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晟评《被抹去的历史》｜“热带”对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巴拿马]玛丽萨·拉索著，扈喜林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328页，78.00元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历史学系的玛丽萨·拉索在2019年出版了《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以下简称《被抹去的历史》）。拉索曾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现在还兼任了巴拿马文化部下属研究部门总管，是一位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能力兼具的杰出学者。在运用了丰富的一手档案及私人记录基础上，拉索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主导修建巴拿马运河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当地居民付出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作者认为，巴拿马的悲剧不仅在于美国掌控运河造成了当地财富与环境的重大损失，更在于英语学界主流历史叙事忽视这些历史代价，只是赞叹运河工程及其象征的现代化。这样一本讨论小国历史的学术专著在问世一年多后就推出了中文版，令我由衷感慨当前我国世界史阅读市场的繁荣。在此，我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分享些许阅读心得，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历史语境中的“现代化”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被抹去的历史》一书的关键词是“现代化”。这是我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尽管最近年来热度有所下降。今天学界所说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与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它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科学界，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冷战中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战略，进而也影响了亚非拉地区无数人的命运。对史学家来说，它还表现出一种对普世主义历史观的迷思。因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宣称，从经济层面到政治领域，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不仅是进化的，而且是线性的。在一种可以由坐标轴表达的历史发展图景中，美国处于最高点，其轨迹也是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需要遵循的。毫无疑问，即便不考虑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简约化的理论也注定招致批判。诚如北京大学牛可教授在长文《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中所清晰展示的，在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学术史上明显存在历史主义（historicism）对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的持续抗辩，围绕现代化理论的争辩是一种学术史的延续。这对亚非拉史学者而言格外重要，因为他们的成果更有助于读书人理解世界历史的多样性，而史学研究的初心始终是反对用抽象的、普世的规律去剪裁复杂的历史进程。

从这个角度来说，《被抹去的历史》成功地承继了拉丁美洲左翼学者以经验性研究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事业——巴拿马运河区被抹去的历史凸显了美国在海外推进现代化的错谬。不过，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持续否思中，发掘新鲜的个案（比如巴拿马的历史）只是一种最基础的路径。因为从具体的时空到特定的人群，实证史学的探索或许永无止境，而前人的经验性研究不断积淀，则同一思路下后续研究的学术创新力将大打折扣。显然，除了新史料的发掘，学术突破更依赖于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的创新。对此，玛丽萨·拉索也做出了具体的贡献。

现代化的“鄙视链”

《被抹去的历史》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西属美洲的现代性”被忽视和矮化的问题。作者愤愤不平地举例“西属美洲在共和政治史上扮演的先驱角色已经被人遗忘，被从西属美洲人的‘历史体验’中抹去。学者和观察家们把拉丁美洲描绘成现代政治方面一直落后于欧洲和美国，正在尽力追赶的地区”（10页）。在这里，作者的自信不仅仅源于玻利瓦尔及圣马丁等领导的拉美民族独立运动，而是“1821年以来，……巴拿马人就已经开始参与共和制下的政治选举，而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君主政体”（第6页）。

作者显然把“共和制下的政治选举”视为一种现代性，是一种必然先进的事物。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现代性是一组衡量现代化成效的指标集合，归根结底是西方国家及其人民所共有的一些行为与制度特性，尤其是市场经济及自由民主政治等等。但是如同萨义德提醒大家警惕“东方”这个术语一样，“西方”也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所谓西方国家，从社会制度到文化传统都不尽相同，而真正掌握现代性定性权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世界，绝非操西班牙语的地区。因此作者要疾呼的是，现代性的鄙视链条不仅是根据人种差异来的，也是根据文化和地域歧视展开的，比如英语人口对西语人口的歧视。令作者倍感受伤的是，西属殖民地明明同样具有英美社会标榜的政治现代性，但被刻意忽视，进而被湮灭在历史记述中。

事实上，《被抹去的历史》第二章在不遗余力地说服读者：作为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陆上咽喉，巴拿马港及地峡腹地城乡不仅早就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更重要的是，早在被美国染指之前，它已经拥有整套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先进基础设施、密集化农业生产以及种族平等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的社会生活。美国爆发淘金热时，正值当地最为激进的政治时代之一：废除奴隶劳动、实施男性普选制。“在戈尔格纳这样的地方，权力最大的政治人物是市长。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一职位经常由黑人来担任，对当地人和成千上万的过路客行使行政管理权和治安管理权”。这恰恰让种族主义的美国旅客不满，牙买加的观察者评论说：“美国佬对黑人有着强烈的偏见，而地峡的黑人很多，市政机构的办公人员几乎都是黑人，他们在各个岗位都是一把手。”（58页）而当有媒体将运河区的一座大农场描绘为美国发展当地农业的成果时，农场最初的巴拿马主人投书抗议：“我十九年前就在耕种的农场，现在却被说成是属于巴拿马铁路公司。那些橡胶树，那些人工植草而成的牧牛场，那些建筑、帆船、带刺铁丝网等设施是我十九年辛苦工作的成果。”（89页）但是，仅仅因为这些是西属殖民地的，就被美国舆论一笔抹杀。换言之，如巴拿马这样的拉美国家，即便达到了关键的现代性指标，仍然不会被认为实现了现代化。

这令人不得不想起马克斯·韦伯。一个多世纪前当他提出以“传统”和“现代”的分野来理解历史进程时，未必像后世拥趸那样将这种分野如此等同于“落后”与“先进”的二分。而韦伯很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化的制度保证绝不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也涉及文化层面。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从宗教伦理与社会文化角度说明西北欧世界为什么更能引领现代化，也就暗示了现代化在南欧步履蹒跚的必然性，因为后者还顽固地“保守”着天主教。尽管数十年后，美国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反击韦伯推导的这种论断。但是，信奉天主教伦理的西班牙文化圈相对更缺乏现代性这种印象已经根深蒂固。西班牙全球帝国助力了现代性的传播，但却被抹去了，为此作者心不甘，意难平。

“热带想象”与鄙视链的构建

如果拉索沿着传统的比较政治学与发展经济学的路径批驳现代化的鄙视链，那她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左翼史学家批判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俗套。为此，拉索一反之前的典范，抛出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概念——“被想象的热带”。她认为，英语世界对巴拿马为代表的香蕉共和国乃至整个西属美洲“传统”“落后”的判断，是通过对热带的简单化渲染和歪曲实现的，“温带与热带”的对立，成为“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之后新的等义词。“这种抹掉拉丁美洲现代性的做法是大规模文化改换（cultural transformation）的一部分。……这种改换的关键，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将很多地区笼统地转化、归入热带地区……热带是一个与欧洲和美国截然相反的地方，如果欧美是技术进步、文明开化的地方，那么热带地区就是技术落后、不文明不开化的地方。”（11页）

有迹可循的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曾思考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将气候环境作为一种文化标签引入学术研究的历史并不长。欧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它开始将热带环境作为“他者”的标志性符号使用，尽管这不只是为了确立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就是聚焦亚马逊雨林原住民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和马歇尔·萨林思则是依托热带南太平洋海岛确立起自己伟大的事业。而将热带这个概念引入现代化历史的思考，近年来最具彰显度的还当属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里，他将热带自然因素对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引入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析，系统讨论了热带地区何以普遍缺乏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这类研讨大概也是“热带地区根本没有现代性”（12页）这一论断的学理来源之一。这深深刺激了拉索。她在书中指出，即便是热带，也不仅仅是热带丛林景观，而是包含了包括荒漠、草原在内多样化生态体系，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二十世纪之前，巴拿马虽然地处热带，但早已因为通道优势而形成产业多元、经贸活跃、建筑密集的现代人类聚落。至晚在19世纪中期，“身处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线路中心的戈尔格纳人，处在世界人口大流动、技术变革的核心……这是连接美国东西海岸最为省力、最受欢迎的交通路线之一……除了来自加州的蒸汽船，还有从秘鲁以及其他南美地区驶来的蒸汽船”（58页）。“男人靠行船、赶骡子赚钱，女人们则给当地旅馆或饭馆当厨子做早饭和午饭……经常接触跨国贸易也影响了这里房子的装修风格。”（62页）可是美国在构建巴拿马运河区的历史形象时，从文、史、哲各个层面都将这里简化为蛮荒的热带丛林，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则是生产落后、思想蒙昧的。

总之，《被抹去的历史》揭示出了“现代性鄙视链”具有的复杂内涵与构建逻辑。“传统落后”与“现代发达”这样的传统话语不仅来自科学与文化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溯源到欧洲内部的地域文化歧视及其海外延伸，更来自于掌握话语霸权的温带人群对热带居民塑造的刻板印象。

1913年，巴拿马运河，一艘美国军舰通过库莱布拉岛航道。

解构“美国典范”

《被抹去的历史》的三至六章分议题详细描述了美国接手管理并改造巴拿马运河区的方案及其实践过程。作者认为美国建成运河是克服了一系列困难的，但这个困难并不是资金、技术甚或流行病问题，而是如何能最低成本地铲除当地既有的现代景观，确立符合美国标准的现代景观。因为当局“实际无力控制和管理运河区，无法在运河施工期间在中美洲打造一个热带地区的模范文明。最终它实现了在运河区打造一个理想城市空间的目标，不过这是在驱逐了运河区四分之三的人口、拆掉了那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拿马城镇之后的事情”（96页）。

显然，看似科学理性的进步背后是根除式的原住民搬迁与社区摧毁计划。本书第五、第六章展现了这个计划造成的后果，即当局一方面不顾当地文化传统与环境特性另建新城，而其选址具有重大自然灾害（洪水）隐患的，另一方面它又独断地管理运河区，将腾空的原址改造为符合美国精英审美的热带宜居地区。在这里，作者强调了美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如何合力根据自己笃信的现代化标准肆意决定他人的生活与居所。他们以为可以在“中美洲核心地区打造一个美国治理的范本，为南美和中美各个共和制国家提供一个‘模范标杆’”（97页）。

对于树立“模范标杆”这样的措辞，稍通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在美国的海外干涉历史上，它一方面将自己视为样板，试图将目标国复刻为自己的镜像，另一方面，它会选择特定国家作为周边国家的标杆加以重点扶植改造。这种干涉活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霸权——它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不只是要榨取财富，而是号称要传播自由国际主义以及领导人类文明共同进步。这是在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备受追捧的理想。其根源包括地缘政治与种族上的优越感，也包含天定命运与全球传福音的自我期许。

不过，如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中所展示，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才利用现代化来包装自己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比如“争取进步联盟”就是针对拉美地区的经典方案。而《被抹去的历史》一书则显示，作为国家行为的美国海外现代化建设方案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现端倪，即通过现代建设工程带动“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全面改造被干预的传统社会。巴拿马正是美国这种自命不凡的思想最早也最直接的牺牲品。修建巴拿马运河不仅关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彻底改造一个国家的抓手。这里最具讽刺性的是，美国强行驱赶了运河区的原有居民，然后在此建立模范现代城镇。背井离乡的原住民被剥夺传统生计，被迫在环境逼仄的新家园建起贫民窟。“巨大的反差让人们很自然地感觉到美国是象征进步、先进、舒适的国度，而巴拿马是一个永远需要跟上时代、需要技术援助的落后地区。”（241页）作者再次展示出，慵懒、落后、不洁的热带巴拿马不仅是一种美国恣意想象的结果，更是一种被其强行创造的产物。美国在巴拿马树立的现代性典范其实跟巴拿马人毫无关系，它仅仅成为美国自我陶醉并进一步扩大海外干涉的里程碑。

批判的再批判：作为现代化试验场的热带

《被抹去的历史》注意到了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小册子《掌控热带》。基德相信，热带地区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禀赋最丰裕的地区，其出产能力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热带地区的非白人原住民，即该地区的“自然居民”（natural inhabitants）无法开发他们的资源，甚至无法实现有意义的自治：“在我们实际关心的任何时间里，就欧洲的标准来说，热带地区从未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一个由当地土著管理的好政府。”所以，温带的白人有必要也有资格来“掌控热带”。

围绕这种逻辑展开的殖民扩张及对这种扩张的批判构成了热带世界近现代史的核心叙事。《被抹去的历史》最大的贡献在于充分展现了这种历史的复杂面向。尽管运河建设工程启动前，巴拿马的居民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黑人及华人劳工移民，但这里首先是一种克里奥尔人主导的生态，各种制度也以欧洲标准为基础。熟料美国为了确立自己的宰制地位，竭力隔断这里的历史连续性，特别是通过歪曲简化热带环境来抹除西属殖民地的历史意义，证明了不是所有“白人”都有资格掌控热带。

为此全书无处不现对美国改造运河区的激烈批判，但正是因为这个预设的价值立场，《被抹去的历史》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缺憾。首先是作者频频就环境因素分析并评价美国对巴拿马历史的影响，但似乎回避了类似主题上美国环境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进而失去了从更深层面批判美国扭曲巴拿马历史的机会。因为环境史学者们早就证明，温带白人虽然断言自己掌控热带的合法性，但他们根本就难以在热带定居。比如基德都无法否认的是，对于脱胎于温带地区的白人来说，“热带是身体和精神状况最不健康”的地区。他们无法适应巴拿马持续的湿热环境，更难以抗拒陌生的热带传染病。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早已指出，欧洲人得以征服温带新大陆的基础在于带入了原住民生态无法抗拒的传染病以及新物种，但是，新大陆的热带地区的挑战性气候以及黄热病、疟疾等传染病严重阻碍了欧洲人拓殖扩张的脚步，而来自年均积温更高的南欧地区的移民恰恰相对更能适应热带。不仅如此，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蚊子帝国》里更是通过对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的长时段考察，说明大加勒比海地区（当然包括巴拿马地峡）对白人“传播文明”的掣肘与刺激。如果《被抹去的历史》能充分重视这一类研究，就能发现美国大规模改造中美洲环境，不仅是为了展示或检验所谓现代科技与文明的进步，更是为了生存本身的需要，是“高端人群”为了适应新环境，需要竭尽所能弥补自己的生理短板。相比之下，巴拿马的原住民，无论是来自南欧、非洲、华南亦或祖居于此，都已形成了与热带病共存的生态。如果承认这一点，现代性的鄙视链可以被进一步瓦解。

与此相关的是本书的第二个缺陷，即对现代化/现代性这种概念本身缺乏反思。《被抹去的历史》的不满是直冲美国的，作者愤慨的是美国对巴拿马西属殖民地现代化历史的污蔑，她丝毫没有质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目标的现代化本身是否就是幻象。如同她反复强调巴拿马在1821年后就已出现了共和政治与市场经济，认为这就算是实现了现代化。可是，如果站在真正的原住民立场上看，也就是印第安人的立场上，西属殖民地的现代化建设又有什么值得颂扬和感念呢？1501年至1821年，西班牙帝国在三个多世纪中殖民统治巴拿马。如果像作者展示的那样，这期间巴拿马已经开启现代化，其代价就是印第安人生命财产的惨痛损失、本土生态体系的分崩离析以及原住民文化的灰飞烟灭。从这个角度上讲，西属殖民地的现代化与美国治下的现代化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外来势力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践踏本土社会、抹杀本土知识。

不仅如此，共同书写了巴拿马现代史的还有黑人奴隶及其后裔的历史，更有数以万计的华人移民劳工的命运。与欧洲移民不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不请自来的，而是被强行输入的。从开发密集型农业、修筑铁路再到修建运河工程，如果这些算现代化，那非洲人与华人才是真正支撑起热带巴拿马现代化的主体。本书作者寥寥几句指出他们也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却没有意识到，歪曲热带环境也好，惧斥热带环境也罢，巴拿马乃至热带世界的现代史绝不仅仅围绕“白人”展开。被时代命运所裹挟、身不由己地被榨干剩余价值却依然茕茕孑立的人，才是真正被抹去了历史存在感的人。热带，还有多少不应该被抹去的历史值得我们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