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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杨新片《冈仁波齐》上映：远离商业，生活在别处
电影的拍摄环境艰苦，拍完之后发现头发长了，回复到张杨年轻时候的模样，而在藏区拍电影的经历也让他找回了对电影的初心。于是他保留了这样的造型，也继续远离华语电影市场的喧嚣。
朝圣的故事在张杨的脑袋中生长了十几年，一直到2014年他才找到投资来完成这样一部电影。那一年他要进藏拍摄两部片子，一部是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打底的故事片《皮绳上的魂》，另一部是“真实电影”《冈仁波齐》。
《冈仁波齐》于6月20日上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张杨也来到上海，与电影首映同天开幕的，还有一场艺术展。展览记录了《冈仁波齐》一路朝圣的点滴幕后故事。
电影讲述了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四个家庭、十一个藏人从家出发，磕头2500公里去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
张杨一直有西藏情结。早年拍《洗澡》，摇着转经筒的藏族老人，带着孙女在圣湖边完成了洗澡的最后愿望。《昨天》中也设计了一条朝圣的副线。不过后来没拍，因为张杨当时没想好怎么拍，也不想“弄一个生硬的融合”。
这一次，他终于准备好了。
《冈仁波齐》的拍摄方法在华语电影中很少见，用一年的时间，跟着一组真实朝圣的队伍拍摄。用一种苦行僧的方式，跟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也不事先规定剧情，就从他们本身的生活里挖掘故事和人物。
虽然这个电影没有剧本，但大概的故事走向和人物设定张杨已经想了很久：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和他的父母；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可能是个小流氓或者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的队伍掌舵者。
结果缘分真的让张杨在藏区找到一个村里，里面有符合设定的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游说，村里的老老少少们真的跟剧组踏上了朝圣之路。
【对话】
电影着眼于艺术的真实
澎湃新闻：《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是这两年陆续和观众见面的作品，都是藏族题材，在创作上有什么关联？
张杨：《皮绳上的魂》是一百多人的剧组，有完整的剧本，需要集中拍摄，是严格按照电影的程式来的。《冈仁波齐》只有三十来号人的小剧组，是一边拍一边体验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为《皮绳上的魂》的拍摄做了基础的铺垫工作。
一开始就是两个一起决定要拍。“皮绳”是2007年就做好剧本，想拍没条件。《冈仁波齐》是十几年前就想做的东西，2014年赶上好时机，跟投资人商量，用一年时间把两个电影计划都完成。
《冈仁波齐》是没有剧本的概念。有意思的想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拍，拍出个什么东西他们并没有把握，全凭对导演的信任。
澎湃新闻：真实电影在电影史上曾经是一种浪潮，但现在这个时代做的人不多了，你的电影里怎样实践这种理论？
张杨：朝圣的思路在我脑海里一早就有，听了很多朝圣的故事，人物的设定，队伍里有哪些人，脑子里有设想。但最终的落实要靠缘分，因为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小孩，一个屠夫，从四面八方找到一起，培训他们怎么演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在一个村里找到这么一群人，让他们演他们自己，我们去找他们生活的依据，他们的故事都来自于他们的经历。朝圣本身也是他们要做的事。
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很多路上的情境不是事先设定好的，是一些已经发生的或者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让它去重演。这个确实跟纪录片也不太一样。纪录片是随时拍，我们这个是不断重演，但这些演的内容是基于生活。
当然老人的去世是编纂出来的，但这又恰恰是朝圣路上最常态的东西，就是有人在路上出生，有人在路上死去。但是要说服老人同意你才能去拍到这个部分。
澎湃新闻：听说拍摄途中有遇到真实的死亡，但是你把它剪掉了，有编排的死亡的部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量？
张杨：我的考量就是尽量需要非常生活化，非常真实。我们确实遇到骑行摔死的小伙子，也拍摄了我们的相遇，到发现他的尸体，一群人帮他念经，到拉萨点酥油灯的段落。但我希望整个电影是去戏剧化的过程，不希望有编排的痕迹，更希望它像一条自然流淌的小溪。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段落，最后在剪辑的时候，这种编的痕迹特别重的东西就不要它了。真实感是电影要去传达的部分。有些事情虽然真实发生，但观众感觉上会破坏电影真实感的话，我也就舍弃了。电影的真实是银幕呈现的真实，并不是生活本身，（电影）还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摒弃猎奇 生命生死的主题无关民族
澎湃新闻：拍摄另一个民族的题材，很难不面对猎奇的质疑，你怎么看？
张杨：我当然知道拍这种题材，首先就要去掉猎奇的心态。要去掉就要深入去融入。对我来说，我去了很多次西藏，对西藏的了解，宗教的理解，多少有一点。理解得多深说不上，但有这个意识吧。电影来说，牵涉到另一个民族和地域，我自己看这些题材，如果过于猎奇的，都不会喜欢。所以自己做的时候也去掉这个部分，去还原真实感。虽然朝圣这个动作本身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当你的注意力和视点贯穿到最日常的生活当中，反过来是把这种非常仪式化的东西在日常中表现出来，其实就是规避了猎奇的部分。
不是拿民族或者宗教的东西在说事，而是有一个导演的表达，对于生命、生死这些命题，你抓住的时候，任何民族任何故事都可以是你表现的手段。
澎湃新闻：朝圣是关乎信仰的行径，你自己的信仰观念是怎样的？
张杨：我没有信仰，对我来说信仰也许你心里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具象的皈依。佛教可能会比较有亲近感，也和活佛朋友有关于宗教的探讨，获得启发。从我的角度我更愿意自己去寻找。
电影本身记录的是朝圣的过程。因为是纪实的一条线索，不能用其他蒙太奇的方法去重现这些人的经历，去探讨他们的苦难。对这个电影来说没有机会去表现这样的瞬间，从我的角度来说，信仰和苦难这样的议题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未来的电影可能也会去探讨。
已经不考虑商业的事儿了，把想做的做到极致
澎湃新闻：这些年你一直是藏族打扮，是从这部片子开始的吗？
张杨：拍摄的过程非常艰苦，我们住在帐篷里，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不会去管头发面容，自然而然拍着拍着头发就留长了，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装束，那就保持这样一种姿态。
现在这个装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这些年生活在大理，这样的装束在那里是最正常的装扮，走在大理的街头，阳光晒，紫外线强，戴一顶这样的帽子，就非常日常。而且大理每个人都会展现自己的个性。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生活？
张杨：我在大理已经很多年。2002年开始在那有个小客栈，十几年来都北京大理两边跑。
地域文化对你有很强的吸引力，我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心态这么多年在这，电影领域所有的事情让你好像在一个中心里，每天聊的都是同样的事，围绕着电影。反而在大理，大家谈论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从个人的角度，想远离这样一个中心，去过更散漫自由的一种生活。
澎湃新闻：大理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张杨：大理聚集着很多艺术家，画家、诗人，这是我重要的朋友，许多白族人，客栈老板，设计师，他们人很多样。不像在北京，就是投资人、演员、编剧、导演，跑来跑去就是这个圈子。在大理各色各样的人，大家不问出处，非常平等的关系。日常也就是吃吃喝喝，各种聚会，各种市集，打理客栈也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它让你进入一种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工作，让你跟拍电影的节奏完全区分开。
澎湃新闻：你是第六代导演中早年比较有商业意识的，这些年的创作却离商业越来越远了，是有意为之吗？
张杨：对了，这也算这几年创作本身给我的启发。慢慢越来越偏向更自由自我的创作。对过于商业的，完全为观众的电影，对我来说可能会越来越远。
澎湃新闻：听说今年导演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看你的片子后狂喝酒，特别羡慕你这样纯粹的创作状态，你觉得你是比同行们更清醒的吗？
张杨：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路，你很难去模仿别人，也很难说动别人让他们过你的生活。电影的工作者大部分还是要集中在北京，跑到大理那样的地方，思路也发生改变，会做跟更自由的东西。但也远离现在市场的规律，工业化类型化的电影，很多导演必须完成这样的过程，去走他自己的路。
我们这样的找投资还是比较难的。投资就得压得很低，让投资人的风险尽量低一些，来获得导演的创作自由。
澎湃新闻：所以电影要上映票房应该也不会好，你现在还会在意吗？
张杨：这样的电影拍完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对于投资方不管怎样都要考虑市场的问题，尽量把投资收回来的问题。导演这时候去配合投资方做这样的工作。
澎湃新闻：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张杨：一开始肯定有尝试的过程，之前虽然也拍过像《昨天》这种比较纪实方法的片子，也是比较个人，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总觉得有些片子还差了一点什么，差了一步。其实就是很多事你没有真正用一个方法做到极致，不给自己留后路。那我就想如果我真的走到极致了，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方法，有钱去拍下一部片子。现在看来是可以走下去的，对我来说，后来的方向会是更尊重自己。
澎湃新闻：那电影市场起起落落的那些新闻和其他的电影你还关心吗？
张杨：我以前周围朋友都是做电影的人，每天聊的都是投资融资，都是圈里的大事儿，各种各样的市场，每天的讯息都是这些事。在大理基本听不到这些。除了被动接受一些讯息，我自己就不是特别关心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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