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中的人口危机管理：强制女性成为生育机器

无论是从哲学思想还是从政治实践来说，关于人口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都不是新近的事物。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随处可见哲人对于理想的人口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的见解，也可以看到众多关于人口管理、控制的政府实践，如记录人口数据、迁移人口、制定婚姻家庭等相关制度控制人口等。

为了协调人口规模与社会管理、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各种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的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应用。但很少有国度如《使女的故事》中的基列国，面临着极端的人口状态——因不孕不育症蔓延全国而出现极低的人口出生率。基列国面对族群即将毁灭的末世景象时，选择的是抛弃现代世俗社会而重新回到宗教典籍中去，寻找到了“使女”——这个作为纯粹工具的“子宫”既能够维持异性恋专偶制的婚姻家庭制度，又为天选之人解决了他们无嗣的尘世苦恼。

在政治个人主义宣告破产的状况下，新政权基列共和国将对人口资源的管理（包括人口分类、再生产、贸易）作为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本文就从基列国的人口管理方针政策出发，谈一谈其中的性别安置方式、生殖资源分配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关于社会危机处理的意识形态。

被国家强制征用的女性

无论是同名小说还是改编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都深陷在浓稠的黑色叙事之中。在这个将时间点设置到了未来的国度里，女性们被褫夺了财产、工作和自由外出的权利，被强制征用安排到家庭的各种位置中——包括作为社会管理者配偶的夫人、为社会管理者服务的仆人（负责家务的马大、负责生育的使女）、普通人的配偶经济太太以及负责培训使女的嬷嬷，或被彻底抛弃——到辐射区工作至死或成为地下俱乐部的荡妇妓女。

因其丈夫卢克为二婚，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的婚姻被判非法，在逃亡失败后她遭到抓捕，女儿被国家抚养，而她因具备生育能力而被强制囚禁到感化中心，经过集训成为使女被分配给国家的高级官员。这种对女性的国家强制征用看似“疯狂”，但如果我们与故事保持一定距离，这种“疯狂”在漫长的历史中曾是一种常态，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被拒绝进入公共生活，而女性重新登上社会舞台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掐指一算，将将也就百年。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沉浸在对疯狂行径的诧异和对影片奇观的震颤中只是对历史状况的一种逃避，需要讨论的真正问题是：国家为何对女性进行强制征用？这种针对二分之一人口的强制安置会解决危机，还是带来更大的危机？

从执政者的叙事中，基列国面临严重危机的人口危机，这是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产物，既包括核辐射、环境污染导致的不孕不育率提高，也因曾用于控制人口的基因药物扩散，更包括经济危机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家庭解体、个体对生育责任的放弃。一方面，人类生育艰难，另一方面，人类不愿意生育，两者叠加的后果就是生育率的雪崩式坍塌，人口数量的急剧下滑导致的结果是整个国家中出现成片的人迹罕至的荒野，社会进入了休克困顿的状态。

基列政权并非从天而降，它是社会危机之后某个群体的应激共识，政治个人主义宣告破产，民主自由的原则也随之成为历史垃圾，在新的状况之下他们捡起《圣经》作为执政纲要，实质上则是通过武装暴力的方式将人群重新捏合起来，一方面强制性地重建家庭价值，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重建一个最大化女性生育率的社会经济结构，将生育视为女性的最高和唯一的价值与使命——即便是不能生育的夫人们，也需要借助于使女“假装”生育，直至生出子嗣。

所以，这并不是一场只针对女性的屠戮、掠夺和囚禁，它针对的是所有统治者们认为阻碍生育秩序的人——包括同性恋者、施行堕胎手术的医生、强奸犯、要把终身献给神的修女以及帮助女性逃跑的人权主义者。在基列政权的统治者们看来，生育率提高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钥匙，为了族群繁衍的大局女性必须做出“牺牲”，最大化地利用能够繁衍的子宫，任何阻碍者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须铲除。这种将生育数字视为解决社会问题唯一法宝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宗教式的拯救，反而部分继承了现代政治算术学派的衣钵，将劳动力视为基本国力。基列统治者认为人口数字的变化能够解决一切危机，反而忘却了人口变化和社会危机从来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深嵌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狰狞症结。也正是这种将人当做“数字”的思维方式，才能够解释基列政权的残暴手段，一切为了目标与效率——负责生育的使女们犯了错可以被挖眼砍手，只需留下子宫；不能生育者如果不能够成为新政权的归化者与帮手，就被遗弃到辐射区等待肉体毁灭。

对生殖资源的阶层分配

很显然，基列国们认为自己抓住了人口变化的原因：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自然环境被肆意破坏，基于享乐消费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导致了家庭危机和人口再生产危机。在精英们看来，人类如同迷途的羔羊，耽于个人利益而无视族群存亡，需用暴力和教化来清洗异见分子，实现社会整体的同质性，保证整个族群的前进方向。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作为天选之人的精英们对社会资源进行了重新安置，女性们从公共场所退出回到家庭，留出的就业岗位由男性填补。女人专门负责人口再生产实现人口的增长，男人专注于社会再生产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他们用道德标签将所有人分为“罪人”和“非罪”，“罪人”被剥夺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可由国家强制征用，或被公开处决。

在对社会核心资源——生殖资源的再分配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新的以集体利益为名的社会运作方式的虚伪之处，具有生育能力的使女，被分配给各种无法孕育子女的当政权贵——被强制性地“国有化”的生育资源被再次分配到特权阶层家中，为特权阶层解决生育问题，保证男性权贵拥有更多的后代，甚至被当做荡妇性奴来解决性欲问题。令人咋舌的是，这种分配竟不会考虑这些男性们是否能够生育——很显然，烙印在当政者的逻辑深处的是深刻的等级制度和特权意识，对这些生育资源的占用当然不是为了提高族群的生育率，而是为了实现权贵男性对生殖资源的私人占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拥有对于《圣经》文本的诠释权。

这显然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故事，政治个人主义破产之后的基列政府并不致力于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并不将个人的同意作为施政的前提，将“自然”、“上帝”迎接回来，以族群整体利益为名将作为整体的女性嵌入到基于生育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之中。执政者以族群利益为名，却无法逃脱私有制的诱惑，将生育资源巧妙地搬运到了自己的家庭之中，把这个故事的荒谬推到了极致。社会危机之后，要重启这个社会，基列的执政者们先放弃了对民主、平等的追求，又背弃了公共理由的外衣，现代的历史和肉身被轻而易举地抛弃，他们用暴力和《圣经》作为制造同意的工具，前者通过对肉体的控制胁迫，后者则是拿出古老的文本提供救赎的想象。

尽管《使女的故事》是一篇自传体式的小说，但卷入这一整套秩序的不仅仅是女性，而包括所有人。女性显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因为这种原则之下的政治中，精英已经抛弃了多数同意的原则，也不诚实于为了多数的执政承诺，统治的手段要么就是肉体与肉体相博血流成河尸体横陈，要么就是争夺《圣经》的解释权进入一遍又一遍地政治清洗之中，在挥别现代的同时重启的是一整套等级制度和特权运作，被忘却的就是何为公共、何为人民。

至于人类何以不能生育？人类何以不愿生育？如何去拯救陷入沼泽的人类？则是这个故事面向我们的终极追问，毕竟在时间线上，我们是《使女的故事》前传，我们身边发生着的、悄无声息的却可能是未来的伏笔。我反感这个故事，并非单纯站在女性和无神论者的立场，而是这个绝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亲手打碎了自己塑造的现代性梦想，面对现实却是茫然无措，只能借上帝之手将人群打造成驯服的羊群，让相互监视、相互攻讦、相互敌视、分类标签、清洗分化、特权等级成为人类社会运转的制度前提。而最为讽刺的是，以拯救人类社会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