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何益鑫：以理科生的方式做文科的研究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何益鑫，他的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家哲学、《周易》。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出版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等3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1项。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获评第八届“士恒青年学者”（2019年），参与建设的“《论语》导读”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何益鑫：至今为止，我的研究集中于两块，一个是早期儒学尤其是孔孟之间的研究，一个是《周易》卦爻辞及早期易学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孔子的成德之学（《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以《论语》为依据。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的理念，认为经典的解读不应该是以现代人自己的思想格套去肢解经典，而应该做一个“无为”的引导者，通过必要的描述和铺垫，引导读者进入《论语》的语境之中，与其中的人物发生切身的交流。对于读者而言，是引导读者进入文本所撑开的世界；对于经典来说，则是让文本以合乎本性的方式自由地呈现出来。本着这种理解，我写了博士论文的第一版。但这种阅读和写作的理念，有意排斥一种整饬的结构，不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后来，在导师张汝伦先生的批评建议下，我改写了论文，以人的基本生存维度为依据建立了一个结构。不过，最初的理念，仍然是我文本研究的基本取向。

对《论语》的沉浸，让我契入了孔子和孔门的思想世界。博士论文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还不清楚孔子会说什么，但我大约知道孔子不会说什么。这大概是源于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而产生的对于思想边界的敏感。对于孔子研究而言，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在秦汉时代众多“子曰”文献的笼罩之下，若不能对材料作有效的区分，也就难以真实确立对孔子本人的清晰的了解。

由于孔子的研究，在博士后期间，我很自然地转向了孔门后学的研究。这就要涉及出土文献了。虽然都是陌生的文本和陌生的表述，但当我看到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五行》的时候，反而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点，是孔子那个点的形变；这个点，是接着孔子的那个点讲……不是说，是这些文本直接引用了《论语》；而是说，它们的很多提法不是无中生有的，与孔子之教有若隐若现的内在关联。于是，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写了《性自命出》《五行》的简注。虽然在细节上还有出入，但大体思路和格局都在了（题解基本沿用）。早期儒学的流衍，源头在孔子，在《论语》。后学在思想上的创造，往往都是从孔子之教中引申出来，是为了理解孔子，或者回应孔子的问题。我对《论语》的体贴，使我对七十子后学的思想意图有近乎同情的了解。

此后，由于《周易》研究的插入，我没有在这个课题上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临出站前，我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出站报告《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写作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顺流而下”的感觉。可以说，孔门七十子后学的研究，决定性地依赖于我对孔子的了解；而研究的结果，也反过来让我更确信自己对孔子的理解。

回到复旦工作之后，为了给研究生开设讨论班，我分别撰写了《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和《竹简〈五行〉章句讲疏》（待出版），大体上属于此前研究的细化；接下来，还要做一个关于《孟子》的研究，其心性论的核心关节部分已经打通。做完之后，早期儒学的系统研究就算大体完成了。

由于这一研究，我对早期儒学的思想史演进历程有了更为清晰、内在而系统的把握。同时，也使我明确了一种方法论的主张：“直契本源”与“顺流而下”——以本源性文本的契会定下思想的格局和坐标，由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要素出发，追寻其在历史中展开的痕迹，最终完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对于融贯论的标准来说，系统的解释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还有一个研究，关于《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叙事。一直以来，卦爻辞近乎是不可理解的上古文本。传统易学虽以爻位关系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解释，但体例的运用没有严格的标准，很难说具有必然性。现代学者抛开易学史寻求本义，又缺乏系统的理念和方法。博后期间，我在《周易》读书班的启发下，追寻卦爻辞叙事的蛛丝马迹，对卦爻辞作了系统、完整的分析和解读，确认卦爻辞实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叙事，内容以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为主，涵盖了商周之变的主体历程（《〈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这一研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关于《周易》本义，以及早期易学史的基本认识。当然，关于这个研究，学界还有很大的争议。这里先不多说，且看后续的效应。

一个人的学思生命，会有它的起处、落处和转进处。于我而言，以上研究都是阶段性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我会更多关注先秦道家以及《易传》的研究。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何益鑫：我本科是复旦大学2005级物理学专业。受到身边朋友的影响，尤其是哲学课堂的感召，跨系保研到了哲学学院，师从张汝伦先生。2015年博士毕业，从当年12月开始到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干春松先生。出站之后，回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工作。

我的学术经历，大体上跟研究内容合在一起说了。这里补充一个小小的体会。

我在博后期间，过上了一种自由的隐居式的生活。导师没给我派多少行政工作。我自己找了一个地方住，在北大南门对面。小区很破旧，但离食堂很近。房间简陋，三室中的一间，只有十个平方。我在这里独居，基本不与人交往。除了参加《周易》读书班和吃饭，平时不大出门，偶尔晚上去学校散个步，到未名湖边上走一走。没有杂事的纷扰，思想渐渐沉淀，心思凝聚于思考和写作，灵感多，思路快。我关于《周易》的研究，以及孔孟之间的研究，都是在这里完成或打下基础的。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让我对“闭关”的意义有了真切的体认。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何益鑫：我的学术经历，总体来讲是比较顺利的。

或许由于物理学出身的缘故，我喜欢结构清晰的东西。硕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试图借用分析的方式，建立孔子仁的概念的观念结构。不曾想，却受到了张老师的严厉批评，说我如此下去，“行之不远矣”！当时，我并不能清晰地把握张老师批评的点。但那句话，长期萦绕心头。后来，我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追求自然，对过早介入的结构化因素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博士论文阶段的阅读与写作的理念，与那段时间的反省活动是有密切关联的。

当然，我仍然相信，清晰化是哲学活动的目标。但我希望它是从文本内部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外部结构给与的一个安顿（无论多么适意）。干老师有一次评价我，说我是“以理科生的方式做文科的研究”。或许，我的物理学背景，确实带给了我很多不自知的潜在倾向。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何益鑫：当下，学术活动空前频繁，这个现象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我觉得，一个长期坚持的读书班和定期的交流，是比较重要的。除了相互启发之外，还让我有一个思想上的长期关切，可以对治碎片化的学术信息和过于泛滥的学术兴趣。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何益鑫：相关扶持肯定是重要的，青年文科学者在各方面承受的压力不小。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何益鑫：关于早期儒学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推进了先秦儒学史的重新认识，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对您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何益鑫：此次获评“新人”，是评委会和上海社科界对我既有研究的肯定。我将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深化既有的研究、开展新的研究，不负前辈和同仁的属望。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何益鑫：上海社科的繁荣，基于学术研究的积淀。中国哲学是上海的传统优势学科。我的点滴的研究贡献，也希望可以汇入这条长河。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何益鑫：在我看来，城市软实力的厚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社科的学术研究水平。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何益鑫：哲学与思想是软实力最紧要的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我当下的研究，可以为期待中的未来哲学的发生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