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种与洋和尚：民国外长陆徵祥的爱与信仰

陆徵祥的名字，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在历史教科书中，他是签署中日二十一条的“卖国贼”，是晚清和民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最终拒绝签约之举被视为他软弱的外交生涯中最硬气的举动，而这份功劳，也常常被归于他的上海老乡顾维钧。然而，这么一位政治家最耐人寻味的，更是他传奇的爱情故事和最后的隐修生活。

1871年的6月12日，双子座的陆徵祥出生在上海的一处富户人家。他的父母陆云峰和吴金灵早在1854年就成婚了，婚后一年出生的女儿早夭之后，17年来再没有子嗣。小陆徵祥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和希望。然而，他的降生也为家庭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患上了产妇积水症，此后一直身体羸弱。陆徵祥8岁时，母亲撒手人寰，使陆徵祥长久以来为缺乏母爱而揪心。后来，陆徵祥爱上了比自己大许多岁的妻子。

陆徵祥家境殷实，父亲是一名隶属于伦敦传教会的基督新教徒。其早年就比较西化，甚至常常在工作之余散发传教的传单。陆徵祥13岁时进入了洋务派在上海开办的广方言馆，父亲希望他能专心学一门外语，而不再走科举的老路。21岁那年，陆徵祥考取了当时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文馆，由沪入京。在北京学习一年之后，他于1892年年底以四等翻译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团，从此走上了外交之路。

邂逅圣彼得堡

在圣彼得堡，陆徵祥度过了从23岁到37岁的十四年时光，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成熟的中年人。在这些岁月里，两个人对陆徵祥的未来影响深远。一个是1890-1897年任大清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许景澄，另一个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比利时人培德·博斐（Berthe Bovy）。

与诸多昏聩的官员相比，许景澄深谙时事。1884年，他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次年任驻比利时公使。1890年起，他同时身兼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和荷兰四国大使。令人扼腕的是，庚子国变、拳匪叛乱之时，许景澄上书慈禧，直言“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在朝廷里引发了轩然大波。据《清史稿》记载，“太后闻之动容，而载漪等斥为邪说”，遂将之与袁昶等在菜市口斩首弃市。虽然半年后清廷下诏为他平反，并在宣统年追谥为“文肃”。然而这在陆徵祥心里埋下了永远的痛。

根据陆徵祥的回忆，从他刚刚结识许景澄起，这位师长就教导他要牢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古训，多多观察，韬光养晦。许景澄似乎在思想上倾向于“全盘西化”一派。他教导陆徵祥说，为了对祖国的爱，首先要欧化自己，并且要学会慎独，通过欧化自己来真切地理解这些欧西强国究竟是怎么炼成的。此外，这位自幼读古书的许先生对天主教极感兴趣，在游历欧陆之时，为这个古老的全球性组织感到震惊。许景澄曾对陆徵祥说，欧洲的力量并非在于其武器和科学，而是宗教，甚至鼓动陆徵祥晚年假使没有牵挂的话，就去加入最古老的派别，研究其内部的运作和管理。

那个时候的陆徵祥尚非天主教徒，且因外交官身份，对宗教生活也相当淡漠。然而，他在圣彼得堡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培德·博斐出身于比利时军旅家庭，她的祖父曾是比利时王国将军，父亲是上校，比利时驻圣彼得堡公使也是她的亲戚。当时的圣彼得堡几乎夜夜笙歌，各种外交使团都借社交方式展开活动和打发时间。年少翩翩的陆徵祥在一群洋人中甚为扎眼，也在此遇到了比自己年长十六岁的培德，并对之一见钟情。因年龄、国籍、身份等种种差异，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各方反对。然而，一生“软弱”的陆徵祥却毫不退让。1899年2月12日，28岁的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圣凯瑟琳天主教堂与44岁的培德·博斐结为夫妇。恩师许景澄对于爱徒的选择也颇感无何，只得笑说：“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此番话后来一语成谶！

作为外交人员，陆徵祥被禁止携带夫人出席在莫斯科的活动，培德也给予了陆徵祥最大的理解和帮助，在所有的社交场合都与之保持距离，以免使别人产生误会或不满。甚至在随同陆徵祥回国之后，也仿效中国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后来，培德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女礼仪官，负责外国使节夫人的活动安排。培德出身于军人家庭，有一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在得知夫君签署了中日《二十一条》之后，培德当即上书总统府辞去自己的职务，并严词责备陆徵祥“背叛了自己，背叛了祖国”，甚至希望他日后能去少年时常去的教堂，用忏悔来救赎罪过。

高墙内外，无尽的爱

除了受到国难的影响外，两人婚后生活一直非常美满，陆徵祥甚至专门绘了一幅三友图，将恩师、父亲、妻子并列。陆徵祥曾说，他爱培德的“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甚至说出“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这样在当时离经叛道的话，足可见陆徵祥爱妻之情深。

两人结婚后多年没有子嗣，而培德已过知天命之年。培德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她从未劝丈夫改变信仰，可陆徵祥本人却因为对妻子的爱，以及对天主教教义和戒律的兴趣，慢慢发生了信仰上的转变。1912年，陆徵祥在圣彼得堡正式改宗天主教。

刚刚改信天主教的陆徵祥仍然思索着国家的命运。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民战争的高潮期，作为清廷外交使节，他在一片反对声中给皇帝发电报，请其为了国家和人民，以及保全皇室贵胄，早日让出皇位。

此后，他的生涯就广为人知了。他曾先后八次担任外交部长（有七次是和老乡顾维钧搭档），两次受任内阁总理，三次组阁。袁世凯时期，陆徵祥绞尽脑汁拖延和日本人的谈判，却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被迫签署了中日《二十一条》。一战之后，他又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到1920年，陆徵祥对政治感到失望和厌倦，且因妻子病势日疴，两人最终于1922年离开中国到瑞士疗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同祖国的永别。

在瑞士期间，陆徵祥除了照顾妻子，也短暂地担任了中国驻伯尔尼的公使。为了妻子的身体，他在1925年亲自前往罗马请求庇护十一世的宗座遐福，并常常独自痛哭祈祷奇迹的出现。在妻子最后的一段岁月里，他们共同阅读伊丽莎白·乐泽尔的《我的每日笔记和日常所思》。伊丽莎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丈夫菲利克斯·勒修则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曾官至法国殖民委员会委员。两人婚后没有子嗣，在伊丽莎白去世之后，勒修突然出家，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司铎。这段故事给陆徵祥和培德一种启示，也预示了他将选择的道路。

1926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远在瑞士伯尔尼的陆徵祥遭遇了一生最大的悲痛。他所深爱的妻子博斐去世了。在妻子过世的当天，他同前来慰问的弗莱堡大学神学教授姆尼科神父，谈论了出家隐修的可能。在这段时期里，陆徵祥一方面无时无刻地怀念他的妻子，一方面也在大量阅读关于天主教修道生活的书籍，为自己将来可能的宗教生活作准备。那一年，他已经55岁了。

1927年7月，中国的政局仍然风雨飘摇。而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这位民国早期的风云人物，在比利时王室墓穴旁埋葬了他的妻子。之后，他来到布鲁日的圣安德鲁本笃会隐修院（Abbey Saint-Andrew’s, Bruges），并向院长提出了加入这个隐修团体的请求。

在1931年的日记中，身为修道人的陆徵祥写下了在隐修生活中对妻子的思念。在这充满灵性和隐修反思的文字中，弥漫着陆修士对他妻子无尽的爱。在他的心里，对妻子的爱和对超越者的爱已经合二为一了：

这似乎纯然是一件最寻常不过的事，亦即在天主的安排下，一对既非同日生、又未能同日死的夫妇，从此之后将相隔时空而交流。她（指陆的妻子）带着我的宗教生活进入了墓穴，而我追随着她永恒的生命开始了我的隐修。我们还能对自己说什么？还能对彼此要求什么？我们将天主所赏赐的一切都给予了对方：我们的身体相互依偎，我们的心灵相互印证，我们的灵魂相互陪伴，我们的信仰也相互追随。是啊，死亡将我们分开了，但是隐修的生活使我们重新团聚在一起，并且永远不再分离。她守护着我，我也同她一起为她的灵魂祈祷。她在天上凝望着我，我在地上仰慕着她。我们之间，从未有距离……我亲爱的伴侣，对我而言，你从未死去，你一直活着。而我却死去了，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死去了。

“弱国无外交”

晚年陆徵祥一直为签署过《二十一条》而悔过，“自承在前清账上、民国账上、国民份子账上，都有重大的欠缺……（需要）作补赎的功夫，减轻我一生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账目”。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徵祥虽然身在万里之外的隐修院中，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1939年初，欧陆二战尚未打响之际，南京的于斌总主教希望陆徵祥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抗战现状，并呼吁欧洲各国支援中国。陆徵祥遂在《益世报·海外通讯》大声疾呼：“为了那些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无辜中国百姓，请别买日本商品。”1945年8月，正值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两位来自中国的记者陆铿和毛树清拜会了73岁的陆徵祥。虽然两位记者曾经见过这位风云人物年轻时的照片，却难以认出这位穿着本笃会服、瘪嘴、弯腰的老人就是当年声威赫赫的外长。陆徵祥感慨说，“两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陆徵祥的一生，在时代巨变之际，自己也屡遭磨难。幼年丧母为人生之大不幸，中年丧妻又添一重悲凉。常年飘零海外，父亲晚年未曾膝下承欢，乃至父丧之后都未能奔丧。他视许景澄为精神导师，而许却因一番爱国忠心，在菜市口被斩首。婚姻美满却无子嗣，一生的慰藉只有培德，却在刚刚步入老年之际，爱妻惨然逝去。虽然在事业上陆徵祥曾担任位高权重的外长，但那些年头，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受屈辱、遭受最多不公的年月。

他少年时的本意是想学好一门外语，以求得在邮政部门一碗茶饭，却阴差阳错地卷入到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大变局中。他，因为签署了二十一条，恐怕是难逃卖国贼的骂名了。虽然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陆徵祥违背命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归国时还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呼，可当时的他，许是早已心灰意冷了。谁曾说少年时所经的磨难，老了以后自会有所偿还？

1949年1月，比利时的冬天还在绵绵阴雨之中。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四年多，一切正在慢慢恢复。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内战的紧要关头。隐修院院长去探望陆徵祥时，他已经病重得难以说话。院长轻声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吧？”陆徵祥伸出了三个指头，院长回答说，“那就是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天士比德兄弟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