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和考古系合作的又一典范：组建乐队拿下台湾金曲奖

杜：不完全是吧。

乐：那咱没什么可聊了，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杜：哈哈哈哈。我觉得操作上是有相同的地方的，比如确实先是花了很多时间来找文献资料。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是模糊地觉得，好像要往这样的风格去发展，但这种音乐风格在中国几乎没有人触碰过，甚至在美国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乐：你们这个确切的叫做什么风格？

杜：应该是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叮砰巷时期流行音乐的本土化尝试吧。

乐：找这种音乐风格的资料大概花了多久，在整张专辑的制作中占到一个什么比例？

杜：这张专辑应该算是从2013年开始做。做了大概4年，有2年是在找文献。

乐：差不多一半的时间。

杜：对，前期是要去搞清楚这个音乐风格是什么。其实挺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下来的属于这个风格的歌曲，唱歌的人不是写歌的人，写歌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出名。最后找到叮砰巷这个概念，把它理清楚，就花了大半年。

之后顺畅一点，但是找相关音像资料也不容易。一开始是很意外地从各种美国歌舞电影里撞到的，然后慢慢通过查电影史的资料，去搜罗这部分有这种音乐的电影。另外就是网购，或者托朋友从美国带一些音像资料，这也花了有将近一年。

乐：这有点像写论文开始要做文献综述。

杜：对。

乐：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文献综述呢？

杜：这些老的、流传下来的音乐，它们被创作出来的时候的那个环境，其实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是比较远的。现在的流行音乐形态，因为你天天都能听到，所以自然地会很熟悉。但我们只能通过做文献综述的方式，自己来建构一个那种音乐所属的环境。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学习过程。

乐：既然这种音乐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东西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从历史中挖出来，并且认为这种风格应当还有市场呢？

杜：我们首先的考虑不是市场，而是觉得这种风格能够最大地限度地发挥我和刘恋在音乐表演上的特点。如果说，我是先觉得商业上这个东西会成功，然后我去做这个东西，那就是预设了我什么都能做，而且什么都能做好。但不是这么个情况。

商业上的考虑主要出现在后期。在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会想，别人有什么理由喜欢我们的音乐呢？我们觉得，人比较容易被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吸引。对于华语听众来讲，我们做的音乐应该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就是我们可能在市场上可能拥有的竞争力。

乐：陌生的是什么，熟悉的又是什么呢？脑海中已经响起了萧亚轩的声音……

杜：比如说，我们模仿的《音乐之声》《雨中曲》这些歌舞电影中的音乐，可能有很多曲子不少人都有所耳闻，但对于华语听众来说，并不是天天能听到这样的音乐，和他们还是有距离的。这些听众听我们的歌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想起那些歌舞电影，但只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整个感觉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乐：但你们的歌词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这会让华语听众觉得更亲切吧。

杜：对。所以其实在歌词上，我们是突破了文献综述的。我们写的主要是华语听众比较熟悉的主题，涉及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话题，姿态不是那么高冷，努力地把这种历史陌生感给扳回来。

乐：具体是怎么模仿和突破的，举个例子吧。

杜：比如说，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你怎么不上天呢》，很典型。从写歌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曲结构上所采用的AABA式，旋律上所采用的模进和音程大跳，都是我们反复聆听目标风格的音乐后总结出来的规律。

从编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参考了大量以欧文·柏林（Irwing Berlin）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拉格泰姆音乐，以及约翰·坎德（John Kander）在《芝加哥》《酒店》等音乐剧里对于拉格泰姆音乐创新式的继承。他们在乐器的使用上比较有特色，比如不用吉他而用班卓琴，不用贝斯而用大号，钢琴的调律和一般钢琴不同，鼓上也会用一种比较特别的镲片。我们尽可能地在条件允许的下运用这些老的编制。

从内容的角度来讲，坎德他们的创作会充分利用乐队编制所带来的戏剧效果，辅以嘲讽和调侃意味的俚语作为歌词，让整个歌曲的气质变得很讽刺、很谐谑。我们这个歌是旋律先写出来，然后刘恋很敏感地捕捉到了“你怎么不上天呢”这句汉语俚语的语气和我们的旋律是很搭配的，所以我们很快确定了这个主题，并按照传统的歌词结构写完了这首也有点讽刺意味的歌。

乐：你们会觉得，在音乐上对于“原汁原味”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你们音乐创作的手脚吗？

杜：这个事儿得这么理解。其实现在不是没有人做流行爵士，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创新，或者是一些别的方面的野心，做出来的东西只能说和地道的传统风格不太一样。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原汁原味”，只是觉得听到了不那么“原汁原味”的音乐，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不是束缚的问题，是发现自己不去找到风格原来的样子就无法进行任何创新，所以就是做着做着潜移默化地会向“原汁原味”去努力。

乐：有点“原教旨主义”。

杜：对。

乐：这是你们学历史的人的通病吗？

杜：有可能。历史学我学得并不好，但在学习过程中受到的一些最基本的训练，好像对我影响特别大。从艺术创作上讲，比如我有考据癖，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我能知道它越原始的样子就越好，会有这种追根溯源的冲动。

另外我觉得，历史学对我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影响。历史研究，往往是要求你把一个历史细节放到一个大的框架下，去看到背后一整个社会文化的样子。我们看似做的事情是揪住了那个细节，其实我们的目的不在那个细节。

所以我在这么使劲地做这张专辑，抠各种细节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以为我追求的是技术上的野心，或者技艺上的精确复刻，但这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张专辑，展现出一种光明的、快乐的音乐气质，就像《音乐之声》《雨中曲》里那些作品所拥有的气质。只不过是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要去解决一些有难度的技术问题。

乐：历史学对你影响这么大，干嘛还是要做音乐呢？没有想过继续做历史研究么？

杜：我其实不喜欢历史研究，我不太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尤其大多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段祺瑞曾经干了什么啊，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学历史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障碍，就是它特别要求史料证据的客观中立，特别要求理性，不要有气氛，不要你去带入主观感受。但是我受不了这个事儿，因为那个气氛才是我最敏感的。比如看到民国时期的史料，我感兴趣的部分在于，哦，那个时候人们说话的态度是这样的，做事情的态度是那样的。但这个对做历史研究毫无帮助。

所以我觉得，选择做音乐，还是因为艺术实际上是个讲究理性和感性平衡的事情，做这个事情让我非常舒服。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乐谈Soundtop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