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天开寿域：从《金籙御典文集》再思嘉靖宫廷的物质遗存

大高玄殿位于北京西苑与紫禁城以北的万岁山交界，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御旨建造的一所大型皇家道观。山门前的每个牌坊各有两个匾额，东牌楼对外的是孔绥皇祚，对内则是先天明镜，相应的西牌坊对外的是宏佑天民，对内是太极仙林。由此可见大高玄殿对外保佑国家和人民，对内的核心则是与道相关的神仙境界。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尹翠琪教授在复旦的讲座“天开寿域：从读《金籙御典文集》再思嘉靖宫廷的物质遗存”。

不久前，在复旦大学博物馆颖琴堂举办的古代艺术与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的第八场，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尹翠琪教授做了题为“天开寿域：从读《金籙御典文集》再思嘉靖宫廷的物质遗存”的讲座，通过细读《金籙御典文集》的部分章节，尝试重新分析现存于北京的大高玄殿和其他嘉靖朝兴建的宫廷建筑以及生产的瓷器、漆器等传世文物，探讨它们的宗教意涵。

一、嘉靖生平与《金籙御典文集》

嘉靖皇帝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他的父亲兴王是宪宗之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被带到皇宫，成为皇帝。由于生长在湖北这一道教流行的地区，且受到他父亲信仰道教的影响，嘉靖对道教有强烈的归属感。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有宫女试图缢死明世宗，未遂。这个事件被称为“壬寅宫变”。这一历史事件是嘉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嘉靖一直住在北京紫禁城，自此后就移居于西苑，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一带。

嘉靖时期在西苑所修的建筑，历史记录零散，大多存于文人笔记当中，其可信性一直存疑。而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的《金籙御典文集》，是内府朱系栏抄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与文人笔记相互对照。但局限性在于只记录了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初一到三月十六日这一段时间，记录的内容仅包括道教斋醮仪式的斋意文和宫殿门阙的对联。

嘉靖时期建筑的修建和改建集中在三个具体的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嘉靖皇帝刚刚搬入西苑之时；第二个时段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即包括《金籙御典文集》所记录的嘉靖三十七年；第三个时段则是在嘉靖去世之前。

尹翠琪教授结合以上背景，主要针对《金籙御典文集》中元朔意（正月初一）与贰祝（三月十六日）这两次斋醮，来重新认识传世嘉靖朝的宫廷建筑和文物。

二、元朔意

1、宫廷建筑

《金籙御典文集》记录的元朔意斋文表明此次斋醮设置于大高玄殿内。大高玄殿是位于西苑与紫禁城以北的万岁山交界，是世宗御旨建造的一所大型皇家道观，也是世宗迁居西苑初期，确立道教作皇室宗教的标志性建筑。大高玄殿建筑群于2011年移交故宫博物院管理并开展修缮工程，学者们亦开始对该殿的建筑进行勘察研究。

明代大高玄殿的内部布局包括：山门前东西两座牌楼，牌楼南向居东的炅（音阳）明阁和居西的水月（音阴）灵轩，以及山门后中轴线上的三座宫殿，即大高玄殿正殿、后殿和无上阁，并位于无上阁左右的始阳斋和象一宫。

由《酌中志》可知，山门前的每个牌坊各有两个匾额，东牌楼对外的是孔绥皇祚，对内则是先天明镜，相应的西牌坊对外的是宏佑天民，对内是太极仙林。由此可见大高玄殿对外保佑国家和人民，对内的核心则是与道相关的神仙境界。

这两种不同的含义还见于《金籙御典文集》所载大高玄殿的对联，其上联表达了明世宗祈求神保护皇帝治世无疆的愿望，而下联则祈求子子孙孙皆能修真成仙。这表现嘉靖皇帝期望通过道教达至修真与治国两个方面，并没有因沉迷道教而荒废朝政。

大高玄殿的后殿在清代被称为九天应元雷殿。而从《金籙御典文集》得知，此后殿在嘉靖时期称“万法一炁雷坛”，门额所悬文字为“高上神霄帝阙”。由此得知，此殿供奉的是高上神霄雷帝，亦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在“元朔意斋文”中，世宗的道号中就有“统御雷霆”四字，表明嘉靖皇帝的身份具有统御雷霆的能力，这可能正是嘉靖皇帝修建这个雷坛的原因。

大高玄殿中最精彩的建筑则是上圆下方的无上阁。在清代称为“乾元阁”，被认为具有天圆地方的寓意。清代乾元阁上额曰“乾元阁”，下额曰“坤贞宇”，上阁供奉玉皇大帝，下供坤贞后土娘娘之神位。但据明代文献《酌中志》所载，“乾元阁”原称“无上阁”， “坤贞宇”则称“龙章凤篆”。而从《金籙御典文集》可见在元朔日设斋醮，无上阁门额所悬文字为“大光明座”，而“龙章凤篆”则称“经筵”，门额所悬文字为“无上道经师宝天尊”。从门额的大写的含义推测，上层无上阁应是供奉道教无上大道之处，而下层龙章凤篆则是珍藏道经之所。

在无上阁两旁有始阳斋和象一宫。象一宫內供奉範金象一帝君像，象一帝君即嘉靖皇帝本身，该像是依据世宗玄修御容而造。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就在给张真人的两封信中以“象一”自署。而在供奉嘉靖自己的象一宫旁，嘉靖还建造了始阳斋用于凝神养心，与道合一。这两座建筑正是为了满足嘉靖皇帝作为神人的双重身份而设立。

《金籙御典文集》还记录在始阳斋和象一宮旁设东稍间和西稍间。其中东稍间的对联首字连在一起是“圣亲”，门额为“亲恩肇庆”。应该是嘉靖皇帝将自己父母的神位请进了东稍间，祈求亲人保佑自己的子孙，延长国祚。西稍间对联首字为“玉金”，门额为“仙化开祥”，对应象一宮供奉的範金象一帝君像，是嘉靖皇帝为祈求自己长寿而设。

由此来看，大高玄殿最北端的三座建筑应当是以道教三宝——道、经、师为布局的原则。其中，圆形的无上阁代表“道宝”，无极大道。方形的龙章凤篆或称经筵是代表“经宝”，即道教尊经。而左右两边尊奉帝君明世宗及其父母的象一宫和始阳斋，则代表“师宝”，即从天上降临之师。这些建筑群还象征道教宇宙最高天的体用两方面，即以三宝为体，雷坛为用之体现。

2、器物

过去学者多认为嘉靖朝大量生产的瓷葫芦代表天地，基于上述的嘉靖道教思想，可进一步解释，那些葫芦所象征的是道教的宇宙，一方面通过修道可以成仙，另一方面道教信仰亦可达至国祚延绵，犹如在大高玄殿举行道教科仪可同時获得成仙和保国的双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的瓷葫芦上既绘有神仙人物，也写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字句，或者出现将两种观念和图像相结合的例子。

夏桂洲文集卷六中有诗云：“原始灵篇太上文，琳琅声振九天闻。深宫秘祷民知否？世世长瞻万岁君。”可知，嘉靖皇帝会做道教法事。在此基础上，重新看待景德镇出土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可以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道教金籙大醮用的瓷器，一类是用于国家大典。

此时期还有以图像形式来表现的八卦纹在瓷器上出现，而这些图像化的八卦亦可见于《正统道藏》中的道经，如《太古集》。另外，嘉靖朝还从道教科仪音乐衍生出一种新的纹样，常被称为杂宝纹。事实上，这些纹样多为乐器，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杂宝纹盘和大英博物馆藏五彩杂宝纹罐。嘉靖之后，这种乐器类型的杂宝纹样还进入丝织品的装饰之中。

三、贰祝

1、宫廷建筑

《金籙御典文集》记录贰祝斋文表达了嘉靖皇帝要建一场祭拜星斗的醮仪，祭拜时间为三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与这次斋醮相关的建筑包括仙台和大道殿建筑群，位于西苑大光明殿以南。

根据《名山藏》，大道殿是建于嘉靖三十二年，但现在所有建筑已不存。根据《金籙御典文集》关于建筑门阙对联的记载得知，当时在大道殿内建了多个道坛，名字大多与星斗有关。每个门额都以“大道”打头，唯有景名坛的门额是“紫极寿熙”，来祈愿自己延年长寿。

其中的仙台在多个文献中都有记载。《明内廷规制考》提到，仙台原称旋坡台，是一所七层螺旋形的独特建筑，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才更名为仙台。仙台每层均有匾额，层层递进。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台上有七层牌额，曰玉光、光华、华耀、耀真、真境、境仙、仙台。”清初《金鳌退食笔记》也有相关的记载。

而在《金籙御典文集》中称仙台为“丹冲台”，每一层的对联开头二字都为“大道”“长生”，每层对联的主要内容都十分相似。而刘若愚笔记中记载的牌额名称都可见于对联当中。

由此可知，当时嘉靖皇帝建大道殿与仙台皆是为了祈佑自己延寿长生。

2、器物

嘉靖时期有非常多方形的器物，过去常认为与天圆地方、天地阴阳的观念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基于这些方形的器物和米斗十分相似，认为是用作盛装米的科仪用具。

尹翠琪教授认为这些方形的器物与斗有关。拜斗是拜北斗七星，因为北斗控制人的寿命和灾祸，若能在危厄之时投告北斗，就可延寿，获安泰，宋代《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对此即有详细记录。故道教中有拜斗的科仪。至今部分地区仍有拜斗的仪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个嘉靖雕漆方斗，形制与当今用于拜斗的斗桶相似。方斗的四面各有一位神，四位神的旁边分别有龙、羊、狗、牛，这四个动物正好对应二十八星宿结合七曜（木金土日月水火）和二十八种动物之后属金的四种动物。在苏富比2007年春季拍卖图中也有一个嘉靖剔红漆雕方斗，斗上四方各有虎、蛇、猴、猪，对应二十八星宿中属火的动物。德国科隆美术馆也有一个类似的方斗，里面的动物分别是蛟、犴、狼、獬，对应属木的四种动物。那么可以猜测这些雕漆方斗是御制的拜斗工具，当时制作应至少有七个，但其余的目前尚未见到。

嘉靖时期还烧造有方形的瓷器，如藏于台北故宫的娇黄绿彩凤凰方斗杯。这些方形瓷器颜色多变，其上常有灵芝、寿字等与长生有关系的纹饰，但形制较上述的漆器方斗小得多。因此尹翠琪教授认为这些瓷器或许不是道教科仪的用器，而是以其形制隐喻拜斗延生而流行于嘉靖朝。

四、总结

尹翠琪教授最后总结道：明世宗以道教核心教义建构西苑成洞天仙府的史实，对于理解嘉靖朝的宫廷建筑，御用瓷器及其他宫廷用器十分重要。而《金籙御典文集》作为传世内府抄本，为明末以来笔记野史中有关嘉靖道教建筑和信仰活动的记载，提供了具体而可信的文献支持。

通过利用嘉靖朝传世文献，宏观而系统地整理该朝的宫廷建筑，可知嘉靖朝的建筑群通过文字（匾额、对联）和建筑设计相结合，来建构特定的意涵。这有助于重构一个可靠的历史脉络，重建早已散落各地的御用器物之间的关联，并重新分析它们在西苑此一特殊环境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嘉靖朝的御用器物及建筑，是世宗个人身份和活动意义的重要构成部分。“物”的功能性在嘉靖朝被扩大，成为建构个人生活意义的主要元素，由此展开十六世纪以后晚明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尹翠琪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整理稿，复旦文博系硕士研究生林奕婷整理，尹翠琪教授对本稿进行了审校并提供了部分图片，照片由复旦文博系硕士研究生盛逸心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