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禁止华文的新加坡高校，曾是知名华文作家的母校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出校内食阁摊贩的招牌和菜单禁用华文风波。虽然校方随后澄清允许在告示牌使用华文，只要相同内容附上英文即可，但这一风波本身，已将眼下华文在新加坡的尴尬处境暴露无遗。

尤今的传奇

有些滑稽的是，这场风波的发生地，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的毕业生里，恰恰出现过一位优秀的华文作家，尤今。重庆师范大学甚至成立了“尤今研究中心”，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单个海外作家命名的学术研究机构。

出生在1950年的尤今原名谭幼今，她的父母很喜好华文文学。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尤令小学毕业时，便读完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所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向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的“学生园地”投出了此生第一篇作品“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此文刊出后，她便与华文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2年，尤今考取南洋大学中文系文学士学位，并获得第一名金牌奖；一年后，考取中文系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后她当过图书管理员、记者、教师，始终不曾放弃过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尤今已出版小说、散文、小品、游记、报告文学等130余部图书，如《太阳不肯回家去》、《瑰丽的旋涡》等等。其中大约60部在新加坡出版，其余70多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出版。

尤今作品的题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丰富多彩，充满异国和异域情调。二是从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吸取题材，作品极具现实的鲜活感。尤今说过，她有两个爱好，一是写作，二是旅游。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旅行家，尤今的脚迹踏遍了世界五大洲，叩开了80多个国家的国门。这在当今全球的作家当中，恐怕为数也不多。古代中国人在谈及一个人的知识广博、阅历丰富时，往往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描述；而对尤今来说，岂止是“行万里路”。

有人认为，在现代作家中，尤今最像冰心。她的作品的美丽可爱、朴素单纯、真诚坦荡也像冰心，是本质的相似。尤今的作品充满了博爱的精神。她以真正的地球人的胸怀，怀着亲情般的爱心拜访地球上每户人家，以一个地球村村民的身份和眼光去看世界。她的《碗中有乾坤》记载的是世界各地的吃的文化、吃的情调。她说：“我有只美丽的碗。这只碗，很大、很大，盛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道菜肴。煮成这道菜肴的，是文字”，“我的肚子里，有个大千世界。现在，我把这个大千世界，放在碗里。细心的读者，当会知道：碗中食物，另有乾坤。亲情、友情、家情、师生情、国情、旅游情，全都糅合在食物里，换言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的伦理观、旅游观、人生观、也可以从中窥见不同社会的众生百态。”从国籍说尤今是新加坡人，从视野方面看她是个世界公民，但她的文化归属仍然是中华文化传统。就像她自己她在《文字与我》 所写的那样，“当我每天默默地和文字打交道时，有一种很深而又很扎实的快乐，源源地由我心湖涌出来。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流在我血管里的，不是血液，而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不必努力地运筹帷幄，它们便如长江大河，自自然然地从我的笔端流泻出来”。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她的小品文好似透明的水滴，晶莹透彻，以小见大。就像尤今自己说的那样，“一些读者给我写信，说我的小品文像手帕一样，帮他们把眼泪擦干，让他们有勇气重新站立起来面对人生，让他们有力量重新面对生活的挫折”。她的《绿毛龟》一文入选了沪教版五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第一部分写绿毛龟的外形，第二部分写了绿毛龟的灵性。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绿毛龟的喜爱之情，虽只是状物文章，但文辞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不失为一篇佳作。

南洋大学的厄运

实际上，尤今的成功，除了家庭熏陶与个人奋斗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童年时代正好赶上南洋华文教育最后的黄金时代。1953年1月，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发起在新加坡设立以华文为教育用语的“南洋大学”的运动，并捐助了500万元巨款。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开幕的南大是当时东南亚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因此也成为南洋华人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惜，这个黄金时代稍纵即逝。到1959年，华校新生仍占新加坡各类学校新生总数的45.9%，但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治精英决心以英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人（主要指华人）彼此言语分歧，而“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实际上，出身英文源流学校的李光耀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新加坡华社虽然各自使用“广东话（粤语）”、客家话、同属闽语的“福建话（闽南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莆田话，以及“上海话”（泛指闽、粤、客之外的汉语方言），实际上在长期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一种共同语，即大约40%新加坡华人使用的“福建话”，高达91%的新加坡华人可以使用这种源自漳州、泉州的汉语方言（1972年）；更何况华语教育已经走上正轨，从常识上讲是完全不需要引入英语越俎代庖的，很难说祖籍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李光耀是否抱有与其他族群文化同归于尽的心态（根据1957年统计，客家人占新加坡总人口不到5%）。无论如何，从建国的第二年（1966年）开始，英语开始成为新加坡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南洋商报》谴责当局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的结果是该报总经理和总编辑都因为“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的莫须有罪名进了监狱。

独立后的新加坡，英语被视为上流阶级的语言，人们往往只有在乘搭的士或者到小贩处买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到华语。这就使得南洋大学的处境日益尴尬，以至于其毕业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李光耀对此讥讽道，“南大的学位就像跌价的货币一样。”最终以此为借口，1978年，新加坡当局将南洋大学并入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大学（1991年恢复为南洋理工大学，仍为英语教学），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在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后走到了尽头，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就此写道，“这是（华人）自己消除了中国人的认同”。

“夕阳即将西下”

强势英语在新加坡华文文学里的反映就是混杂了大量迥异于中国大陆甚至港台用法的英语词汇，甚至连“音译”的步骤也跳过改为直接借用原文。譬如胡月宝的小说《不婚妈妈》里有“Dick，这下子你最乐了？……今晚到卡拉OK去celebrate一下”的句子，而林臻的散文《城市寓言》也写道：“同样的寓言故事如果说给当前的小娃娃听，他们可能眼珠一转，改用早熟早慧的口气说道：‘为什么愚公这么stupid，不用bull-dozer不用robot不用caterpilar？’”。这在不谙英语的读者看来，可以说简直就是不知所云。

从1979年9月起，新加坡政府开始推动“华语运动”。然而，这一行动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汉语方言而不是英语。虽然李光耀曾经冠冕堂皇地表示，“这是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在逻辑上，这个决定是明显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商业、科技语言，其“语言威望”远高于华语，“华语运动”并未稳固华语的地位，反而是当局严厉打压下汉语方言的迅速式微为英语侵入新加坡华人家庭敞开了大门。小学一年级华族新生家庭用语为华语的比例，在1989年达到69%的高峰后便一路向下，到2004年就已经跌至48%，反观英语则成为“华语运动”真正赢家，其在华族新生家庭用语的比例从1980年的9.3%一路向上，也是在2004年历史性的跨越了50%的门槛，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用语。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华文作为华语与汉语方言的共同书面语，随着英语坐大逐渐失去了受众。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华文报纸的销售量便开始下滑，这样的情况发展到2012年，英文《海峡时报》的销量竟然达到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华文报主力旗舰《联合早报》的两倍以上。华文报纸的阅读者年龄偏大，年轻读者也大都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事实上，许多会华语的新加坡人几乎是华文文盲”，甚至为“新加坡是个美丽的地方”这句话标注汉语拼音如此简单的测试，居然只有14%的受试中学生得了满分，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联合早报》

在如此黯淡的背景下，尤今所写的“文字是一道美丽的鹊桥，它能使世界颗颗陌生的心灵紧紧靠拢”只能成为美丽的愿景。由于新加坡华文文学市场太小、稿酬太低，一个作家光靠鬻文卖字无法为生，即使著名如尤今，写作也只是她的副业。华文的颓势更使得新加坡华文文学后继乏人。早在1998 年，新加坡文艺协会第一次出版《新（加坡）华（文） 97 年度文选》时，就选择了一幅落日图作为封面，以示“夕阳即将西下，我们将它的光彩留住”。而从201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新华文学大系》的总编欧清池更在已出版的诗歌集、短篇小说集和中长篇小说集的封底黯然写道：“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以此观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似乎已经走到曲终人散的地步，而大学校园之中禁止华文的风波，也只是吞没一切的英语大潮中的一丝涟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