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业和渔业中，大企业可能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吗

资源的开采

每一个现代社会都依赖自然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与金属）和可再生资源（如森林与鱼类）。我们的能源大多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煤。几乎所有的工具、容器、机械、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都是以金属、木材、石化塑料等合成材料制成的。我们的纸用于书写和印刷，而纸的原料是树木。我们吃的野生食物主要是鱼和其他海产。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经济都非常依赖开采业，像我做过多次实地调查的三个国家 — 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是如此。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支柱主要是林业，其次是矿业；所罗门群岛是林业和渔业；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石油开采，其次是天然气，再次是矿业，近年来林业也越来越重要。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真是汲汲营营、不遗余力，但是问题在于开采的地点、数量以及方式。

2022年3月8日，美国华盛顿，当地的马拉松炼油厂。

像资源开采这样的计划，通常必须先投入庞大的资金，大抵是大企业才办得到。我们三天两头就可看到环保人士对阵大企业的戏码，两者经常水火不容。环保人士指控大企业是生态环境的杀手，使人类受到伤害，它们唯利是图，总是把公司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确，环保人士指出的常常是真相。反之，大企业也指着环保人士的鼻子开骂，说他们不懂商业的现实，也没有兴趣了解；不知道当地居民想要什么，也不了解当地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繁荣地方经济的用心；把鸟类的幸福看得比人类福祉还重要，而且隐善扬恶，不提企业在环境保护上所做出的努力。大企业的这些指控也没错。

也许这种针锋相对带给人壁垒分明的印象，但我将在本章说明，大企业、环保人士和整个社会利益攸关，有如一个整体。……

伐木业

伐木业与渔业和石油业、金属矿业与煤矿业有两大不同。首先，树木和鱼类都是可以自行再生、繁殖的资源。如果取用的速率不大于繁殖率，就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之，石油、金属和煤矿都无法再生，不能繁殖、生长或经过有性生殖生产石油或煤。即使开采的速率很慢，也是有减无增，无法维持原来的蕴藏量。（严格来说，煤和石油是动植物遗骸经过地底压力和热力在岩层中生成的，必须历经几百万年才能形成，根本无法应付人类开采的速率。）其次，在伐木和捕鱼的过程中，人类获取的树木和鱼类都对环境有很大的价值。因此，不管砍伐树木或捕鱼，都会造成环境破坏。相较之下，石油、金属和煤对生态体系的重要性就很低或毫不重要。如果在开采石油或矿产的时候，小心不去破坏生态体系的其他部分，并不会减损任何有生态价值的资源，尽管日后的使用或燃烧还是会造成破坏。在下文中我先讨论伐木业的影响，再来简要地论述渔业的问题。

2021年10月27日，爱沙尼亚哈留省，木屑颗粒行业的发展导致当地森林砍伐现象的增加，包括保护区内的树木也未能幸免。

对人类来说，森林有很大的价值，但因为遭到大肆砍伐而出现危机。人类使用的大量木制品都来自森林，如柴薪、办公室用纸、报纸、图书用纸、卫生纸、木头建材、夹板和木制家具等。对占有世界人口一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来说，虽然使用的木制品不多，但他们还是会用树木制作绳索和修筑屋顶，鸟类和哺乳动物也会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水果、坚果等植物可食用的部分，人们也会用草药来治病。对发达国家的居民而言，森林更是休闲的好去处。森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空气净化器，为我们除去一氧化碳等空气污染物。森林及土壤也是碳的主要汇集处，森林砍伐造成碳汇集处减少，这也是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水分从树木中蒸发，可以使水分回到大气中。如果森林减少，降雨就会减少，荒漠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树木也有水土保持的功能，使土壤潮湿，也可使地表免于崩裂或受到侵蚀，沉积物也不至于大量流入溪流。有些森林特别是某些热带雨林保有生态系统中大部分的营养物质，森林砍伐光之后，光秃秃的土地就变得贫瘠。此外，森林也是人类以外陆地上大多数生物的栖息地：热带雨林虽然只占地表面积的6%，但陆地上50%~80%的动植物物种尽在其中。

森林既然有这么多的价值，伐木业者也发展出很多做法，以减少伐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冲击，包括：只砍伐特别挑选的树种，保全森林其他部分，而不是把整片森林全部砍光；砍伐的速度以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使树木生长率和砍伐率相当；只砍伐小块区域的林木，不大范围砍伐，因此砍伐区域周围仍有森林，种子便容易飘进来，让砍伐区的林木得以再生；在砍伐处种植新树木；如果是很有价值的原木，如龙脑香和南洋杉，可使用直升机将砍伐下来的木头运下山，避免使用卡车载运（因为在森林中开辟山路载运原木，将对森林没被砍伐的部分造成破坏）。伐木公司可能因为这些环境保护措施赚钱或赔钱，视情况而定。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相反的结果：一个是我的朋友阿洛伊修斯最近的经验，另一个则是林业监管委员会的运作。

阿洛伊修斯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化名，听我说完他的遭遇后，读者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他是亚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我曾在那个国家做实地调查。我初次和他见面是6年前的事。见面不久后，我就发现他是办公室里性格最开朗也最有幽默感的人。他聪明、快乐而有自信，对什么事都抱有好奇心，也很独立。有一次，遇上工人暴动，他毫不畏惧，一个人赤手空拳将他们摆平。夜晚，他在陡峭的山路上跑上跑下，在两个营地之间奔波协调。我们一见如故，他听说我写了一本有关人类性行为的书，交谈了不到15分钟，他就开怀大笑，说他准备洗耳恭听，听我说有关性的种种，就先别提鸟的事了。

我们一起参与了几个项目，之后我就返回美国。两年后，我又来到他的国家。再次见到阿洛伊修斯，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讲起话来神经兮兮，眼睛左顾右盼，好像害怕什么。我们在他国家首都的一个会议厅里谈话，我将在那儿为他们的政府官员演讲。我觉得很奇怪，这里这么安全，他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先叙旧一番，聊聊当年工人暴动、山中营地，还有性方面的话题。然后我问他这两年过得如何，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阿洛伊修斯换了工作，目前为一个阻止砍伐热带雨林的非政府机构做事。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和太平洋岛屿，大规模砍伐森林的主要是跨国伐木公司，它们的子公司遍布多国，办事处主要设在马来西亚，在中国台湾、韩国也有。他们和拥有林地的当地人签订租约，取得砍伐林木的权利，再把砍下来的原木出口，砍伐后并不做林地再造的工作。原木砍伐下来后，经过切割、加工处理，才有商品价值。也就是说，木材成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原木。因此，如果只是出口原木，对当地人或当地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利益。伐木公司常常贿赂政府官员以取得官方伐木许可，然后开辟林道、砍伐林木，砍伐范围总是超过实际租赁范围。另一个做法是伐木公司派一艘船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当地人谈好条件，直接把林木砍伐下来运走，省去取得官方许可的麻烦。举例来说，在印度尼西亚当地所有被砍伐的林木中，有70%是盗伐的，使得印度尼西亚政府一年损失的税收、使用费和租金等总计近 10 亿美元。伐木公司是怎么买通当地人的呢？他们会找上村子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有权和伐木公司签订租约，但伐木公司还是招待他们到首都甚至前去中国香港等国外城市旅游，让他们住最奢华的饭店、享受美食、畅饮美酒，还为他们召妓，直到他们签字为止。这么做生意似乎要付出不少代价，但如果你了解热带雨林一棵大树可卖到几千美元，就会觉得伐木公司还是占尽了便宜。至于一般村民，伐木公司则是用钱收买，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同意林木砍伐。对村民来说，好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他们通常拿钱用来吃吃喝喝或买东西，不到一年就花光了。此外，伐木公司还会开一些空头支票，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如承诺回来种树或是兴建医院，却从来没有兑现。然而，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所罗门群岛等地，伐木业者向中央政府取得许可前来砍伐森林，当地人知道此举将对他们不利，于是封锁道路、放火烧了锯木厂，伐木公司只得请求警力或军队协助，伸张其权利。我也听说有伐木公司放话要杀害反对他们的人。

阿洛伊修斯就是他们欲除之而后快的人。伐木公司恐吓要杀他，他不为所动，他相信他能保护自己。但他们也威胁要杀死他的妻儿，他知道他的妻儿无法保护自己，如果他外出工作，妻儿可能遭到不测。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将妻儿送往国外。他孑然一身，随时提高警觉，担心有人前来取他的性命。这也就是他变得神经兮兮的原因，以前的快乐、自信全都不见了。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矿业公司，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伐木公司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答案是一样的，因为这么做有利可图。伐木公司同样是在三个因素的驱动下这么做的：经济因素、伐木业者的企业文化以及社会与政府的态度。热带雨林原木非常珍贵，市场上供不应求，因此伐木公司租赁林地，把树木砍光就一走了之，获利甚巨。由于当地人多半很穷，看到白花花的现金难免见钱眼开，无视雨林砍伐的后果，于是默许伐木公司为所欲为。（阻止热带雨林砍伐的非政府组织有一招很厉害，那就是带着准备与伐木公司签约的林地业主去已经砍伐的地方，让他们亲眼看到那里变成什么样子，并和那里的业主谈谈，听他们述说后悔莫及的心情。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山林，就会拒绝和伐木公司签约。）政府林务局的官员没有伐木公司的国际视野和财力，不了解木材成品的价值，经常为了一点小钱出卖祖国的森林。在这种情况下，伐木公司自然一本万利，直到没有林木可砍，或者当地政府和林地业主悍然拒绝出租森林让他们砍伐，并以更大的力量对付盗伐者的暴行。

2019年8月29日，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科尔尼扎，亚马孙雨林的大片森林被砍伐。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欧和美国，伐木公司这种“砍了就跑”的行径越来越难获利。西欧和美国的森林不像热带的大部分森林，原生林早已被砍完或者急剧减少。大型伐木公司不是拥有自己的林地，就是签订长期租赁合约，因此它们有进行可持续经营的经济诱因。很多消费者也对环境问题相当了解，他们在意自己购买的木制产品是否来自遭到滥伐的森林。有时政府的管制也很认真、严格，政府官员没那么好收买。

因此，对西欧和美国的伐木公司来说，它们越来越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与低价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一争高下，还有自己的生存，或是（用矿业和石油业的术语来说）担心自己能不能取得“社会许可”。有些伐木公司采取了很好的做法，希望借此让社会大众信服。但是它们发现，在社会大众眼中，它们自己的声明并不具有说服力。例如很多木制品或纸制品在上市时，经常会贴上爱护环境的标签，例如“每砍一棵树下来，就种两棵树回去”。但根据调查，在80个这样的声明中，有77个完全无据可循，其余3个只有部分证据。如果有人对它们的声明提出质疑，它们就干脆放弃声明。大众已经知道伐木公司的声明只是表面功夫，并学会了驳斥它们。

除了担心社会大众对它们反感，伐木公司也担心森林将越来越少，树要是都砍光了，它们就没生意做了。过去8000年以来，原生林已有半数以上被砍伐或遭到严重破坏，而我们对木制品的消耗更是有增无减。在遭到破坏的森林中，又有一半是这50年内发生的，例如将林地清理出来作为农地，乃至世界的纸张消耗量自1950年以来增加了5倍。砍伐林木常常只是连锁反应的开始：伐木业者修筑林道，深入森林；偷盗者从林道悄悄潜入，捕猎动物；之后又会有人来这里落脚，非法居住。目前全世界的森林只有12%位于保护区内，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不到几十年，那些位于保护区外、容易进入的森林就会被砍光。最好的情况是，森林得到良好的可持续经营，现存一小部分林地（20% 或更少）砍下的树木就足以应付人类社会所需。

林业公司和伐木业者为了长远的未来着想，在20世纪90年代初派遣代表与环保组织、社会公益机构、原住民团体进行讨论。他们的讨论终于在1993年取得成果，成立了一个名为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总部设于德国，经费由多个企业、政府、基金会和环保组织赞助。至于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运作，则由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每一个加入森林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会员团体推派的代表，包括林业公司、环保组织与社会公益机构。森林管理委员会最初设定的任务有三项：首先，建立一整套森林管理标准；其次，核查某个地区的森林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最后，在复杂的供应链中追踪木制品的源头，让消费者知晓自己在店家购买的纸张、椅子或木板是否贴有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标签，是否来自管理良好的森林。

就第一项而言，森林管理委员会制定了10条详细的标准，作为考核森林是否可持续经营的指标，其中包括：限制砍伐率，不过度砍伐，以可持续使用为目标，让新种植的树木得以取代砍伐的树木；保护有特殊价值的森林（如老龄木森林区），避免其转化为单一树种的林场；重视生物多样性、营养物质循环、土壤完整等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保护水源区，且在溪流和湖泊附近留下足够的滨水区；制订长远的经营计划；慎选化学物质和废弃物处理场；遵守森林法规；尊重森林地区原住民社群和从事保护、造林的工作者权利。

第二项任务就是核查某一个森林区的经营是否合乎标准。森林管理委员会并不进行林地评估，而是交给专门负责评估、认证的机构来处理。核查机构会派人前往林区，进行可能为期两周的核查。这样的核查机构在全世界约有12个，具有国际公信力，可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林区进行评估与认证。在美国进行林区认证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总部设在佛蒙特州的优质木材认证机构（Smart Wood），另一个则是总部设于加州的科学认证体系（Scientif ic Certif ication Systems）。林地所有人或经理人与上述核查机构签约，申请评估和认证，同时必须自行负担核查费用，且事先无法预知核查结果。认证机构在核查之后，常常会提出一长串的先决条件，待林区达到那些条件才能得到认证，或者必须合乎某些条件才能得到短期许可，之后才会获准使用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标签。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优良林区的认证申请必须由林区所有人或经理人提出，认证机构不会主动前去任何一个林区调查。当然，这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林区所有人或经理人愿意付费接受检查？答案是：越来越多的林区所有人和经理人认为，通过认证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如果能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来认证，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声誉，它们在市场上就能更站得住脚，也就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支持它们，因此花一点钱申请认证十分值得。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特点在于消费者信任这个标签，这不是一家公司自卖自夸，而是国际认定的标准，要经过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家核查与认证。如果申请者不符合标准，认证机构就会拒绝给予认证或要求他们改进。

最后一步就是产销监管链或完整轨迹数据的建立，例如一棵树在俄勒冈州被砍伐下来后锯成木板，最后在迈阿密的店家贩卖，所有过程都有记录。即使是通过认证的森林，森林所有人将原木出售到锯木厂，但锯木厂加工的不一定都是经过认证的木材，也可能有未经认证的木材，制造商购买时也无从区分。从生产商、供货商、制造商、批发商到零售商的产销链非常复杂，即使公司自己也常常不知道原料来自哪里或最后销往何处，只知道直接供货商和顾客。若要迈阿密的消费者相信自己购买的木材来自通过认证的林区，直接供货给消费者的商店就必须区分已认证和未认证的货品，而认证机构也必须要求每个供货商确实做到。这就牵涉产销监管链制度：经过认证的材料，在产销链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追踪、记录。最终我们发现，来自经认证森林的木材只有17%有认证标签，其他83%都在产销链中与未经认证的产品掺杂在一起。建立产销监管链听起来很麻烦，却是必要的。如果不这么做，消费者就不知道自己在迈阿密零售商店买的木板来自哪里。

还有另一个问题：大众是否在意自己购买的产品有标签？会这么做的消费者是否有一定的数量，以促进优良木制品销售？一项调查显示，80%的消费者表示，如果有选择，他们愿意购买来自重视环保的公司的产品。这是否只是空话？一般大众在店家购买木制品之时，是否真会注意标签？如果贴有标签的产品贵一点，他们仍然愿意购买吗？

越南永福，工人们把胶合板放在架子上进行晾晒。在这个小型生产工厂中，这些板材被浸泡在水中，以便切割。这些厚度在0.3至0.6毫米的板材进行粘合，形成最终的胶合板。这些胶合板将被出口至亚洲市场。

对正在考虑付费申请认证的公司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都很重要。为了解消费者的实际反应，有一项实验就在美国家居建材零售巨头家得宝在俄勒冈州的两家分店进行。每一家分店在邻近货架上放同样尺寸的夹板，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一个货架上的夹板有标签，另一个货架上的夹板则无标签。实验进行了两次：一次是两个货架上的夹板价格完全相同，另一次则是贴有标签的夹板比没有标签的贵2%。在价格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结果贴有标签的夹板销售量是没有标签夹板的两倍。（在其中一家设于大学城的分店，由于位于“自由”、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贴有标签的夹板销售量与没有贴标签的夹板销量量之比为6∶1。即使分店开在比较“保守”的地区，贴有标签的夹板销售量仍比没有贴标签的夹板多19%。）当贴有标签的夹板比没有贴标签的夹板贵2% 时，大部分消费者（63%）仍喜欢买较便宜的商品，不过还是有为数不少的消费者（37%）愿意购买有标签的商品。由此可见，还是有很多人购买东西时会考虑环境价值，且有一部分人愿意为商品的环境价值多付一点儿钱。

在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制度开始实行时，很多人担心经过认证的产品因为多了认证费用，或者为了符合认证条件加入环保方面的成本，价格会比较高。事实上，后来的经验显示，认证并不会使木制品的成本增加。然而，经过认证的产品一般还是比没有认证的产品贵，这和供需法则有关：零售商发现经过认证的产品很受欢迎，常常缺货，把价格提高一点一样卖得出去。

森林管理委员会制度推行之初，已有一些大企业共襄盛举，推派代表加入委员会或致力于既定的目标。这些企业包括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和木制品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有世界最大的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美国第二大家居建材零售商劳氏公司、美国最大的木制品公司之一哥伦比亚林木产品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影印服务业供应商金考公司、美国最大的樱桃木供货商柯林斯林业和分公司凯恩硬木公司、世界领先的吉他制造商吉普森、在缅因州经营百万英亩林地的七岛地产公司，以及全世界最大的门窗制造商安德森公司；在美国之外，积极加入的大公司还有加拿大最大的两家木材与纸业公司天柏和多塔尔、英国最大的家居建材公司百安居、英国第二大连锁超市塞恩斯伯里，以及来自瑞典的世界上最大的组合家具公司宜家家居、瑞典两大木材与纸业公司爱生雅和斯韦亚·斯科格（以前叫阿西·多曼）。这些企业不遗余力地支持推行森林管理委员会制度，是因为这么做有助于其经济利益。它们会走上这一步是很多力量相互“推拉”的结果。就“推”的力量而言，有些公司因砍伐老龄木，已经被环保团体盯上了，像雨林行动联盟就对家得宝施压。至于“拉”的力量，企业界发现大众对环保问题日益关切，加入森林管理委员会有助于销售自家产品。如家得宝等大公司被环保团体盯上之后，就知道必须注意长年合作的供货商。它们学得很快，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家得宝也会对智利和南非的供货商施压，要求它们采用森林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

其实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矿业公司很像。前面讨论到，对矿业公司施压、要它们注重环境的最有效方法，不是动员消费者去围堵矿区，而是从购买金属的大客户下手（如杜邦公司和蒂芙尼珠宝），林业也是如此。消耗木材最多的是家居装潢公司，然而大多数房主不知如何选择优良林业公司的商品，常常通过大型连锁店购买所需物品。像家得宝、宜家家居这样的大型连锁店或大型机构买家（如纽约市或威斯康星大学），才是林业公司的主要客户。这些公司机构曾团结起来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迫使强大、顽固、富有且具军事实力的南非政府终止种族隔离政策。许多木材产销链中的零售商和纸业、木材公司体会到“团结力量大”，于是纷纷组成“采购团体”以壮大力量，促进认证产品的销售，优先选择有标签的商品。今天，这样的团体在世界各地已有十几个，最大的一个成立于英国，包括英国的一些大型连锁店。采购团体在荷兰等西欧国家、美国、巴西和日本等国也都越来越有影响力。

2021年5月6日，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伯顿木材公司。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渐火热，木材价格也水涨船高。

除了采购团体的影响力，推广森林管理委员会标签产品有功的还有美国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提出的“绿色建筑标准”，这项标准是用来评估环保设计和建材使用的。美国州政府和城市都同意让采用该标准的公司享受减税优惠，很多公家建筑也要求承建公司依照此标准兴建。一般而言，承包大型工程的建设公司、承包商和建筑设计公司不和大众直接接触，消费者很难看到其工作内容，但基于减税和增加中标机会的考虑，它们还是选择有认证标签的产品。我必须强调，不管是采纳环保标准或是加入采购团体，其动力还是来自重视环境标准的消费者和企业对环境声誉的关注，若不是这些规范和组织使个体消费者得以影响企业行为，企业恐怕会把消费者的要求当成耳边风。

自森林管理委员会于1993年创立以来，森林认证运动很快在世界各地推广开来，目前已有 64 个国家拥有经过认证的森林和产销监管链。全世界经认证的森林已有 15.6 万平方英里，其中的 3.3 万平方英里在北美。现在全球有9个国家各自拥有至少4000 平方英里的经认证森林：瑞典以 3.8 万平方英里高居世界第一位（这代表瑞典国内一半以上林地已通过认证），其次是波兰，接下来依序为美国、加拿大、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巴西、英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国当中，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产品所占比重最高的是英国和荷兰 — 英国木制品约有 2% 贴有标签。还有16个国家各拥有面积400多平方英里的经认证森林。北美最大的经认证森林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北的戈登·科曾斯森林，面积达7800平方英里，由加拿大的纸业和木材巨头天柏集团负责经营。天柏集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在加拿大经营的5万平方英里的林地都能通过认证。此外，有些经认证森林是公有林，有些是私有林。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的经认证森林面积是美国最大的，约有3 000平方英里。

在森林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经认证森林的面积每年增长一倍，近年来增长率渐缓，每年“只有”40%。这是因为最先申请认证的林业公司早已符合标准，而近年才申请认证的森林必须先行改善，才能符合的要求。也就是说，制度一实行就可凸显那些本来就做得好的林业公司，其他还没达到标准的公司也能渐渐迎头赶上。

尽管有些林业公司一开始对森林管理委员会持反对态度，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委员会效能卓越。为了和森林管理委员会抗衡，他们成立了其他考核标准较为宽松的认证组织，包括由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成立的森林可持续经营计划、泛欧森林管理委员会、加拿大标准协会。这么多的森林认证组织让大众眼花缭乱。以森林可持续经营计划为例，就有6种标签用在6种标准上。这些认证组织和森林管理委员会的差别是：都不要求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认证，而且允许林业公司自我评估、自行认证（我可不是开玩笑），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量化的结果（例如溪流两侧植被滨水区的宽度），甚至采纳无法量化的说法（“我们有自己的政策”或“我们的经理人会参与讨论”）。这些组织也没有产销监管链，因此锯木厂锯的木头有的来自经认证森林，也有来自未经认证的森林。泛欧森林管理委员会还实行地区自动认证制度，例如奥地利全国的森林一下子就通过了认证。在消费者眼中，这些认证组织可能因为失去公信力，未来终究无法与森林管理委员会匹敌。如果要得到消费者的信赖，那就得像森林管理委员会一样采取严格的标准。

渔业

最后讨论的是渔业（海洋渔业）的问题。渔业的根本问题也与石油业、矿业和林业一样：由于世界人口增加、人类社会富裕，需求量越来越大，供给量却越来越少。虽然发达地区消耗的水产品很多，而且消耗量还在增加，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耗量更大、增长更快，例如近10年来中国消耗的水产品就是过去的两倍之多。以发展中国家消耗的蛋白质（来自动物和植物）而言，鱼类占40%；对10亿以上的亚洲人来说，鱼类则是主要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人口逐渐从内陆移居到沿海地区，也会增加水产品的消耗量。到 2010 年，全世界3/4的人都将住在离海岸50英里以内的地区。我们对渔业相当倚赖，全球也有2亿人从事渔业。对冰岛、智利等国来说，渔业更是经济命脉。

冰岛渔船停在港口

任何可再生的生物资源都有经营难题，经营海洋渔业尤为困难。一个国家在其控制海域内经营渔业就有困难，若在多国控制的海域，渔业经营会变得十分棘手。由于没有单一国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掌控，这样的海域很容易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此外，在200英里界线之外的海域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管辖。研究显示，如果经营得当，渔获量应可比目前多。遗憾的是，由于过度捕捞，世界上重要的海洋鱼类不是快捕捞光了，失去了商业价值，就是大幅减少，再生的速度很慢，迫切需要良好的经营。很多重要鱼类都快灭绝了，如大西洋大比目鱼、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大西洋剑鱼、北海鲱鱼、纽芬兰大浅滩鳕鱼、阿根廷鳕鱼和澳大利亚的虫纹石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过度捕捞的地区，1989年是渔获量最高的一年，之后能捕到的鱼就越来越少。这正是上一章所述的“公地悲剧”。就共享可再生资源而言，尽管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使用者还是很难达成用量限制的协议。渔业也缺乏有效的经营和约束，加上所谓的不正当补贴，即很多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虑，不顾海洋资源有限，提供渔船补贴，让过多的渔船去捕捞，如此势必出现过度捕捞的问题，渔获量因此越来越少。最后，若是没有政府补贴，渔船出海已没有足够的收益维持生存。

过度捕捞造成的破坏，不只是未来我们可能吃不到鱼，也不只是造成某一种鱼类消失。利用海底拖网等方式捕捞鱼类时，不免把非目标的鱼种一网打尽。这些不幸被捕捞的鱼类或水生动物就称作“副渔获物”，其数量可达全部捕获量的1/4~2/3。这些动物经常在捕捞过程中死亡，然后被抛回海中，如目标鱼种的小鱼、海豹、海豚、鲸、鲨鱼、海龟的幼崽等。然而，这种情况并非无法避免，近年来渔具和捕鱼方式的改良，就可使部分副渔获物逃过一劫。举例来说，渔船捕捞东太平洋的金枪鱼，混获的海豚死亡率已降低至原来的 1/50。过度捕捞也对海洋栖息地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拖网渔船对海床的破坏，以及用炸药炸鱼和氰化物毒鱼对珊瑚礁造成的残害。最后，过度捕捞也会伤害到渔民自己的利益，鱼捕捞光了，渔民的生计也就完了。

2021年11月3日，英国泽西岛，渔民在泽西岛海域捕鱼和海产品。

这些问题不只让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头痛，有些渔业界的领导人更是关切，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冷冻鱼类采购者联合利华的主管。联合利华的冷冻鱼类在欧美有几个响当当的品牌，消费者几乎无人不晓，如美国的戈顿（已被联合利华出售）、英国的鸟眼沃尔斯和英格罗，以及欧洲的芬达斯与福德沙。联合利华的主管担心，他们购买和销售的鱼类在世界各地将急剧减少，正如设立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林业公司担心森林变少一样。于是在1997年（也就是森林管理委员会成立4年后），联合利华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一个和森林管理委员会类似的机构 — 海洋管理委员会，目的是提供有生态标签的优质商品供消费者选择，以市场的正面诱因鼓励渔民解决渔业的“公地悲剧”，而非以威胁或抵制的手段促使他们改变。除了联合利华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倡，一些大公司、基金会和国际性组织也加入了行动。

就英国地区来看，支持或购买认证水产品的企业，除了联合利华，还有英国最大的渔产品公司杨氏蓝冠水产食品公司、英国最大的生鲜食品供货商圣斯伯里超市、马莎百货和西夫韦等大型连锁超市，还包括拥有多艘拖网渔船的博伊德渔业公司。至于美国方面的支持者，则有全世界最大的自然有机食品零售商全食超市、萧氏超市和乔氏超市。其他地区的支持者还有瑞士最大的食品零售商米格罗斯，以及澳大利亚凯利斯与法兰西食品公司，这个公司拥有渔船、工厂、市场，也做水产品外销。

海洋管理委员会的标准是由渔民、渔业公司经理人、水产品加工厂、零售商、研究渔业的科学家和环保团体多方协商制定的。最主要的原则包括：必须维护鱼群的健康（包括鱼群的雌雄比例、年龄分布和基因多样化）、以可持续捕捞为原则、不得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尽量减少对海洋栖息地的冲击、尽可能不捕捞非目标鱼种（即减少副渔获物）、建立鱼群经营和环境保护的规则、遵行现行法规等。一些水产品公司以林林总总的声明对大众消费者进行轰炸，从其声明的环保做法来看，有些是不实的，有些则故意混淆视听。因此，与森林管理委员会一样，海洋管理委员会采取由独立第三方认证的方式，也一样授权几个机构执行认证工作，并不亲自查核。申请认证完全自愿：如果一家公司认为花钱认证是值得的事，就可以提出申请。如果中小型公司想申请认证，则可向帕卡德家族基金会的渔业可持续基金请求补助认证费用。一家公司提出申请之后，认证机构就会做预评估，这个评估是保密的，之后才是完整的评估（如果该公司仍然愿意接受核查）。一般而言，评估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若是复杂的大型渔产公司，评估时间甚至可能长达三年），并列出必须弥补的缺失。如果核查结果不错，列出来的缺失也都弥补了，一家公司就能得到5年的认证，但是每年还必须接受一次突击核查。年度核查结果会公布在官方网站上，接受各界的审查与挑战。从认证制度执行的情况来看，得到认证的公司都会设法保留这个资格，也会尽全力满足海洋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以通过年度核查。与森林管理委员会一样，海洋管理委员会也有产销监管链，借此追踪认证水产品的整个产销过程 — 从捕捞上岸到批发市场、加工处理厂（冷冻和装罐）、批发商、经销商和零售市场。只有经过认证且可通过产销监管链追踪的水产品，才能贴上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供商店或餐厅的消费者购买。

海鲜市场

鱼种、鱼群、捕捞法、渔具等都能申请认证，而申请认证者可能是渔民团体、国家或地方的政府渔业部门、加工者或经销商。至于申请认证的“鱼类”也不只是鱼，还包括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在目前 7 个已经认证的渔场中，数量最多的是阿拉斯加渔猎部的阿拉斯加野生三文鱼，其次是西澳大利亚龙虾（澳大利亚最珍贵的水产品，价值约占澳大利亚水产总值的 20%），再次是新西兰无须鳕（新西兰最有价值的出口水产品）。另外4种包括英国的泰晤士鲱鱼、用手线垂钓的康沃尔鲭鱼、南威尔士的巴里青蛤以及托里登湾的龙虾。目前正在申请认证的还有阿拉斯加狭鳕（美国出产最多的鱼类，约占美国渔获量半数）、美国西岸的比目鱼、珍宝蟹、斑点虾、美国东岸的条纹鲈鱼以及南下加州龙虾。海洋管理委员会计划扩展认证范围，从野生鱼类到人工养殖的水产品（下一章将讨论人工养殖水产造成的严重问题）未来都能申请认证。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包括虾等十几个物种，或许还有三文鱼。目前来看，在世界重要的鱼类当中，认证问题最大的是野生虾的捕捞（因野生虾大都用海底拖网捕捞法，捕获的有一大部分是副渔获物），以及单一国家管辖海域之外的鱼类。

整体来看，鱼类的认证比森林更困难，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然而，我还是为近5年鱼类认证的成绩感到惊喜 — 原本我以为鱼类的认证会更加艰难、耗时更久。

大企业与社会大众

简而言之，关于环境方面的议题，大企业有什么样的作为与一个基本事实有关，而这个事实可能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愤慨：一家公司可能为了追求短期最大利益，不惜牺牲环境，伤害人类健康。今天仍有渔民，在没有配额限制的情况下拼命捕鱼；跨国伐木公司以短期租约在生长热带雨林的国家砍伐林木，必要时还贿赂腐败的官员，欺骗无知的农场主。石油业也一样，1969年圣塔巴巴拉海峡钻油平台爆炸、漏油之后，才知痛定思痛。再看蒙大拿的金属矿区，矿业公司也是为所欲为，近年来才开始受到环境清理法规的约束。如果政府法规有效力，社会大众又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注重环保的大企业才能赢过只顾赚钱、不顾环境的公司。反之，如果法规执行不力，社会大众又不重视，注重环保的企业很可能拼不过只顾赚钱的公司。

指责一家公司自私自利、不惜伤害他人是很简单的，而且指责也不一定有什么用。我们可别忽略一个事实：企业不是非营利慈善机构，而是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必须对所有股东负责，追求最大利润正是它们的义务，更何况法律也要求它们这么做。依照法律规定，一家公司的董事必须负起“信托责任”，如果故意减损公司收益、影响股东权益，就是未尽到信托责任。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它在1919年将工人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结果被股东告上法庭。法官做出裁决：尽管福特汽车公司有人道精神、关怀员工，公司还是必须以“为股东创造利益”为优先目标。

我们也不要只顾着指责大公司，忘记社会大众也有责任。社会大众放任大公司为所欲为，姑息养奸，才会有今天的后果。例如不要求矿业公司做好环境清理的工作，或购买木制品时也不管产品是否来自可持续经营的森林。长远来看，如果一家公司唯利是图、不惜破坏环境，只有社会大众予以抵制 — 不管是直接抵制或通过政客抵制，才能使该公司在无法获利之下改变自己的做法。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良好环保政策的公司，也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让其生意蒸蒸日上。如果大企业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社会大众也能向它提出诉讼，要法院给个公道，例如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事件、北海石油平台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事件等。一般民众能做的事还很多，例如爱用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商品，家得宝和联合利华就注意到这一点。大众也可对环保记录不良的公司员工施压，让他们以公司为耻，向公司主管抱怨。同时大众也可支持政府和环保记录优良、注重环境洁净的公司签约，如前文提到的北海油田工程招标案就让雪佛龙中标。又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是在民众的压力下拟定新的煤矿管理条例，强力执行好的环境政策。此外，就算供货商不理会大众的要求和政府的压力，他们对采购原料的大公司还是毕恭毕敬，因此大公司可以对供货商施压。举例来说，由于美国民众担心疯牛病疫情蔓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欲以新的法令要求屠宰加工厂，要它们放弃旧的做法，防止疫情扩散。对于这样的要求，美国的屠宰加工厂抗拒了5年，表示新的法令代价太大，它们难以承受。后来麦当劳因汉堡销售量大幅滑落，也对屠宰加工厂提出一样的要求，不到几个星期那些加工厂就乖乖配合。麦当劳的代表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购物车是全世界最大的。”环境存亡，匹夫有责。大众的任务就是在产销链中找出对他们反应最敏感、最容易施压的一环，如麦当劳、家得宝、蒂芙尼珠宝等。至于屠宰加工厂、伐木业者或金矿业者，社会大众对它们无计可施，必须通过向它们采购的大客户来发力。

大企业破坏环境，社会大众必须付起最后的责任。这个说法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失望、愤怒。我也提倡消费者为了企业的环保做法付费，把这方面的费用当成商品成本的一部分。有人或许会质疑，我的观点忽视了一种道德责任，即大企业应该洁身自爱、遵守道德，无论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我必须言明，翻开人类历史，在政治制度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大都不是家人，也不是亲戚，因此社会必须制定法律，以确保大家遵守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只是诱发善良行为的必要的第一步，但光有道德原则是不够的。

我认为社会大众应该负起最后的责任。我会做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大企业的确能在公众压力下成全别人、创造多赢的局面，而非只是让人失望。我的用意不在于道德劝说，区分谁对谁错、谁值得尊敬、谁自私自利，或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的结论是根据我过去的所见所闻而得出的。如果社会大众对大企业有所期待，要求它们改变做法，以实际行动褒善贬恶，大企业自然会从善如流。过去大众态度的改变对企业的环保实践影响很大，我相信未来也将是如此。

（本文选摘自《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