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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届”大学生聚首忆高考:感恩、反思,更关注下一代教育
2017年恰逢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也是77、78级大学生毕业三十五周年。6月17日,由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研讨会和中译出版社出版的《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那三届”圆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78级大学生,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当天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高考重燃了他求知的欲望,让他一生都向往知识、向往开放的世界。他回忆起恢复高考前在文工团里拉小提琴的情景,并称自己“走街串巷卖艺不卖身,在左边一群鸡,右边一群鸭,旁边还有一些猪娃娃的情况下赶赴考场。”
77、78、79级大学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中很多人有从社会步入大学再到各行各业的经历,四十年来,他们肩负时代重任,见证世事变迁,成为改革开放坚定的捍卫者。
他们曾经被高考、被教育改变过命运,如今,已成为各自领域中流砥柱的他们更加关注下一代的教育。
《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书封感慨恢复高考带来的命运变化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回首往昔,“那三届”大学生依然感恩高考,庆幸恢复高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不管现在大众对高考存在什么样的争议,没有高考他就没法上大学,今年70岁的他很感谢高考,认为高考开启了他不同的人生,“改革开放和高考也给了人们更多选择的自由。”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邵鸿回忆高考时说:“从我个人来讲,是感觉自己解放了,高考给了我们机会。”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同样感慨:“高考恢复让我们走出了这种困惑,或者直接了当的让我们用爱科学取代了爱劳动。”
但在感叹恢复高考带来命运变化的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表示,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人有很多,没有能够步入大学校门的那一批人的命运最终如何,是需要作出反省的。他说:“我们那届的人是否比前面或者后面毕业的学生们更体会民间疾苦?我们是从那么‘低’的地方走过来的,应当有更多的民间关怀。”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说,高考是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对。他说高考对他们很有利,但是和他们同时代的几千万人曾经耽误了学习,这一点需要反思。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则表示,恢复高考不止是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是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那三届”大多经历“上山下乡”
不少人感慨77、78、79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他们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砺,也经历过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因此,“那三届”的大学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中国民主促进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在讲述当年大学生生活时提出四点体会。他说,首先是没有门槛的限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机会,“那时候对年龄、学历要求都不高,这是跟现在存在很大的不同。”其次是混龄的学习优势,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丰富的大有人在,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学生可以解决,这是现代大学教育所缺乏的活力。再者是教学相长的学习氛围,老师的学习积极性不亚于学生,在教学上都有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趋势。最后,大学是读书的天堂,他们那时拼命借书,研究书本里面的东西是大学生生活的一种常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穎一是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他说77、78、79届的学生大多数有插队、参军、进工厂的经历。他自己就是北京市恢复高中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曾经插队了4年,这4年让他对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实际上受益匪浅。
由于在高考恢复之前就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认为,他们这代人都知足感恩,而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而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而又怀旧思乡。
陈平原也表示,“那三届”的学生因为很多人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比较有韧性,他希望把这种韧性传递给后代。
建议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普及化教育,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到大学学习中来,是“那三届”毕业生提到最多的教育改革方式。
在谈到如今的教育改革时,国务院参事、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石勇建议:让学生不用高考可以直接接受本科教育,只要修课通过,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此外,还要加强民办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让教育惠及到每一个人。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也表示,普及化的高等教育需要向更多有能力的学习者开放,用去除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来衡量现如今的高等教育。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称,应该把“那三届”的成长经验用在高等教育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那三届”人的使命。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则认为大学自主办学应该加强,“南方科技大学的试点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大学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吸收人才,办好教育。”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说,高考实际上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很大的意义。
朱永新认为,混龄学习也有一定的优势,在他读书的时候年龄比较长的学生几乎可以做比较年轻的学生的父亲了,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大学学习,让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
他说,教师应该和学生一起成长。现在一些优秀的老师很难和本科生见面,一些年轻的老师也没有精力和年轻人见面,而在他读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接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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