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日根：聚焦于明清民间社会的管理与秩序

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在明清史领域钻研了数十年，对这一时期的会馆、会社、家族及海洋文化都曾下过工夫，颇有一些独到之见。

王日根

澎湃新闻：目前许多人对历史感兴趣，社会上历史书也销得最火，但专业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却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许多人读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也不是为了从事历史学研究，我想知道您当初为何选择了历史这一行，又是如何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的？

王日根：我出生在江苏一个农民家庭，但那里却也号称“人文渊薮”，我爷爷一辈子就酷爱买书，而且我从小还能听到长辈给我讲一些生动有趣的历史、神话故事，我们在小学阶段即能对《三国》、《水浒》、《说唐》等耳熟能详。在读中学时，我有一次不经意间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借读了《左传》、《史记》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当时我所处的那个时代课业压力似乎并不大，也没有太多的信息交流，更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唯一最大的乐趣就是一个人在幽静的环境下读书，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在阅读中我对历史和文学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我们中学阶段的语文老师徐敬仲、杭乐秋等先生都特别优秀，他们为我走上历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错，但在选择考文科还是理科时，还是选择了文科。到考上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只选报了历史和中文。你知道那个时代因为大学毕业工作分配不成问题，所以选择专业并无太多的功利性，完全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可以说是“随性而动”。

1981年我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进校后逐渐明白，厦大历史系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在1926年，顾颉刚、张星烺等著名历史学家均在此执过教，开展过很有起色的历史研究，学术影响相当广泛，从而使我产生了很强的自豪感。我觉得历史学是一门较少边界的学科，本科期间，我几乎是不受约束地读了文史哲政治法律等各个学科的书籍，其中很多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都曾涉猎。我参加了全校本科科研论文竞赛，并获了奖，也得到系里老师的赞许和赏识。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师从傅衣凌先生，傅先生的治学特色一方面表现为“化腐朽为神奇”，广泛搜罗各种文字、实物资料（碑刻、契约文书）以证史；另一方面即关注民间基层的社会史，以民俗乡例证史，这两方面都让我感到兴趣。我时常与傅先生在课堂上、课后交谈，学到了丰富的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傅先生时常让我帮他到书店买书，我知道傅先生买书几乎也不设边界，他还鼓励我，尽可以去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不过读书有时要注意精读，要能体会出书的优劣，要能产生问题意识。傅先生是福州人，上课时依然有较强的福州口音，他叫我的名字几乎成了“历耕”，他曾戏言：“历耕”这个名字好，你今后就好好在历史学领域中耕耘吧！出于傅先生的举荐，硕士毕业后我即留校任教。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东部沿海。很多人经商下海，社会上功利倾向开始加重，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有诸多的不理解。当时在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也有过彷徨，但结合自身的条件和志趣，还是一步步踏实地走了下来。学校曾让我到诏安县一所中学去支教，这被某些人认为是“发配”，我则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从教能力，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许多村落，增加了对闽南沿海农村的实地观感。这为我其后开展基层社会史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澎湃新闻：您的《明清民间的社会秩序》一书再次出版，《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插图版的出版也在积极筹划中，说明这些书销路很好，有相当规模的读者群。借此机会表示祝贺。接下来请您具体谈一下你在继承傅衣凌先生研究方法、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何创新？

王日根：学术传承主要在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突破，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创新。杨国桢先生、陈支平先生、李伯重先生、郑振满先生和我都积极谋求在这方面有些建树，我们的研究互相呼应，协调分工、互相促进，可以说有效地继承了傅先生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同时我们又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史料采集更加广泛，并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的对话和整合，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尤其是杨国桢先生提出的大海洋观指导下的海洋史研究，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和增长点。近几年系里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

旧版《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

早些年我随傅衣凌先生走访了福建的很多地区，主要偏重于闽南地区。这期间不断体会、掌握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收集了很多资料，从而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是语言的障碍，因为闽南语系分支很多，地域差异很明显，加之我又是一个异乡人，没有精力系统地学习那么多方言。时至今日这也是我做闽南地区田野调查所遇到的较棘手的问题。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真正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从而培养一种历史现场感，这也需要时间保证和沟通顺畅，否则所做成果会大打折扣。我们现今在区域社会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田野调查的误区，即不注重历史现场感的培养，学者只是在调查区域做短暂的、浅表性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我自身关于区域田野调查研究实践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地域文化差异在社会领域中所扮演得的重要角色。譬如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对政治的忠诚度较强，而相比之下，闽南地区则游离于政治之外，但也表现出对政治的一些依附。而且明清时期，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的交锋很明显，地区间的差别也很显著。所以我下一步的考虑是把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原乡江苏泰州，利用今年寒假回乡的短暂时间，我在泰州收集较可观的材料，加之地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语言沟通比较顺畅，因此这都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设想能更多地开展一些地域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异。

澎湃新闻：海外访问、研究经历对您的治学有何影响?也就是说你是怎样看待中外史学研究的共通和分野？

王日根：我在加拿大和菲律宾的高校做访问研究时，对现代西方的史学研究法、学术观点多有了解和吸收，这在我的论著里也多有体现。但所谓的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如果不加选择的照搬只会限制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此种认识不仅适用于历史研究，其他各门学科都是如此。

由于中外学者间存在文化习惯的差异，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别，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同一事物所作的概念表述多有不同，外延多有出入。比如研究明清会馆，西方学者称之为公共领域，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西方的行会和中国的商会也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这学术的分歧并不影响研究的对话。我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被学界公认为是代表明清会馆研究的最高水平。加拿大的卜正民先生和宋怡明先生对我的观点多有借鉴和引用。前几天我收到德国柏林马普研究所科学史研究所主任Dagmar Schäfer 教授的信函，信中说他主持的“从发明到创新：中国技术发展历程中的文化传统”研究课题涉及到部分明清会馆方面的研究。他在信中提到看到我的这部著作，致信的目的主要是突出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和路向。而我也很高兴能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帮助，展开共同研究和探讨。因此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我这方面研究的认可，我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您所作研究的主要脉络和路向。

王日根：统领我研究的主题是明清民间的社会管理。最初我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明清时期民间的经济组织管理，傅衣凌先生当时让我做明清福建义田的研究。我在梳理学术史时，就发现福建义田与江南义田有诸多不同，曾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展，逐步转移到明清会馆、会社研究和民间的自我管理。到后来即力图做一些理论的提升，涉及官与民、中央和地方在基层管理层面上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建立中国传统社会自己的社会管理研究框架。

经过若干年的研究，我基本在以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1）关于义田，义田是宋代开始出现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种土地形式，曾经历了宋代的倡导与勃兴、明代的停滞与恢复、清代的发展与成熟三个阶段。义田的来源从官捐日益扩展到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义田的赡助范围从同族内的平均分摊到重点赡助贫困节义之人，或投资于家族内以至家族外的各种公共事业，因此，义田就不仅是族田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族，甚至还有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业集团等基层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一经济基础的稳定维持，保证了诸如家族、乡族或行业集团得以发挥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可以说，义田的倡导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局部地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比较而言，福建地域的义田实际上包含家族内义田和家族外义田，福建义田还体现为以商人捐助为主，全民参与，数量较少于江南，义田既可以服务于倡导信义，也可以应用于家族间的利益斗争或械斗中，因而福建义田与江南义田显示出若干不同点。在明清时期，义田是一种全国性的土地形式，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稳定了传统社会秩序。明清福建民间社会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明清社会稳定繁荣的基本表征。在其他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又经常与商业发展、士绅倡导和社会风气尚义等因素有关。

山西会馆

（2）关于会馆，我觉得会馆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会馆自永乐年间出现于京师之后，逐渐衍生出包括官绅试子会馆、工商性会馆以及移民会馆在内的多种形式。会馆已日益明确地具有了"把神、合乐、义举、公约"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动性人口方面发挥了官府一直想有所为而无能为之的功能。会馆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同乡性的，以乡土神作为其组织的神灵支柱，显得具有稳定性和活力。从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经常成为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尽管会馆存在不同类型，却依然可以反映出官绅力量在各类会馆中的影子，体现出官本位社会官方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对苏州安徽会馆的研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会馆发展中的官商相得倾向。明清各类会馆的发展壮大与明清政府统治策略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馆的发展经常是与"行"的衰微相伴随的，会馆追求的是自我的有序化，而"行"则是过去政府力求管理市场的机构，对会馆的倚重实际上是政府下放部分权力给予民间自我管理组织的体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积极的，既有效率，又消减了政府的负担。作为民间组织的会馆较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既能顺应时势，又能保存传统。近代以来，会馆在商会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上述特征的又一体现。关于汀龙会馆的个案分析，关于同安一地海内外会馆的考察，都便于我们加深对会馆地域性特征以及会馆对地域文化的磨塑作用的了解。

（3）关于会社，我觉得凡乡约、会社等都体现了在家族之外道德性、职业性或兴趣性组织的滋长，它们在政府机构、家族组织之外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又一类社会整合途径。民间社会可以在乡贤的旗帜下凝聚，也可以在共同的神灵面前聚集。之后，我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历史上徽州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体会到徽州商帮以众帮众的习俗对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持作用。

（4）关于家族研究，这曾是傅衣凌、陈支平、郑振满等先生深入开展过研究的领域，我的研究只是想说明明清福建家族发展与当地纷起的"外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组织的移植，而且家族发展并不显示出与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是在商业发达之区，家族发展越加兴盛，稽之海外华人社会，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明清时期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事例不少，尤其是福建地区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总结这些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挖掘其与政治既游离又关注的双重性格，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更新机制、稳定机制都将有所帮助。

（5）关于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的探讨。明清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清商人经营方式的转换、明清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问题都是本部分想竭力探究的。学界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其革命性，强调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作用，有的则强调商业对传统政府的依恃性，强调商业的发展与政治腐败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社会商业的虚假繁荣倾向。傅衣凌先生早期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时期有些商业由家族经营，具有补强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我们循此继续推究，想揭示商人阶层在引领社会变迁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局限性。这些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地维持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6）关于东南海洋文化，近期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此前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我觉得海防政策是明清海疆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都是海防政策的派生政策，或者说直接受海防政策的影响，海洋贸易政策与海洋移民政策必须随海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因应海防政策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在海防政策上，对“敌”与“我”的阵营判定决定了明代海防建设的投入，越把敌对势力放大，就越加大了投入，但投入往往应付不了意念中的敌人，甚至自己阵营中的力量也走到敌对阵营之中，明中叶倭患的加剧就是显例。由于不明确海疆区域的定位，到底该在何处设置必要的防务，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地方势力之间意见分歧亦往往较为严重。在海洋贸易政策上，开放那个地区、那个港口，允许什么商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如何制定和执行，不仅沿海各省份之间有利益的较量，而且外国势力也越来越掌握起主动权。沿海封疆大吏有的还被民间的或外国的势力腐蚀，成为败坏这些政策的因素。海洋移民政策长期受“自弃王化”观念的影响，长期并未形成制度条文，但因为海外移民与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因而移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弃”到“保”的缓慢历程。科举制度曾一度对海洋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收编作用，使东南区域的海洋文化得到提升，且逐渐实现了对世界海洋经济的接轨。

综合我的研究体悟，社会经济史不是单纯地对社会经济政策、体制和运作形式的研究，而主要是应具备社会整体史宏观视野。把研究的任何一部分从整体史中抽出而不加以还原，都有片面性的嫌疑。就好比研究文化史，如果从其中截取一部分，而不能观照其在整体文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则所作的研究、评价有失于偏颇，从而就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