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困境

【编者按】

本文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存在四大逻辑困境。其一，依据参照型理论、对策型理论、解释型理论的经济理论分类，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以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对策型理论，它在学术上混淆了与解释型理论的界线，这使其政策理论显示出有可靠实证基础的假象。其二，由于缺乏解释型理论的实证出发点，在方法论上落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陷阱，用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理想假设来分析现实，在发展赶超问题上用知识冲突过程取代了利益冲突过程，逻辑上导向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其三，既倡导市场经济又强调有为政府，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思维，使其市场经济逻辑成为表面文章和学术高调，最终在要素市场转型的关键问题上出现对策黑洞。其四，缺乏政治分析和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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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绍伟是旅美华人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现为美国芝加哥市“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国内出版著作包括《中国热》（2009年）、《中国不一样》（2013年）、《持续执政的逻辑》（2016年）。

最近几年，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多关注，相关的产业政策争论更是引人注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等文集和著述里。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结构”呢？

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所包含的“后发优势论”的基本逻辑是：经济赶超的要害是技术赶超，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是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进行适宜技术的引进，是无需从头再来、低本高效的技术模仿、产业模仿和经济制度模仿；如果模仿、引进和研发的技术创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落后国家就能避免低技术产品的陷阱，就能通过输入外部世界已知的东西，同时输出外部世界需要的东西，实现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最终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新结构经济学显然是为后进国家发展着想的。在它看来，只要了解如何根据本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的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机会加速经济增长。在提升禀赋结构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解决推动产业升级的先行企业可能面临的外部性问题，协调企业决策无法内部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对策

在后进国家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旧结构主义强调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优先，而新结构经济学则把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试图为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对策和理论依据。除了国家干预和市场结合之外，新结构经济学还特别强调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禀赋结构、产业升级、企业自生能力等等。但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把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矛盾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于政府干预的现实必要性，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尽管市场机制如此重要，由于以下所说的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仍应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关于政府干预的历史必然性，新结构经济学确信：“无论是像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还是像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帮助单个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事实上，现今的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仍扮演着这个角色。”（同上，第118页）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干预呢？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说：“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都失败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此种带有普遍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以找到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行业。事实上，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过于先进但却与本国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行业，这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从‘选优’的目标出发却以‘选劣’的结果告终（为了保障就业机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支持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这样的政策同样会面临着失败的厄运）。相比之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些特定国家的成熟行业，这些特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发展水平也未超越本国太多。上述国家的经验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从而新的产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迅速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同上，第118页）

可在事前，政府又如何可能去制定出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呢？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同上，第135页）为此，它进一步具体提出了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

二、知识冲突问题还是利益冲突问题？

由上可见，新结构经济学把后进国家的发展失败，完全归于战略选择和产业政策的错误。在它的核心逻辑里，后进国家的发展问题，完全是一个知识冲突问题而不是利益冲突问题。这里所说的核心逻辑，指的不是它是否在认识上意识到利益冲突很重要，而是它是否把这个重要认识当成整个分析框架的主逻辑。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为它辩解说：“后进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当然很重要，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因为，问题不是知道，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根本没把这个简单常识纳入核心逻辑。

没有把利益冲突纳入核心逻辑，这当然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疏忽，这是由它的理论性质和基本定位所决定的。

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参照型理论、对策型理论、解释型理论。参照型理论是对假想条件下的经济问题进行数理分析的经济理论（如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政策型理论是对现实经济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解释型理论则是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因果分析的经济理论（如增长原因理论）。最常见的理论错误也有三类：一是由于基本分类的模糊而拿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二是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或解释型理论，装扮成以现实为基础的解释型理论；三是把对经济现象的一般描述和归纳夸大成一种解释型理论。

在本质上，新结构经济学是一种以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对策型理论，它的基本定位是为中国和其他后进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对策依据，不是为了从纯理论偏好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的发展或不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位是经邦济世，不是认知好奇。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假定，有一个或很多个需要发展的国家和政府，正在等待着有人拿出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和对策供它们急用。现在，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需求”推动下的“政策供给”，它的任务是“出招”，不是去分析需要发展对策的国家和政府存在什么利益冲突，更不是去分析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将如何影响发展政策的采纳机制和实际结果。

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无形之中，这个经验基础给它的对策型理论性质添加了一种解释型理论的假象，仿佛新结构经济学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因此由其成功解释所包含的有效因果逻辑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真的成功地解释了当代中国发展了吗？当然没有。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中国经验基础而具有解释型理论的假象，恰恰不是因为它解释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原因及随后的经济变化，而是因为它没有解释中国的政治变革，这个变革就已经为它提供了发展历程能被它事后片面解释的基础：它没有解释金字塔的底层，却靠有选择地解释以底层为基础的部分顶层而获得了解释型理论的假象。

更明确地说，新结构经济学用知识冲突取代利益冲突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对策型理论的基本定位，而且在于其理论的经验基础，要求它必须回避分析利益冲突和政治纷争问题；而经济学的学科分工，也为它可以用学科导向代替问题导向的学术路径提供借口。

之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绕开了中国政治而似乎解释了中国发展，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变革，碰巧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利益冲突所可能导致的政治稳定问题。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发展问题看上去才特别像是一个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知识问题，不是一个利益主导者的政策选择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同时，还碰巧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利益问题。就是说，中国能成功发展，本来根本就不是选择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在“条块博弈”过程中“边学边干”并确保稳定的结果。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困境

但是，把经济发展的利益问题说成知识问题会产生严重的理论后果，这可能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未曾预料到的。

首先，把利益冲突问题从理论分析中抽掉，发展的成果就会被说成是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选择正确的结果。这当然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事后理论总结，而且是一种片面的事后逻辑倒推。因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选择，都是一个利益冲突和政治协调过程，根本不可能是一种真理或知识的发现和选择过程。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某些政策选择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最多也只能说明，这仅仅是真理选择碰巧符合利益选择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事后逻辑倒推” 的尴尬还不在于它的“事后诸葛亮”，而在于它无论怎么详细描述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事前确定、谁来确定、谁去执行、谁因此获利更多等等问题都不可能只是知识冲突问题。

很明显，当一切被说成是知识问题时，消失的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承载利益冲突的主体；而当主体也消失时，真理和知识的发现过程也就变成一种客观主义的工程论过程，真相和施工操作就都是自明的。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身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主义“胎毒”。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确定优势产业的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时可能明灯四照，但主体缺席和客观工程论却不幸成了它的“灯下黑”。

没有主体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意味着政府成了唯一的主体，而由于利益冲突已经被抽掉，政府这个唯一剩下的主体，在逻辑上必然是不偏不倚的好人政府。同上所述，要特别注意，这不是说相关学者不知道政府和官员有私利，而是说这个简单常识已经早就不在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里了。所以，这样的政府当然有能力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这恰恰不是因为现实中的政府全知全能，而是新结构经济学逻辑上要求自己“沙盘推演”中的政府要全知全能。政府已经被新结构经济学假定为一个有为政府，它能够时刻准备着为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好产业政策随时操盘下单。

当新结构经济学回落到中国的现实时，知识决定一切以及政府与市场完美结合的假设就会面临严峻考验，它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强调也将很快陷入自相矛盾。这是一种有效市场的书面性与有为政府的现实性的内在冲突。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市场时可以表现得特别市场化，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为政府及其现实制度逻辑能让市场有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回避了要素市场的现实自由程度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和资源禀赋上，可产业结构、禀赋结构甚至于要素结构，恰恰都是制度结构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

在新结构经济学那里，对其市场逻辑的真正考验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场，而是类似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要素市场。它在理论上把市场逻辑书面化，却在实际上把政府逻辑主导化。市场逻辑书面化，就是所有市场有多重要的好听话它都说了，但在本质上，新结构经济学市场逻辑中的市场是空的，要素市场依由政府决定。可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强调的比较优势的识别，必须基于有效要素市场的存在，要素禀赋的发挥和提升在扭曲的市场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这里的要点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偏向了市场还是偏向了政府，这里的要点是：当一个理论在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关系方面不自洽时，它能否能直面而不逃避问题？逻辑上回避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新结构经济学，还能不能自称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学？

本来，发展问题是制度决定的利益问题，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歧，其实更多涉及“谁来主导经济增长”而不是“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分歧，这种暗含权利分配的分歧，导致有的经济学家偏向政府权威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有的则偏向政府权威最小化的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既然坚持政府主导的逻辑，其市场导向就变成了徒有其表的书面宣言。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没有成为新结构经济学诸多结构中的结构，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因此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两个外生结构，这就是它仅仅强调发展战略，并在政府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革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根本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因为忽略制度运行问题而把“制度相关”的含义转化成“政策相关”，从而大力推崇比较优势策略，甚至把“金融深化”或“融资渠道”这类高度“制度敏感”的问题看成了发展战略问题。

很明显，新结构经济学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金融结构、政府干预、企业自生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等等什么都说到了，偏偏就在最关键的政府结构以及由政府结构所决定的市场结构上，游离于书面宣誓与逻辑跳跃之间，仿佛市场经济可以没有要素市场化，仿佛政府结构嵌入市场经济的“契约型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嵌入政府结构的“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一回事。

这种不敏感只有“没认识到”和“故意没认识到”两种可能。你不可能在默认户籍、土地、金融等领域诸多管控和抑制举措的情况下，同时声称自己是主张市场化观点的，除非你继续把“身份加审批的行政型市场化”硬说成“权利加管制的契约型市场化”，或者干脆用“渐进市场化”来搪塞，从而把问题的答案推给未来。但即便如此，“渐进市场化”的理论也需要在方向上把自己的逻辑展现清楚，并明确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是发展的阶段性所必需的，特别是分析为什么要素垄断之下还能大谈企业的自生能力。

可惜的是，知识压倒利益的起点假设，已经使新结构经济学中止了任何深入分析的可能。

四、小结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存在四个逻辑困境。

第一，依据参照型理论、对策型理论、解释型理论的经济理论分类，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以参照型理论而不是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对策型理论，它在学术上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与解释型理论的界线，这使其政策理论显示出有可靠实证基础的假象。

第二，由于缺乏解释型理论的实证出发点，新结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落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陷阱，用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理想假设来分析现实，在发展赶超问题上用知识冲突过程取代了利益冲突过程，逻辑上导向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既倡导市场经济又强调有为政府，但国家主义的客观工程论思维，使它的市场经济逻辑成为表面文章和学术高调，最终在要素市场转型的关键问题上出现对策黑洞。

第四，新结构经济学最致命的缺陷是缺乏政治分析和制度分析。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的思维使它不能面对真正的政治现实，它的“新结构”里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现实政治结构以及被其决定的对应市场结构，这也是它只能强调知识冲突和发展战略的原因，更是它的招法很可能由于落后国家现实制度的不配合而落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