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歌德、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是怎么写作的

在中世纪，如果你拿一只羊只能出四页的羊皮纸来创作一本小说，好哥们问你“嘿你打算写点什么呢？”，然后你回答“我打算写写我被无数姑娘拒绝、凄凉终老的一生”，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你凄凉终老的原因，那就是“你有点傻”，你用这么贵的羊皮纸写这种玩意，你反思一下是不是有点傻？

在纸张珍贵，墨水较贵，会写字的人很贵而且预期寿命并不长的时代，文学的自由度非常的低，题材也非常有限，如果你有机会拿起笔，面对一大张羊皮纸，你要把它写成对开本那样的格式，就要写得非常小心：第一你是在向未来几个世纪的人说话；第二你说的内容得对得起你面前的这张纸，因为你可以任性，但是你的后代看到你的手稿，他很可能不像你这样任性，他们会把你写的字刮掉，然后继续用这张羊皮纸。

在中世纪，人们也要生活也要男欢女爱，但是他们和她们的大部分声音都被历史湮没了，因为纸张实在太贵了。欧洲引入造纸术其实并不晚，但是欧洲没有现成的棉絮破布可以让工匠拿去造纸，人工的纸张不比羊皮纸便宜多少，于是当古登堡搞出他的印刷机的时候——他发现他只能在羊皮纸上印，但是他印出来的书，比手抄本便宜不了多少，格调却低了很多。

所以当欧洲的农业开始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穷人不再一件衣服穿一辈子的时候，文学的复苏开始了，第一个表现就是题材的丰富：人们不再对着几个世纪隔空喊话，相反他们开始站在灯火之下，让几个世纪里的人看到自己。“人”不是英雄、不是半神、只是普通的人，甚至还有点脑袋不太灵光，比如堂吉诃德·德·拉曼恰骑士老爷这样的人登上了舞台；也许他们还需要有种种奇遇，但他们不再是神的儿子或者神挑选的人，也不是一个希腊史诗样的完美英雄；他可能傻、也可能坏、也可能被爱情夺走了理性，就像塔索诗歌里的唐克雷德骑士，他在战场上用长矛击落了一个骑士的头盔，头盔落地金发披散下来，同时出现的是一张让他一见难忘的脸，他的侍从举剑向女骑士砍去，唐克雷德老爷阻挡不及，砍伤了妹子，金发被溅上殷红的血，就像黄金镶嵌了红宝石。这样动人的场面即使在羊皮纸时代也该被写下来，但是我们只能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我们应该感谢种棉花的人，他们推动了文学的进步。

从英雄、完人、神、半神人的奇迹、奇遇、伟业，到人的奇迹、奇遇、伟业，是文学降临人间的第一步，而第二个是从伟业、奇迹、奇遇到普通人的生命。从猎奇到体验人生，是第二步。

到18世纪，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还可以看作是传统的文学，鲁滨逊先生漂流到了岛上凭自己的能耐活了下来，在奇遇这点上他算是《奥德赛》的继续，但是鲁宾逊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半神人，所以他又是近代文学的继续。而到斯特恩《特里斯特拉姆·项狄传》，谁会关心项狄的老爹欢爱之前没有给钟上弦？哪个坑爹的作者把主角扔在妈妈的肚子里十个月扭头去讲他叔叔？

这时，人们不再为了学习美德、感受神的伟大或者人的伟大去阅读，不再为了完善自己的道德，或者追求什么真理，而是为了享受，为了被娱乐，为了体验别人的生命，另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而不是高举雷霆的人。

原来文学可以这样！别人塞给卢梭一本《鲁滨逊》，他好像感受到了一个新世界。而《项狄传》也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被炮弹打飞了半边的叔叔，居然也可以成为小说的人物，斯特恩、菲尔丁、戈尔斯密引起了轰动，然后是纷纷效法。

卢梭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情节无关紧要了，人物也无关紧要了，《新爱洛依丝》里内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是那个时代的人谁在乎那些林林总总的内容？人们看的就是那些情书，那些洋溢着的情感。卢梭的学生们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穿什么衣服大家还记得，因为狂飙突进时代人人都模仿这个穿戴，蓝外衣加黄背心，但是主人公做什么的还重要么？他除了谈恋爱还干什么了？谁还记得？就是爱情，就是两个人，夏绿蒂的胸围歌德说过么？显然没有，但是重要么？就是爱，在暴风雨的平原上，在月光下的花园里，跳四人方队舞，就是爱情、就是苦闷、就是忧伤，最后自尽，一切都结束，读者疯狂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恐怖文学、不伦之恋文学、侦探小说都出现了。而真正开创性的是小说的电视电影化，这个开创者就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在创作《高老头》时取得了突破，他跟他妹妹炫耀了好久，说他找到了金矿，因为他终于想到了怎么让自己的小说在独立成书的同时彼此衔接，人物穿梭出现，小说的故事结束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不单单是书外的生活还在继续，书里的生活也在继续，《人间喜剧》里的人物超越了具体的那本小说，也不只是生活在彼此连贯的几部小说，他们生活在小说构成的世界里，这部小说里的主角在另一部小说里是配角，这个小说的主角搞了另一部小说里主角的情人，结果触怒了金融大鳄最后没了命。病了就去找皮安逊大夫啊，有丑闻要被报纸揭露？就去找无良记者埃米尔·博龙岱啊，鬼上当可能在某个膳宿公寓里寻找下一个小帅哥，而金融大鳄纽沁根男爵是不是又要跑到比利时去？

到浪漫主义运动的末期，一切都可以成为小说的题材了：一个普通的人，寂寞、空虚、冷，在沙龙里勾搭妹子，在矿泉疗养地勾搭妹子，一个旅行者在巴登巴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的糖果店勾搭了个妹子；或者在勾搭妹子之余遇到了老情人；或者是在报纸上读到了一桩谋杀案，一切都成为文学的主题，没有人再跳出来“你们有点傻吧？浪费纸张和墨水写这种玩意”，那个在10世纪厉声质问说“写这玩意？你有点傻吧？”的好朋友永远被历史的进步吞没了，这次我们这些忧郁的、空虚的、无聊的人笑到了最后。

而文学的另一个问题也就因此而暴露在了阳光下。在题材空前发达的时代，小说五花八门，为什么我们要看这本而不是那本？最初大家看的是口碑，也就是口耳相传，在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代，伏尔泰讥讽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什么时候看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在早晨醒了之后到下午出门之前看看书，为什么要看书？为的是下午在沙龙里议论它。是的，少数肯读书会聊天，最好同时长得也说得过去，还有钱、有门路有权力的男人或者女人，当然在巴黎主要是女人，她们对一本书的看法就决定了一本书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书后边的作者的命运。

巴洛克时期的人在沙龙里聊书可算是文学批评。同时期伴随着出版物的出现，真正的文学评论也兴起了，比如莱辛的《汉堡剧评》就是这个时期的评论作品，文学杂志和报纸方兴未艾，杂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中短篇文学作品供人阅读，另一个功能就是发表文学评论，因为一直到1910年代，相当多的人还是在咖啡馆、酒吧、俱乐部里看报纸或者看杂志。文学评论因为出版的兴起从沙龙里的交谈，变成了一种文学门类。

告诉哪本书好看？哪本书值得买？为什么好看？好看在哪里？这就是文学批评，从评论情节到评论作者，告诉你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顺便给你爆点料，这是对圣伯夫时代、也就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的最简单粗暴的概括。这个时代的戏剧相当于我们今天的cctv黄金档电视剧。在刚刚被英国人打败，复辟了波旁王朝的法国，居然来了一伙英国人，来法国表演莎士比亚！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骂声四起，而这时候居然就有这么一群带路党，他们替英国剧团鞍前马后不算，还要在报上跟爱国者打笔仗，其中有个胖子还是拿破仑的军官出身，真是该死，这个胖子就是司汤达，他写了著名的非国民文章《拉辛与莎士比亚》。

这带路党自己也上演自己的戏剧。雨果这个家伙写了《克伦威尔》，虽然没有引起大的轰动，但是这个家伙嫌给人民脸上泼墨水不过瘾又写了一个《克伦威尔序言》。这次彻底爆炸了，他的另一部戏《欧纳尼》上演之前，双方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公演当天雨果的打手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与爱国群众大打出手，泰奥菲尔·戈蒂耶揪住一个喝倒彩的女人大喝一声“您在干什么！”，真是斯文扫地。

那个带路党、胖子司汤达在写《红与黑》的时候，认为文学必须追求严肃准确的风格，所以他自称每天写作之前，先读两页民法，然后再写。几十年以后福楼拜在议论巴尔扎克的时候，从他的角度回应了司汤达。他认为巴尔扎克的故事很好，但是巴尔扎克并不懂得该怎么讲他的故事，福楼拜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显然是懂得怎么写的，但是他对作品风格追求的结果是——他只写出一本巴尔扎克风格的小说《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如果被塞到《人间喜剧》里去无疑是很好的一本，但是假如巴尔扎克也这么写，如果《人间喜剧》只剩下一本《情感教育》，那巴尔扎克可能会被债主逼得很惨。

在第二帝国时期，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或者一门科学正在走向成熟，从情节上说、从内容上说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但在方法上它还很幼稚，所以波德莱尔说“现代诗人首先要成为评论家”，比起“写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写”。文学本身的内在技巧、诗歌的旋律性，无内容的音韵的美，都成为重要课题，诗歌的绘画性，语言所带来的具体的色彩和形象，成为唯美主义时期追求的目标。

在文学成本高昂的时代文学脱离了日常生活，当社会进步让文学成本下降的时候，它和日常生活一度结合在一起，而当文学成本进一步下降，使得作者可以几乎不依赖文学带来的收入生活的时候，它再一次脱离了生活，走向自在自为的境界，这就是波德莱尔首创，而王尔德天天挂在嘴上的“为艺术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