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熊”如何在俄罗斯登堂入室

1999年叶利钦将普京扶上台时，为他打造了“统一党”，后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党徽上是一只行走着的熊。但很少有人还能记起，这个党还有个只用了一个夏天的“曾用名”——“男人党”（Мужики）。

“Мужик”在俄语中是“男人”一词的俗语形式。这个名字多少还是有些别扭，最终被替换掉。但这个“男人”的符号或象征却存在于整个普京时代，它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体现着时代精神。

如果说这个“男人”从2000-2011年还只体现在强人普京的个人气质中，那么从2012年起，他已开始与西方激烈对抗，并反对同性恋（2013年通过的“禁止同性恋宣传”法案）、支持家暴（今年通过的“未造成严重肢体伤害或性侵的首次家暴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法律修正案）。这让他的形象丰满起来，他不是那种思想自由的欧美男、中产男，而是崇拜威权、霸道又坚信忠诚与爱国的俄式男人。

（一）

这个“男人”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俄民众所接受。1996年列别德将军参加总统大选时，其男性气质和军人身份就帮助他排在首轮选举第三位。

叶利钦的“大管家”、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1999年设计未来政治蓝图时，将“男人”这个符号放在了首位，这才打造了“男人党”(“统一党”)，并将普京推荐为叶利钦接班人。“男人党”的领导人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如今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时任紧急情况部部长的绍伊古，第二位是奥运会三连冠的摔跤传奇亚历山大·卡列林。这是男人味十足的设计。普京与“统一党”在选举中获胜，说明“男人”在俄罗斯的这个时代享有可观的认同。

别列佐夫斯基在这次设计中抓住了俄罗斯政治未来十多年的主线，“男人”这张牌普京一直打到现在，仍立于不败之地。后知后觉地看，在1999年那个节点，任何一个具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预见到这张牌的威力。北约轰炸南联盟引发民族主义浪潮，叶利钦的病躯成为其支持率“毒药”，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国父”式的保护者是民众所期盼的。日后，许多人都曾尝试或被扮成“男人”，但没有人能比普京更成功。2011年，俄老牌歌唱家阿拉·普加乔娃称她不会加入政党，“就算入党，也入那种拥有‘真正的男人’的党，比如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

普加乔娃的审美是少数派。普罗霍罗夫这种多金、拥有优良教育背景的商界精英男可不是俄罗斯普罗大众喜欢的，更何况他还有寡头的身份。俄最广大民众喜欢的还是普京这种男人，一方面强硬、可靠，另一方面十分“乡土”。这个在列宁格勒街头成长起来的男人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味，要么动辄爆两句黑话或俗话，甚至来两句粗话，要么在家里搞大男子主义。

有关“吊萨卡什维利的蛋”及“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马桶里”（出自古拉格的黑话）等典故已经众所周知，普京最近的“雷语”则是在回应特朗普在莫斯科招妓传闻中失口称，俄罗斯的妓女是全世界最棒的。强人随即试图把失言圆回来，但那句话还是传遍了全世界。普京前妻柳德米拉的德国闺蜜曾著书介绍俄罗斯第一家庭秘闻，称普京在家中招待朋友们时一定会要求妻子在旁服侍。看来，普京签署今年那个为首次家暴免刑责的修正案不是偶然的事情。

当年曾爆红的那首“神曲”《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便在普京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极为直白地描述了俄罗斯人心中的理想男人形象：有力量、不打老婆、不酗酒、不抛妻弃子。典型的一个俄罗斯乡土好男人。

（二）

“男人”成为一种时代象征，而且是那种乡土男、邻家男。在俄罗斯各个时代里，这可能是最接地气的一代。

叶利钦时代，最典型的符号应该是“白宫”和“私有化”。1991年，叶利钦在白宫前率领民众抵御住“8·19”紧急状态委员会。1993年，立场反转的叶利钦炮轰白宫。这座建筑始终是反抗者的精神家园。“白宫”的内核是反抗，但真正的反抗者是极少数。期盼改变者虽众，却构成了“私有化”导致普遍失望之后转捧威权的庞大后备军。“私有化”更是外来的，是西方的。所以，“白宫”与“私有化”都代表不了普罗大众。

“白宫”承接的是“解冻”的接力棒。九十年代的反抗者与赫鲁晓夫“解冻”政策下的“六十年代人”在精神上构成传承关系，这种关系甚至直接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上。但是，“解冻”的影响几乎仅限于知识分子，“六十年代人”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仍是少数派。

斯大林时代，官方意识形态催生了“保尔·柯察金”，而更重要的符号则是“斯大林”。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对这个时代的完整诠释。前者代表着苏联的前进与梦想，后者则是政权的强大。来自于欧洲的意识形态虽在俄国取得胜利，却未能扎根。

沙俄及更早的时代为俄罗斯国家打下了基础框架，它们更鲜明地体现为一系列脱离群众的符号。“沙皇”，留里克王朝的大公们本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瓦良格人的后裔，是被邀请来专职做统治者的一个家族，而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不仅自称是留里克家族的后裔，还通过联姻为自身融入大量德国血统。“东正教”是由留里克家族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引入的，且始终作为政权工具存在。它虽得到民众的信仰，但由它及受洗前被信奉的多神教、萨满教所构成的双重信仰才是俄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俄罗斯人生活中被中国人冠名“战斗民族”的非理性特征不是东正教的，而是后两种在俄历史更长的宗教留下的痕迹。“双头鹰”登上了俄罗斯国徽，但它却来自拜占庭，是沙皇用来佐证自身权威的工具。“彼得大帝”带来了“改革”，前者是最著名的沙皇，而后者则具有浓厚的西方背景。

从基辅罗斯到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不断地从外部引入政治资源，打造迥异于普罗大众的精英群体，带领国家前进。而真正属于俄罗斯本土和民众的东西则是：“圣愚”（体现萨满教和多神教信仰，融合算命先生、民间祭司、上帝最虔诚信徒三种身份的传统俄国社会角色）、“伏特加”和“酗酒”、“普加乔夫”和“拉辛”（农民起义领袖）、“哥萨克”、“村社”等等。当然，如今还要加上普京时代的“男人”。

这不是简单的精英与大众关系问题。精英与大众矛盾再大，却会有共同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而俄罗斯精英总是外来的，他们迟早会遇到认同难题。历史上，认同问题体现为自罗蒙诺索夫以降不断有学者尝试修正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上的“诺曼起源说”（瓦良格人被邀请来统治斯拉夫人），也体现为苏联的最终解体。

所以，普京时代可谓是本土俄罗斯首次掌握最高权力，成为俄罗斯主宰。俄罗斯史上首次较为实质地实施了选举制度，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当然，历史中并非没有类似的时刻。拉斯普京在沙俄垂死之时登堂入室，一度成为俄国事实上的主宰，而他的身份是一位“圣愚”。同期，沙皇也开始操弄祖宗们始终警惕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利用“黑色百人团”等组织。由“民粹派”、“民意党”、涅恰耶夫、“布尔什维克”等构成的19、20世纪革命浪潮本也具有本土色彩，甚至与“圣愚”有着类似的精神特质，尽管它们最终被一场西方背景的革命所取代。

另有一个符号可以单拿出来说说——“熊”。这是非常俄罗斯的事物，它既是多神教时代的一种图腾，也是日后俄罗斯人的一种经济产品和出口产品，以至于让西方人从19世纪开始以熊代表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生活层面，俄罗斯人相信猎人杀死一头熊后，熊的力量就转移到了猎人身上，掩埋并祭拜其骨头，熊便可复活。而熊窝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入口。

但除三座俄罗斯城市的市徽和一个州徽，“熊”未曾登上任何国家级徽章或称为国家级标志。取代其地位的是外来的“双头鹰”。1980年奥运会上，小熊“米什卡”成为吉祥物，算是破天荒头一次，而真正让“熊”登堂入室的就是普京时代的“男人党”，它登上了其党徽。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步。

至于本土俄罗斯首次掌权的结果如何，大家自可研究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发展，与俄历次由外来力量领导的现代化改革及其成果做对比。这一视角也提供了判断俄未来走势的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