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公立教育困境：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为何罢工？

编者按：在全美疫情爆发两年以来，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结构性压力、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的教育者离开职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离开公立学校。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决定不再忍受，通过罢工来为学生、教师、教育支持专业人员争取到他们应得的权利。本文收录了《红州起义：教师罢工浪潮和工人阶级政治》的作者埃里克·布兰科（Eric Blanc）发表于《The Nation》上的文章，以及布兰科与明尼阿波利斯教师联合会的主席格里塔·卡拉汉（Greta Callahan）和教育支持专业人员分会的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发表于《雅各宾》平台上的访谈。

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正在为公共利益而罢工

数以千计的教育工作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罢工，全美的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这场大流行已将全国的公共教育推向了一个临界点。随着教育的未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场博弈的风险日益升高，而明尼阿波利斯并不是孤例。

早在新冠爆发之前，公立教育系统就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以非白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学区，几十年来的资金不足、教育私有化、高风险的考试（high-stakes testing）和教育工作者的低工资使教师和教辅人员越来越难以提供给学生他们应得的教育。

为了克服这样的情况，2018年和2019年，从西弗吉尼亚到洛杉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罢工高潮。“Red for Ed”运动成功地激发了教育工作者的活力，占领了头条新闻，并挑战了两党支持教育私有化的共识，但运动的进展被突如其来的大流行病所阻止。这种态势在圣保罗最为明显，2020年3月，教师和后勤人员在进行了三天罢工后，新冠迫使他们结束了行动。尽管其他有组织的劳工部门最近显示出了渴望斗争的迹象，但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学校工人只能努力维持生计。

在双子城和其他地方，过去两年Red for Ed的政治势头遭到了扭转，结构性压力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的教育者离开职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离开公立学校。到2021年底，四分之一的教师和近一半的黑人教师在全国调查中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离职。在过去的18个月里，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失去了超过640名教师和专业的教辅人员。

面对疫情、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以及紧跟而来的社会动荡，学校缺乏必要的基本资源来应对学生的精神压力。为了与进步工会日益增长的“争取共同利益”的趋势步调一致，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主要要求之一是为每所学校每天提供一名社工和辅导员，以及增设学校心理辅导员的招聘。“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说‘那孩子们该怎么办’，”明尼阿波利斯教师联合会的教师分会主席格雷塔·卡拉汉（Greta Callahan）解释说，“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让学生为高层人士所犯的错误买单的地步。”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教辅人员、代课人员和教师的短缺，加剧了那些留下的教育工作者的困难。对于教育支持专业人员（ESPs）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他们中的一半是有色人种。明尼阿波利斯教师联合会教育支持专业人士分会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解释说：“如果我们要谈论种族正义，我们必须谈论如何对待我们系统中的每个人。”这个地区没有给予有色人种成员和小时工应有的尊严和尊重。面对不断增加的工作负担和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资——许多教育支持人员的年薪只有24000美元，《Sahan Journal》发现明尼阿波利斯教育支持人员的空缺率为22%，许多人选择在麦当劳工作或去联邦快递担任送货司机，这并不令人惊讶。工会要求将90%的教育支持人员的起薪提高到35000美元。

罢工者还在推动教师大幅加薪和进一步保留有色人种教师。自2001年以来，明尼阿波利斯市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涨幅与生活费用的大幅增长相去甚远。该区教育者的工资远远落后于该州其他地区的事实，使公立教育系统难以留住合格的教育工作者。这种差距削弱了增加有色人种教师数量的努力，教育资金不足与裁员政策的恶性结合，使得非白人教育工作者被不成比例地淘汰，而该群体往往更年轻。一个牺牲者是索马里裔美国教育家Qorsho Hassan，由于地区预算削减和她缺乏资历，她失去了在伯恩斯维尔的职位；在几个月之前，她刚刚被评为明尼苏达州2020年年度教师。

校区领导以贫困为由回应了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但这种声明对罢工者来说是空洞的，因为该地区最近通过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获得了数以亿计的额外联邦援助。同样，明尼苏达州目前有创纪录的92.5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大部分可用于纠正系统的资金不足。肖恩·拉登认为：“当任何民选官员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说我们负担不起（开销）时，都是不正确的。”

尽管有一个相对有利的预算环境，尽管双城的工会教育工作者积极动员，尽管他们强调流行的“共同利益”要求，但这并不是一次容易获胜的罢工。

2022年1月14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当地学生爆发示威游行，以抗议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仍需到校上课。

教育工作者并不是唯一经受了两年大流行考验的人——家长们将如何应对罢工仍有待观察。随着围绕学校停课争论的两极化，以及全国范围内右翼对教师工会重新发起的攻势，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将使许多因远程教育而强加给工薪阶层家庭的，令人疲惫的儿童保育困境再次出现。尤其是如果罢工开始拖延下去，社区的愤怒肯定会上升。这次罢工是针对学区领导还是针对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罢工的命运。

无论这场斗争会如何发展，它的政治影响肯定会远远超出明尼苏达州。对教师和特殊教育工作者来说，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将鼓励全国各地支持私有化、反对工会的力量，并且加大他们拆除公立学校的力度。

相比之下，一场胜利将为与 K-12 的斗争注入急需的希望，并使有组织的教育工作者能够重塑关于我们学校未来的政治叙事。“正是因为全国Red for Ed运动，我们才来到这里，”卡拉汉指出。“我们真的希望看到这种能量从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所做的事情中传播开来。我们正在帮助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首次感到强大。”

为什么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决定罢工？

明尼阿波利斯的教育工作者正在进行罢工。工会的要求包括为教辅人员提供生活工资，为基本的心理健康资源提供资金，为教师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降低班级规模，以及制定能够招聘和保留有色人种的教育工作者的有效政策。

在经历了两年的大流行后，教育工作者精疲力尽，公立学校每况愈下，全国性的教育工作者罢工运动“Red for Ed”处于守势，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所涉及的风险远远超出了明尼苏达州。埃里克·布兰科分别采访了明尼阿波利斯教师联合会（Minneapolis Federation of Teachers, MFT）的主席格里塔·卡拉汉

（Greta Callahan）和教育支持专业人员（education support professionals, esp)分会的主席肖恩·拉登（Shaun Laden）。

埃里克·布兰科：有批评指出双子城的罢工会伤害学生，你对此有何回应？

格里塔·卡拉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一直在说:“孩子们该怎么办?”几十年了。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在不进行罢工的情况下为孩子争取他们应得的教育：我们请愿，我们集会，我们在州长官邸游行，我们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我们写了数不胜数的信，我们组织了信息纠察队，我们访问了每一个新闻（来揭露问题）。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为孩子们而战。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让学生为高层人士所犯的错误买单的地步。在尝试了所有方法之后，我们准备在必要时进行罢工。

埃里克·布兰科：自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以及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以来，明尼阿波利斯一直是美国关于种族主义的辩论中心。你如何看待教师的斗争与种族正义的斗争的关系？

肖恩·拉登：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真正试图指出的是我们的学校小时工的情况：从食品服务人员到教育支持专业人员，他们大多数是有色人种，拿着最低的工资。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和我们的地区拥有最少的发言权。

如果我们要谈论公平，如果我们要谈论种族公正，我们必须谈论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体系中的每一个人。这个地区没有给予有色人种成员和小时工应有的尊严和尊重。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探究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实质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工人群体。

格里塔·卡拉汉：这其实是同一场战斗。我们的大多数学生是有色人种；我们的目标也是为黑人的生命而战，包括肖恩提到的所有东西。那些高层人士，那些按照企业模式管理我们学校的人，在表示他们支持我们的学生或有色人种教育者时实际是非常挑剔的。

我们现在正试图带来一些系统性的改变。如果我们想要建设我们需要看到的世界，我们的公立学校必须强大。我们将全心投入，不惜一切代价做出改变。

埃里克·布兰科：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地区领导人都以贫穷为借口——他们说支持教师，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你们的需求。对此你们如何回应？

格里塔·卡拉汉：我们仔细计算了一下数字：过去三年里，这个地区的普通基金余额翻了一番，现在他们从乔·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中获得了2.5亿美元的额外联邦资金。

他们的“计划”是维持现状，这意味着维持一种迫使家庭逃离该地区的局面，并且迫使教育工作者也离开该地区。有了这些人的领导，不展开运动就不会有改变。因此，我们正在夺回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的学生获得他们应得的高质量教育。

肖恩·拉登：我们必须反驳这种认为资金不够的观点。明尼苏达州目前是一个资金丰富的州——我们现在有90亿美元的盈余。所以，任何民选官员说资金资源不够或负担不起（开销），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转变思维。50年来，政治家们一直在推动这个想法，即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更少的公共产品。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有人和我们一起坚持：人们需要更多的公共利益。我们需要投资于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投资于彼此——无论是教育、住房、儿童保育还是老年人护理。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相互关心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团结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来创造这样的社会。

埃里克·布兰科：肖恩，你能谈谈教育支持专业人员在学校中扮演的角色吗？为什么他们在你的斗争中如此重要？当涉及到教育或Red for Ed时，后勤人员经常被忽视，公众只看到教师。

肖恩·拉登：我们喜欢说，“我们教师使学校成为现实。”但无论是提高识字率，还是社会和情感学习；无论是实施恢复性实践（恢复性实践旨在研究如何改善和修复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建立健康的社区，增加社会资本，减少犯罪和反社会行为，修复伤害并恢复人际关系），还是尽量减少学生的课外时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教育支持专业人员完成的。

因此，当我们谈论改善学生的成绩和改善学校的氛围时，教育支持专业人员处于中心位置。而我们的系统不承认这一点。相反，它试图通过高流动率和提供尽可能低的工资来消耗我们。

我们真正尝试做的一件事，是让抗议的成员与有执照的同事讨论他们的待遇。公司的部分模式就是把员工隔离开来。而讨论个人的工资多少，就能打破这种隔离，我认为这对激励员工非常有效。

埃里克·布兰科：在2018～19年的罢工高潮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为共同利益而战的抗争，似乎大流行让教育工作者处于守势。这些天，我与许多教师交谈过，他们在经历了两年的应对疫情工作之后，又因为学校关闭的辩论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两难境地，他们感到疲惫或沮丧。你如何看待你的斗争与Red for Ed的关系？

肖恩·拉登：我们最近与（圣保罗教师联合会的前主席）玛丽·凯瑟琳·里克交谈过，她说:“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仍然在这个行业，他们做出了决定，我们的公立学校和我们的学生值得为之奋斗。”

我认为就是这样。这是人们的职业；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热爱教育，他们爱我们所有的学生，他们爱他们的同事。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的职业遭到了诋毁，他们的处境也在不断恶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达到极限，决定采取行动。

格里塔·卡拉汉：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自1970年以来就没有罢工过。目睹了圣保罗、洛杉矶、奥克兰以及芝加哥的罢工，我们从全国各地的同事身上看到了很多希望和能量。正是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观察到的这一运动，我们才得以加强力量，在现在迈出这一步。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罢工，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独有的。我们正看着我们各地的公立学校变得私有化。我们正在看着企业的贪婪接管，看着人们把我们的孩子称为“市场份额”。这是一场已经发生的运动，只要人类在教育人类，抗争就会继续在全国发生。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处于底层，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拒绝让那些高层让我们的学校崩溃。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正是因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才会在这里——我们也真的希望看到更多的能量从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所做的事情传播开来。

埃里克·布兰科：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支持斗争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声援你们？

格里塔·卡拉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美丽，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看着人们发送的声援照片，网上有这么多的zoom论坛声援我们。人们正在为我们的罢工基金捐款，这肯定是我们这个阶段需要的帮助。来自各地的人给我们的谈判小组带来食物，并出现在明尼苏达教师联合会办公室。我们有家庭来拿标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工会主席伸出援手。

每一件事都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的成员充满活力。通过这段时间，我们的成员能感受到越多的爱，情况就会更好。在人们纷纷逃离这个地区，辞去工作；在我们的成员在过去两年内自杀之后，再次获得权力的喜悦是如此关键。

我们正在帮助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首次感受到力量。另一方没法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在进行正义的斗争。因此，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感受到的喜悦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