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x艾维纳x刘瑜｜“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

我是谁？我在何种社会关系中认同自身？我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

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人也许会用“我是中国人”，“我是法国人”或者“我是美国人”来定义自身，这种自我认同与一种真挚的、深沉的爱国热情紧密关联——国家标志着个体的归属，更表达了一种包含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人们将国家视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根基。

但到了21世纪，国家提供这种独特归属感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的影响日甚，而尤其在西方国家，国家在制定政策或表达自身时，不得不注意种种国际协议与规定（诸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盟等），并受制于自由市场的影响，其后果是国家间政治价值差异的弱化。

当国家难以胜任安顿个体的职责时，两种趋势出现：一小部分人试图超越国别，以“世界”或“天下”的公民自居，“达沃斯人”（Davos man）是其中代表，他们强调全球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并拒绝对任何国家示忠；但更多的人不是将目光上升至世界，而是下降到城市——“我是纽约人”替代了“我是美国人”，“我是巴黎人”替代了“我是法国人”，城市成为身份认同的替代性选项。

贝淡宁（Daniel A. Bell）用“爱城主义”（civicism）在描绘这种趋势。但问题是：城市能成为“我是谁”的替代性归属并提供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吗？我们如何定义一座城市的特殊精神和气质并在其中安顿自己？强调“爱城”而不仅仅是“爱国”究竟有何意义？

6月16日，“启皓北京”所发起的“启皓对话”活动，邀请《城市的精神》一书的两位作者贝淡宁和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 Shalit）共赴北京，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一起，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精神的对话。

城市精神为何重要？

缓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让我们做到国家层面难以践行的事

作为知名的社群主义者和儒家文化的支持者，贝淡宁教授始终坚持社会关系对个体认同的根本意义，并强调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担负责任。这种关怀表达在他对城市与城市精神的洞见中：既然国家或民族可以被赋予规范性意义，为什么城市不能成为我们在政治过程中推广和繁荣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呢？既然我们对国家或民族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可以被“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命名，为什么我们对城市的骄傲情感难以找到确切的语汇表达并被认真讨论呢？“爱城主义”一词由此提出，而这种“爱”，是建立在对城市精神（spirit）或气质（ethos）的认同、参与和归属上。

何为城市精神？贝淡宁指出，正如住在麦当劳附近的人难以对麦当劳产生任何归属感，我们很难为一个只是表现出全球化的同质性的城市感到自豪。城市精神应该是一座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应该表现城市公民最有共鸣的情感表达和话题探讨：耶路撒冷是当之无愧的宗教之城，高楼云集霓虹闪烁的香港则颇具享乐的气息，巴黎常被冠以浪漫之名，而在连出租车司机都对国家大事滔滔不绝的北京，“政治”两字更能概括其独特气质。

然后城市中的公民为什么应该认可城市精神？宣扬爱城主义究竟有何意义？毫无疑问，城市精神能提供现代人亟待的社区感和归属感，而这种情感和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包容的精神并不相悖。但在“归属”之上，贝淡宁看到了城市精神更多的积极意义：

首先，城市精神与爱城主义能缓和极端与保守的民族主义。二战时期法西斯的蔓延已经让我们看到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暴力与种族仇恨等恶果，而城市精神将发挥一定制约作用，让民族热情更为理性。这并不是要否定民族或国家的正当性，或让爱城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成为替代性的政治身份来源，而是使民族主义容纳地方的自豪感与对世界的开放性，并朝向一种更温和的发展形势。

其次，城市精神有助于实现那些在国家协商层面难以达成的政治目标。正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退出“巴黎协定”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要求留下并继续履行职责——尤其在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等事项上，面对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全国范围内难以普遍推广的措施，相对独立的城市能够凭借其环保精神践行在国家层面上未得到践行的工作。

最后，城市精神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贝淡宁将曲阜视为典例：儒家传统和孔道精神带来了这种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大量游客。不可否认旅游业发展导致的过分商业化的弊端，但对一个经济落后的城市而言，特定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将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

而作为政治理论家，贝淡宁还看到了城市精神如何激发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与政治思考。对雅典和斯巴达城市区别的探讨构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思想素材，而中国战国时期各城市理念与精神的辩论，则交织成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具创造性的阶段。

那么，如何定义城市的精神？贝淡宁指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是在城市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追溯其精神与气质。当然，意向调查等客观衡量方式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触碰城市的精神。但最直接感受与寻找城市精神的方式，乃是“闲逛”——漫步于城市中，与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不同性别人的对话，观察他们共同的主张与见解。这种漫步式的思考与对话，将带领我们绘制一幅多彩而丰富的城市精神图画。

“爱城”意味着什么？在耶路撒冷中探寻答案

在英国管理巴勒斯坦时，穆斯林和犹太人因为哭墙祈祷而发生冲突。耶路撒冷的军事总统询问耶路撒冷的主要拉比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为什么犹太人坚持要到这堵石墙前祈祷？我们可以在其它地方复制一堵相似的墙——毕竟只是一些石头而已。”拉比库克惊讶地看着他说：“有些人的心是石头做的，但这堵墙是长着人心的石头做的。”

艾维纳教授与观众分享的这个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捉耶路撒冷的城市精神及其内在紧张。一方面，作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的重心，耶路撒冷是毫无疑问的宗教之城，这座城市的故事是信仰——更准确地说，它是三个一神教共同的信仰；在上帝的城市里，一栋建筑、一条街道甚至一块石头都可能被赋予精神性的独特意义，这种不可复制的神圣，塑造了耶路撒冷不可替代的魅力。

而另一方面，“神圣”背后那令人惊讶的宗教和族群复杂性，也埋藏了冲突和仇恨的种子。1867年马克·吐温曾写道：“耶路撒冷的人口由穆斯林、犹太人、希腊人、拉丁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希腊天主教徒和一帮新教徒组成……地球上所有种族、肤色和语言，都被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万四千人展现出来了。”这种多族群、多宗教的格局持续至今，而各宗教和族群间的隔阂、矛盾与冲突从未彻底停歇。

艾维纳指出，耶路撒冷城市精神的内在紧张之根源，必须在宗教与信仰的区别中探寻。真正的信仰关乎人与神的虔诚，而非人与他人、与族群或政党的特殊联系。但当信仰向下滑行时——确切地说，当信仰转变为一种不再允许人们表达真正的信仰的宗教时，矛盾和冲突显现。我们看到，当宗教把信仰放在政治机构的约束中、使之成为制度化的信仰时，它便在信仰与多样性、和谐、宽容之间树立起壁垒。这种专制的宗教让我们更倾向干涉别人应该做和应该相信的东西，并对任何不一致怀有拒斥甚至仇恨的态度。宗教使信仰与政党、与民族挂钩，以宗教竞争取代了信仰的并存，并在其中与权力结为亲密联盟。

但情况不应如此。追溯基督或犹太教的经典，我们能看到许多要求宽容对待他者或陌生人的教义。如果宗教旨在提升和创造一种和平、安详的意识，带来兄弟情谊，它就必须承认多元主义，必须尊重其他宗教，尤其在拥有共同的信仰——都相信上帝只有一个的时候。

但如何促进这种包容性的精神，并缓和宗教和民族的紧张关系？艾维纳将希望寄托于“爱城主义”：对真正认可耶路撒冷城市精神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城情感，应该让他/她愿意并设想他人也喜欢这座城市。换言之，爱城情感将引导他们对其它族群、文化与宗教采取更为宽容与接纳的态度，因为唯有如此耶路撒冷才能保持一个整体而非一分为二。爱城，便是认可城市精神，并努力保全这座城市的整体性，爱城主义使我们天然地偏向多元与包容，并设想一个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公民繁荣共存的社会。

“两个妓女在所罗门王前争夺孩子。所罗门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一位妇人点头应允，另一位却悲恸地说‘求我主将孩子归给那妇人，万不可杀他！’所罗门王当即判定她为孩子的母亲。爱城主义也是这样——真正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不会欲求将使之分裂的事。”

城市精神：通往自由之路

倘若贝淡宁和艾维纳更多将城市精神视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团结力量的话，刘瑜则更注重城市与自由的联系：

首先，真正的城市精神必须自下而上地自发产生。这意味着政府不应成为城市精神的单一作者。定义“精神”的，应是每个人、每条街道、每栋写字楼、每个小区——马化腾可以是北京精神的作者，同样地，范雨素也可能成为北京精神的作者。这种自发的精神将认可、并促进城市的公共性：在这里，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城市的成员。

其次，城市精神必定是多样、多元乃至碎片化的。这意味着不仅北京和上海，或北京和巴黎的精神气质迥然不同，即使在北京内部，不同地区的精神也可能呈现各异的色彩——五道口的气质，可能完全不同于朝阳区CBD的气质。承认城市精神的多样性，使我们正视同一个城市中阶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最后，城市的精神，往往表现为一种消解权力并反抗权力的自由精神。以中世纪欧洲为例，城市，往往作为自由自治的象征，成为农民或商人远离封建关系剥削的避难所。刘瑜再次提及“巴黎协定”事件后纽约等城市反抗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指出发达的城市文化将为人们带来更多自由选择，并有力抵抗专制的或盲目的权力欺压。

这种自发的、多样的、自由的城市精神，向我们敞显一个更为开放的未来。

小结

以城市精神来缓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遏制城市内的宗教文化冲突，并反抗不合情理的权力欺压——上述期望让我们看到了贝淡宁、艾维纳与刘瑜三位谈话者在面对当下种种社会困境与政治、宗教问题时探寻出路的努力。“爱城主义”期望向我们勾勒一幅自由、多元、和谐的图画，但要实现这样的图景，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多复杂的问题：

比如，如何解决城市内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公民间的隔阂？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住在北京朝阳CBD的市民可能难以设想20公里外皮村打工者的生活。而“爱城主义”真的能够凝聚社会经济地位落差如此之大的群体，并使我们对另一阶层、另一族群的生活有真实的理解和共鸣吗？

又比如，如何防止这种“爱城主义”导向一种不理性的排外情绪，乃至引起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哪怕“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的相互调侃尚且可以看作友好的玩笑，在面对一些香港居民对大陆人的“蝗虫”蔑称和排斥情绪时，我们能指望城市精神弥合这种偏见和拒绝吗？

演讲者向我们展现了有“爱”的未来，而这种“爱”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景色，还需要更多反思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