未实现，促进女性的职业培训等貌似隔离对待不同性别的“照顾性”措施，就是必要的。

从平等的角度来衡量，女性专用车厢貌似提供了对女性的“照顾性”措施，而实际上则并没有促进女性在平等道路上前进，甚至很可能是一种倒退。 中国的很多女性本来已经较为充分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要让她们改变行为，在出行的时候退守到几节时有时无的粉色车厢里， 想想都难以让人满意。我们要的是一种发展和机会的实质性的平等，而不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廉价的“关爱”和照顾。我们需要的是立法者和执法者严肃处理针对女性身体的暴力， 而不是假设男性的荷尔蒙自然会失控，把制止暴力的责任推到女性自己身上。我们需要的是不同性别之间的相互尊重， 而不是 把女性区隔到另一个空间，加深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

一个不断合理化男性的原始欲望，强调女性的弱势地位的措施，即使短期内有用，也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归根结底，它无法触及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长远来看，我们的任务在于要开拓更加广阔的安全空间，而非把女性的安全空间压缩。而更深层次的工作，则是再造人们对于性别、女性和男性身体的想象。只有这样，而不同性别之间才能实现 平等与尊重，才能消除不必要的隔离，减少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