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之间｜笙歌风雅少年游：17世纪东亚海域的奇人魏之琰

魏之琰（1617-1689）是十七世纪东亚海域交流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

他生于福建福清，行九，字尔潜，号双侯，人称魏九使，或魏九官，娶林氏，生长子永昌（1640-1693）。之后前往日本长崎，与兄长魏之瑗（尔祥，号毓祯，1604-1654）从事与安南的海贸生意，并常住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娶武氏（1636-1698），生子魏高（谱名永时，日本名钜鹿清左卫门，1650-1719）和魏贵（谱名永昭，日本名钜鹿清兵卫，1661-1738）。1654年魏之瑗在安南去世，魏之琰全面接手长崎和东京的生意。1672年，魏之琰携武氏所生二子自东京渡海来长崎，定居日本，未再返回安南和福建，1689年去世，埋骨长崎。

魏氏兄弟合葬墓，图片来源：饭冈直子，《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

魏高和魏贵称“钜鹿氏”，繁衍至今。安南武氏夫人后改嫁黎氏，生子黎廷相，女黎氏玜，1698年去世，葬于安南国清化省绍天府古都社（今越南清化省绍化县绍都社古都村）。魏永昌的长子承裕等人为在世的祖母林太孺人做寿藏，并为亡母郑宜人（1641-1680）作墓志铭，1702年由林氏姻亲郑开极（1638-1717）撰《皇清待诰赠国学生双侯魏先生元配林太孺人寿藏男候补州同知芑水公媳郑宜人合葬墓志铭》。

越南清化省绍化县绍都社古都村 叶少飞摄

魏之琰到日本后，曾以自携明朝乐器为天皇演奏。魏贵之孙魏皓（钜鹿民部，1718-1774）精通音律，传习家传明朝音乐，与门人编辑成《魏氏乐谱》，传明代歌诗二百余首。这是少见的流传至今有板有眼的曲谱，是长崎明乐的鼻祖，当代回流中国，引发研究热潮。广西艺术学院漆明镜教授经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2017年6月推出《〈魏氏乐谱〉凌云阁六卷本总谱全译》，2019年4月1日又将十一首选曲搬上舞台，明代歌诗再次唱响中华大地，笔者幸与其会。魏之琰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操舟海外，历中国、日本、安南三国，其人其事在17世纪和之后历史的发展中，经过流转和演变，或显扬，或湮没，在中、日、越三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形象。

《魏氏乐器图》

2019年《魏氏乐谱》演出（于兰 摄）

一、海商大豪，舸舰临邦

魏之琰应该在1650年武氏生子魏高之前已经到达安南东京。自1627年开始，安南国实际分裂为南阮、北郑两方势力，南阮所在广南、顺化一代惯称“广南”，又称“南河”“内路”，阮氏称“阮主”“阮王”；北郑挟持黎氏皇帝，以王爵自领国政，称“郑主”、“郑王”，所辖称“东京”，又称“北河”、“外路”。郑阮双方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整军备战，至1672年双方大战七次，随后休战多年，直至18世纪后期郑阮双方被西山阮朝光中皇帝摧毁。

魏之琰常住安南东京，当在河内以及外商云集的宪庯（Phố Hiến, 在今越南兴安省）。现在越南尚未发现魏之琰留下的相关文献记载和碑刻，但在数代学者的努力下，借助藏于世界各地的史料，魏之琰在安南的贸易活动逐渐清晰起来， 2009年饭冈直子（Naoko Iioka）的博士论文《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Literati Entrepreneur: Wei Zhiyan in the Tonkin-Nagasaki Silk Trade）研究最为深入有力。作为实力雄厚的海商，魏之琰与东西方多国贸易商展开竞争，在17世纪越南的丝绸和白银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郑、阮交战的局势，也使得魏之琰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亦由此可见他在安南的势力和影响。

魏之琰与武妙盛  图片来源：饭冈直子，《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

越南宪庯兴安省天应寺，1709年魏之琰的合伙人林于腾曾捐资修庙。 叶少飞摄

魏之琰在越南隐于青史，事迹难以钩沉，但日本保留的一封1673年《安南国太子致明人魏九使书》的信却跨越历史时空，分别呈现、塑造了魏之琰不同的形象。渡海到达长崎一年后，魏之琰接到一封“安南国太子”写来的信。饭冈直子确认魏之琰是与越南北方郑主管辖的东京开展贸易，主要经营生丝、丝绸及白银，是日本和东京海外贸易的代表人物，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

《安南国太子致明人魏九使书》 图片来源：饭冈直子，《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

与北方郑主贸易的魏之琰何以收到一封来自南方敌对势力首领之子的书信？信中阮福演自称“安南国太子”，广南阮氏在阮福源（1613-1635年在位）时期就已经自称“安南国王”，因此阮福演自称太子亦可，他在信中自称“不穀”，这是先秦时期诸侯王的自称。关于“大明国魏九使”，清朝建立之后，最初开放海外贸易，后因郑成功的活动，1661年至1683年平定台湾期间，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因而在此期间到达广南的华人多与郑氏集团有关，自认为明朝之人，广南阮氏亦应承认其事。虽然不清楚魏之琰与郑成功集团是否有关联，但其人来自福建，因而亦被视为大明国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大汕和尚到达广南会安时，中国仍被称为“大明”。

阮福演在信中说魏之琰曾经来过广南，之后即到日本未再履临。阮福演信口所言请魏之琰购买物品自用，未曾想对方按照要求办理，自己出钱购买并送达阮福演。结果是阮福演既没有付钱，魏之琰也没有收钱。阮福演对此念念不忘，希望魏之琰能够来到广南，并送上钱款。

魏之琰到广南的时间不明，应该是要拜见贤主阮福濒商谈通商事宜，但却没有见到，且被执事官员拒绝。日本朱印船贸易时代，阮主方面曾发文要求日本禁止商船前往北方贸易。从1650年武氏生子到1672年魏之琰离开安南，南阮北郑皆在整军备战，阮福濒很可能是因为魏之瑗与魏之琰兄弟通商东京，所以拒绝其贸易要求。魏之琰虽然没有见到贤主，却见到了太子阮福演，说明阮主并没有完全堵上通商的路子。魏之琰之后到日本，通过其他商船将阮福演需要的物品送去。魏之琰来南方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阮福演生于1640年，能够主事，年龄则不应该太小，应在12岁左右或者更大一些。综合考量，魏之琰1653年前后见到阮福演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旦魏之琰接替其兄成为东京大舶主，势必不能“自为游客，特来相见”。尽管南阮北郑均开港通商，但主事人来往于敌对双方，毕竟有很大的风险。

魏之琰离开广南之后，没有再来，应该也没有开通与广南的贸易。阮福演深刻想念魏之琰，多次托往返客商带礼物给魏之琰，始终没有见到，致其耿耿在心。因此迫切希望魏之琰能再履广南，一叙深情。

兜了半天圈子，阮福演终于说明目的，1672年与北方开战之后，现在练兵花销巨大，因魏之琰财雄势大，特地借银五千两，并等魏之琰来的时候还上。阮福演对此非常重视，派遣安南出生的日本人船主吴顺官传话，并带回银两。其实阮福演之前已经写信联系过借钱之事，但被魏之琰以没有印信凭据为由拒绝，阮福演对此表示理解，并希望魏之琰经常来信，加强联系。

表面上看，这封信是阮福演向魏之琰借钱，但背地里却是南阮北郑的双方博弈。魏之琰与东京郑主政权的丝绸和白银生意极为兴盛，阮福演以敌对方的继承人身份向魏之琰借款，无论借与不借，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魏之琰先以无花押为名加以拒绝，未曾想阮福演再次写信借款，且明言是扩充军备。此事若为郑主一方得知，必然使魏之琰陷入很大的困扰之中。自1667年直至1689年去世，魏之琰一直和林于腾从事长崎与东京之间的丝银贸易，因此应该不会借款给阮福演。

而对于阮福演一方而言，写这封信给魏之琰，无论其是否借款，都是赢家。倘若魏之琰借款，自有钱财进入弥补空缺，届时以绢税酬还即可。魏之琰不借款，自身也无损失，若将此消息传入郑主一方，使其产生嫌隙，亦是断敌方财路之举措。倘若阮福演此信情实皆真，那就反映出一个很严峻的情况，即在1772年的战争中，阮氏一方亦只是堪堪守住而已，损失惨重，财政窘迫，负责军备的阮福演期望“远水解近渴”，不惜再次向万里之外、仅见过一次的魏之琰借款。

无论是何种情形，通过阮福演的借款信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魏之琰是安南和日本海洋贸易中的豪雄人物，在郑阮南北开战的历史背景中，是东京政权重要的财赋输纳者，其海商大豪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二、“大明义士”

1924年，越南记者楚狂在《南风》杂志第81期刊登了《本朝前代与明末义士关系之逸事》一文，录入《安南国太子致明人魏九使书》，以及安南武氏夫人再婚之子黎廷相报告母亲去世的信件和魏高魏贵兄弟的回信。楚狂从信中得出魏之琰是从事反清复明事业的人物，写其“志图恢复”，最后“见清人势力日盛，明祚决无重兴之望，遂入日本籍”。魏之琰是否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现在没有文献可以直接证明。不过，当时海域控制权为台湾郑氏集团所有，魏之琰要穿梭于海域，必然要与郑氏集团交好。这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即便输款给郑氏，也不能说魏之琰是与郑氏一样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

《南风》杂志

大张旗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朱舜水《答魏九使书》言：“弟与亲翁同住长崎者五年，相去区区数武，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忘贫富申握手之款密”，显示他与魏之琰同在长崎五年却没有交往。从朱舜水之事来看，魏之琰与明面上反清复明势力的交往应该较为谨慎。楚狂关于魏之琰是从事反清“大明义士”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但其观点却是基于越南“明乡人”的历史得出的，在越南历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有此看法实属正常。明清鼎革之际，部分明朝人不愿臣事清朝，逃身海外来到广南阮主辖地，称“明香人”，阮朝明命七年（1826）改为“明乡人”。其中以1671年南投的广东雷州人鄚玖和1679年的明军杨彦迪、陈胜才残部最为著名，在之后阮主政权和阮朝历史中均发挥了巨大作用。义不事清的明香人记载于阮朝史书之中，自然为楚狂所知，他因此根据明乡人的情况想当然得出魏之琰是“大明义士”的结论。《安南国太子致明人魏九使书》跨越二百五十年的岁月，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赋予了魏之琰海商大豪和大明义士两个不同的形象，引起世人的无限遐想。

越南会安来远桥（俗称日本桥、桥寺），1817年明香人重修 叶少飞摄

越南会安观音寺 叶少飞摄

越南会安澄汉宫 叶少飞摄

越南会安萃先堂 叶少飞摄

三、“乘桴海外”：魏之琰在日本

魏之琰1672年抵达日本之后，没有再返回安南东京。至于他为何抛下武氏夫人携子东渡，已经难以确知。魏之琰到日本后，直到1689年去世前，仍与郑主贸易，可见其海洋贸易的事业并未改变。但在情境的发展中，魏之琰的形象与其海商大豪的身份逐渐脱离，成为“乘桴海外”的高士。

1659年冬至1665年六月，朱舜水寓居长崎，之后受德川光圀之礼聘，遂迁居江户。在长崎期间，因日本紧收外国人居留政策，朱舜水曾谋求魏之琰的帮助，以获得居住权。朱舜水对于能否留住日本极为心焦，因而向同住长崎五年却没有交往的魏之琰求助。此信之前，朱舜水已去信，魏之琰回复了具体情形，并派人送至。

朱舜水的答信中，述及魏之琰原信中的几句话，“‘风波目前，进退无门’等语，一言一泪”，激起了朱舜水的感伤，彼时郑成功已去世，故友袍泽多就义凋零，自己孤身在此，亦不知何处依托，既是真实处境，亦是复明大业被挫无着的彷徨忧伤。魏之琰知晓朱舜水处境艰难，在其因留居求援之时，赠予资财，朱舜水深知办事不易，因而将赠金与信一起交由来人带回。朱舜水找魏之琰帮忙，应该是找对了人，魏之琰身为德川光圀看重的权势人物，说话做事自然极有分量。1665年六月，朱舜水受德川光圀礼聘，之后前往江户居住。梁启超在《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中多记日本友人帮助留居，未载魏之琰之事。

魏之琰与黄檗僧人来往密切。1654年隐元禅师抵达长崎弘法，1673年圆寂。1664年隐元禅师《复魏尔潜信士》说魏之琰“闻足下在崎养德，以遂身心，是最清福”，应是客套话，魏之琰彼时尚亲自从事与安南的贸易，鲸波万里，自非易事。隐元接着说“然此时唐土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唯吾辈乘桴海外得全残喘，是为至幸”，1662年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亦在当年病逝，郑氏集团虽然依旧从事反清复明事业，但形势极为严峻，仅能自保而无力扩张。隐元与魏之琰相识日久，视其为乘桴浮海的同道中人，中土道消，豪杰尽死，流落海外，孤身何棲。

1665年八月，隐元离开长崎前往富田普门寺，众人赠诗，魏之琰有诗句“凭兹一杖轻如苇，其奈孤踪转似蓬”，写出隐元禅师海外弘法，天涯漂泊的感慨，席不暇暖，即又起身再赴他方弘法。魏之琰赠隐元禅师的诗，均可感受到其中的孤寂之意，显然视自己与隐元和尚为乘桴浮海的同道中人。

朱舜水曾经求助的刘宣义之后与魏之琰结成儿女亲家，其女嫁给武氏夫人所生第二子魏贵为妻。1686年，魏之琰七十寿辰，刘宣义送寿章一副，两人相交数十年，又结成姻亲，关系更为紧密。此寿章为刘宣义所撰，相识日久，必然是根据魏之琰的言行以及自己的认识来写，当与真实情况差距不大。寿章写成，赠予之琰，得其首肯，子孙宝之，方能历三百年岁月传承至今。

刘宣义写魏之琰习儒家之业，与兄长当“明季轮舆弗輓，四海荡于波起，三山溃于霾扬”，即农民军和清兵攻灭明朝之时，“忠以立心，孝以全节，矢怀屑已，不渍腥氛”，魏之琰忠孝立志，不愿受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因而“乘桴之志固确，浮海之私始炎，而游漾数十年，以至于今”，纵舟海外数十载，“发全容正，以畅厥衷”，保持了大明发式和肃正容服，忠孝情怀保持至今。道不行，君子乘桴浮于海，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小隐隐于野，魏之琰“身隐两朝耆会在”，乘桴浮海于安南和日本两朝，堪称大隐，遍历东方日本和南方的安南两国，其德行古今罕见。

刘宣义为德川幕府的通事，自然知晓魏之琰从事海洋贸易积累巨富，但在其笔下，海商大豪的形象尽去，乘桴浮海的高士形象跃然而出，这一形象也与当时不愿事清东渡日本的明遗民群体的形象相符。1689年，魏之琰去世，享年73岁，仅有墓碑而无碑文，灵位之外，有“衍瑞东南”四个大字，这恰当地概括了魏之琰一生奔波安南和日本的事业历程。

四、“抱乐器而避乱”：《魏氏乐谱》塑造的魏之琰形象

魏之琰去世之后，东来遗民也逐渐凋零殆尽。魏之琰生前声名虽盛，但并无立言著作传世，且以高士形象示人，故其人其事渐隐。到了魏贵之孙魏皓之时，因《魏氏乐谱》的传播，魏之琰的形象重新显现于世。魏皓善书画，精音律，传家传音乐于世。宝历九年（1759）魏皓为《魏氏乐器》作序，明言所用乐器为先祖携带到日本的明代乐器，魏皓祖父是出生于安南东京的魏贵，因而能够携来明代乐器的只能是曾祖父魏之琰。魏皓生于1718年，祖父魏贵于1738年去世，因而教授魏皓音乐的应是其祖父魏贵。1673年，魏之琰曾进京为天皇演奏明乐，被赐酒和糕点。魏贵一生没有到过中国，其所习之乐当是携带乐器到日本并且在御前演奏的魏之琰所传授。

1684年千呆禅师绘魏之琰像 图片来源：饭冈直子，《学者与豪商：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

明和五年（1768）《魏氏乐谱》刊刻，有三序一跋，除了论及魏皓及其音乐，其先魏之琰的形象也重新清晰起来。伏水龙公美言魏皓先祖“崇祯之末抱其乐器而避难于吾大东琼浦之地”。浪华关世实说魏氏之先“抱其器而东入于海，遂来寓于我长崎”。海西宫奇说魏之琰“仕明为某官，後避乱来寓长崎，遂家焉，尤善音乐”。平安平信好师古跋曰魏皓“其先明人，世传习明朝乐”。作序跋者对魏之琰的身份皆不了解。

安永九年（1780）魏皓门人筒井郁景周刻《魏氏乐器图》，综合了明和五年《魏氏乐谱》三序一跋的认识，采用了伏水龙公美和平安平信好师古的说法，即魏之琰“通朱明氏之乐”，“抱乐器而避乱”，却也如平安平信好师古一般不言及魏之琰的具体身份。“通朱明氏之乐”即魏之琰通晓明朝音乐，这与专门的乐师不同。几人应该都不知道魏之琰是否在明朝为官，而实际上魏之琰生前没有以任何官职名称示人，也没有在明朝获取功名。即便魏皓熟知家中所藏文献，因隔膜于明季制度文化，于魏之琰往来书信中，亦难得其实。

《魏氏乐器图》

漆明镜考证魏皓所传乃明朝学校演习的音乐，因此多陶冶性情、家国天下之作。刘宣义寿章说魏之琰“注文章而源泗水，权儒业以扇邹风”，显示其受过儒学教育，郑开极所撰墓志铭言魏之琰则“以屡困棘闱，有飘然长往之志”，这都表示魏之琰确实没有功名。魏之琰在明朝的身份当为一位在学校接受儒学教育的学生，所以通晓此类演习于学校教育的乐曲。

漆明镜，《魏氏乐谱》凌云阁六卷本总谱全译，2017

儒家学说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既能让学生矢志科举搏取功名，也能让其产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想法。魏之琰功名受挫，遂往投其兄，最初是否就要以此为终生事业，或仅是观风海外效司马迁壮游天下，已难以知晓。但在兄长魏之瑗亡故之后，则不得不主持魏氏家族事业，加之中国大乱，遂一去不归。

现存魏之琰友人的相关文献，并无人提及魏之琰通音律，可能魏氏并不以此示人。1771年刻印的《笠翁居室图式》作者自序记载曾到访魏氏后人的宅所，见到魏之琰当年建造的亭台。魏之琰携带乐器渡海扶桑，耗费巨资运载旧物构造故国亭台，在家中教授二子明朝学校音乐，弦歌不辍，遥想少年时期的风采。此情此景，家国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一切都已飘然远去，惟有梦中依稀可见。通过《魏氏乐谱》的刻印和传播，魏之琰以一位明末渡海来归、抱乐器避乱的高士形象重现，至于他在明朝的身份，为之作序跋之人亦难以明了，虽多以音乐的典故相喻，但均肯定魏之琰并非乐师，而是一位在明朝通晓音乐之人。

2019年《魏氏乐谱》演出的主创团队，右五为魏氏后裔魏若群先生，左五为《魏氏乐谱》整理者漆明镜教授 （周世玉 摄）

五、“为王人师”：郑开极撰墓志铭中魏之琰的形象

2015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寿藏墓志铭，正是魏之琰原配夫人林氏及长子永昌之妻郑宜人的合葬墓铭，撰者郑开极当是郑宜人的哥哥。因婆媳二人事迹有限，因此郑开极撰写了大量关于魏之琰的内容，文中所述与魏之琰在安南和日本的事迹迥然有异。

郑开极撰魏之琰与林氏夫人及儿媳郑宜人寿藏墓志铭拓片，现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682年，魏之琰将逝于安南的兄长魏之瑗迁葬长崎。1689年魏之琰卒后，魏高与魏贵将父亲与伯父合葬，墓碑大书“明”于两位逝者之名的中上。魏氏兄弟没有到过中国，应该对明朝之事极为隔膜，但仍写父亲为明人，当是魏之琰生前以明人自居。兄弟二人因长久生活在日本，且已拥有日本名并但任唐通事，故而墓碑使用日本“元禄”年号，亦可知晓魏之琰在到达日本之后即为二子的人生做好了谋划。永昌为嫡长子，列名第一位，此年已经五十九岁，应该并未亲自到日本参与葬父立碑之事。

郑开极写传已在魏之琰身后，这与其在日本展现的乘桴浮海的高士、明遗民形象大相径庭。郑开极身为当世名儒，曾为康熙皇帝伴读，沐浴大清皇恩，魏之琰是没有功名的儒生，为了赞美其人，题为“皇清待诰赠国学生双侯魏先生”，既非“故明”，亦不能书写“故明”。魏永昌曾到日本探望父亲，应该知晓父亲的事业和行迹。对于长子，魏之琰所言亦应不会太过离谱。永昌应该将父亲的行迹讲述于妻兄郑开极，郑开极听在耳中，波澜自生。永昌于1693年去世，1702年郑开极撰写墓志铭，一代名儒挥动如椽之笔，塑造了一个儒家理想中的魏之琰。

魏之琰一生经历，堪称传奇，令人畅想万里。郑开极惊奇万分，写魏之琰被异邦人敬若神明，欢聚如家人，这并非魏之琰真实经历，当是郑开极听闻永昌所言魏之琰为德川光圀所看重，自我想象而来。在郑开极笔下，魏之琰熟习经史，有经天纬地之才，但时运不济，科榜未名，因而有壮游之志。因友人之招，飘入东洋国土，乡人将之推荐给国王，盛赞其才。这已经与魏之琰操舟海外的情况差别极大，对其才干的描述也是传统的经邦济世之能。东洋国王果然礼敬，遂一展抱负于异域。但魏之琰的服务对象并非东洋国王，而是“上佐圣天子”，助天子教化异邦，此地国王及陪臣倾听中国圣人之诵，怀柔远人，自为边徼。这绝非魏之琰的真实经历，已是郑开极的自我想象：即魏之琰以经世儒者教化异域。郑开极接着写魏之琰年老思乡，国王恳留，并指出其国在魏之琰辅佐之下，天朝宠异，在诸藩国之中特受优待，本国移风易俗，崇尚礼教，为何要弃远人而去？消息传出，邑民纷至挽留，不得已留居斯土。魏之琰暂留异邦，将故物留于子孙，使其如见音容。

魏之琰生性好施，不蓄家财，这是传统士大夫重义持家的典范。魏之琰继续留在日本，“不意先生染疾，卒于东洋国中。王念先生勤劳国事，忠信明敏，以师傅典礼葬于高原，穹碑神道列焉”，郑开极行文虽然堂皇，但却与魏之琰和魏之瑗兄弟合葬墓的真实情况不符。郑开极又记述之后永昌效法古人，为父亲在家乡设衣冠冢。

郑开极在叙述完林太夫人及子孙事宜之后，在铭中再次总结了魏之琰的人生事业，将其描述为一位经邦济世、教化异域的儒者。郑开极所描绘的魏之琰，与真实的魏之琰并无关联。然而郑开极描写的“为王人师，于秉国钧”的魏之琰形象，却被另一位儒者在异域坚持不懈地追求。

1657年，流寓安南的朱舜水被割据南方的阮氏政权贤主阮福濒征用，自二月初三开始，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朱舜水特作《安南供役纪事》一卷纪其事。舜水坚持参见时不拜，且提出“徵士不拜”之礼，以死相争。广南文武大臣怒欲杀之，但其不参拜的礼仪要求被阮贤主接受，并礼遇舜水，以太公佐周、陈平佐汉为例，希望出仕，朱舜水虽然拒绝，但又与贤主商讨军国大事。后朱舜水阮福濒视其为词臣而辞别，其真正的理想是王之师友，即太公、管仲的地位。在历经波折之后，朱舜水居于日本，被德川光圀礼聘为宾师，终于达成心愿。然而只能坐而论道，于施政则无能为力。

真正亲履异邦的儒者并不多，魏之琰的事业功绩前所未有。因而郑开极敷衍其事，他描述的魏之琰，不但受国王礼遇，“为王人师”，而且“于秉国钧”，切实施政，“抚内安外”，成就圣人之业，超越了明清代际之别。这也是朱舜水一生追求的目标与境界，是儒士共通的愿望。

六、梦中依稀少年游

明清之际奔走海外的明朝士人中，武功最盛者当以郑成功为首，文名最高者以朱舜水为著，二人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赢得生前身后名。魏之琰一介儒生，继承亡兄之业，卷入17世纪东亚世界和明清鼎革的历史大潮中，去国离家，际遇离奇，身份隐秘，在中国、日本、越南形成了多重形象，展现了东亚世界的现实和理想的秩序。

万历朝鲜战争之后，日本与安南的贸易活动兴盛，1639年幕府锁国，其自行主持的朱印船贸易亦随之结束，由华人接手，魏之琰与其兄魏之瑗即是此中翘楚，并在郑主治下的东京与各国商人展开竞争，因而在越南展现出海商大豪的实际身份，是安南南北双方争取的对象。

魏之琰为德川光圀所倚重，但朱舜水与之同住长崎五年却无交往，在日本留居政策紧缩之后方寻求魏之琰帮助，这显示了魏之琰与大张旗鼓反清复明人士的交往较为有限，与政治上反清复明的行为有很大区别。魏之琰虽不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但曾在明朝习儒学，通音律，面对明清鼎革的天地巨变，虽然并无力挽狂澜的决心和行为，但家国之情却难隔绝。东来禅僧隐元法师自感中土沦丧，乘桴海外，魏之琰亦同辈中人。刘宣义写给魏之琰的寿章即认为其操舟海外，遍历东南，未染腥氛，发全容正，为乘桴海外的高士，魏之琰对此应该亦予以认可，即与东渡的明遗民为同道中人。魏之琰携带明朝乐器东来，弦歌不辍，传于魏贵，再传魏皓，由魏皓编辑行世，在各类刻本的序跋中，魏之琰成为抱乐器避难的明朝人士，此形象与刘宣义所写魏之琰乘桴海外的高士形象重合。

魏氏姻亲郑开极根据魏之琰长子魏永昌所述，将其事迹自然套入中华皇帝—藩属国王的朝贡体系之下。郑开极将魏之琰塑造为“为王人师，于秉国钧”佐圣天子教化海外的儒家理想形象，这亦是奔波海外的朱舜水的终生追求。这一思想认识超越了明清的代际之别，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共通追求。

17世纪的历史情境中，中华天子仍是东亚世界的主宰和秩序的核心，虽跨越明清鼎革亦未改变，而周边各国却已有自己的发展态势，海洋贸易使之相互勾连，经济密切往来。魏之琰操舟海外，遍历诸国，对安南和日本的政治情势有清晰的理解，因而能够顺时而动，积累巨富，名重一时。中国士人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对魏之琰的海外经历，以儒家理想进行塑造，虽然光辉神圣，却脱离事实。东亚世界秩序的理想与现实在魏之琰身上碰撞、切磋、分裂之后，又隐于青史。

魏之琰在当代的重新回归，却是因为其寄思家国之情的明代学校音乐。真正不朽的，还是那个笙歌风雅的少年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