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匏瓜庵谈艺录》公开：沈尹默谢稚柳对谈书法实录

抗战时期，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重庆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秘书，书法家、学者沈尹默为监察委员，两人曾同住陶园监察院同人宿舍，胜利后同返上海。

两人在上海对巷而居，故常来常往，虽是隔代人，却是忘年交，诗书挚友，无话不谈。近日由《书法》杂志首次公开的《匏瓜庵谈艺录》文中，沈尹默以其第一人称记述了和谢稚柳的有关“历代书法艺术和书法家”的谈话，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前后。《匏瓜庵谈艺录》释文由李京宇、沈长庆根据沈尹默笔录整理。

谢稚柳先生

沈尹默晚年旧影

近年来，我陆续整理了祖父沈尹默久存手稿多部，已经陆续出版的主要有《书法雅言校注》《文字改革中创作通用书法字体问题》《胡适这个人》等。我的朋友张一鸣和杨小青等也陆续整理出《我的学书经历和书法的群众化问题》《沈尹默疏〈梁文山先生评书帖〉广义》等。此次应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之邀特将未曾出版的《匏瓜庵谈艺录》介绍给读者。

祖父生前留有的文字中，除去书法墨件之外，出版的书籍主要是诗词。他虽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自幼年开始，每逢大事必有所感，以诗怡情，以词明志，万余首诗词歌赋是他留下的主要作品，如《秋明集》《秋明长短句》《秋明室杂诗》《沈尹默先生轶诗集》《月夜》等等。八十多年，祖父始终坚持每天上午日课写字，下午或会客或边读帖边随笔记录所思所感，然而对于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和书法类文章下笔则极为谨慎。直到老年，差不多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在积累近六十年经验基础上，才陆续发表了有关书法方面的通俗性和理论性文章，正如读者所知道的五十年代的《谈书法》（1952）、《书法漫谈》（1955年《新民报晚刊》）、《书法论》（1957年《学术月刊》），以及六十年代的《谈中国书法》（1961年《光明日报》）、《二王法书管窥——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5）等。

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祖父的手稿被销毁了，随着对传统文化资料的重视，以及市场化的推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流失的祖父沈尹默的手稿和墨件，近年来在不同场合陆续有所发现，当然其中不乏赝品和伪作。对本文《匏瓜庵谈艺录》也是经过认真辨别，及对所叙掌故经过书法界的朋友们的研究，确认为沈尹默原作，并认为对于研究中国书法历史和历代书法家很有参考价值，其见地水平非一般书法人士所能企及。

《匏瓜庵谈艺录》文中祖父以老沈的第一人称记述了和谢稚柳的有关“历代书法艺术和书法家”的谈话，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前后。抗战时期，谢稚柳在重庆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秘书，沈尹默为监察委员，两人曾同住陶园监察院同人宿舍，胜利后同返上海。祖父住海伦路，谢稚柳住瑞康里，对巷而居，故常来常往，虽是隔代人，却是忘年交，诗书挚友，无话不谈。鉴于文中有不少随意中记录的谈话或有意无意的见解，所以，祖父在文章结尾说本文是“援笔以记之，非欲传与人观，俟明日焚之可也”。也许不少内容正是祖父书学思想的真实体现，也或许是一些不成熟偶然的看法，所以也就从未面世。本文是祖父不多遗稿其中之一，不仅具有文献价值，也具有学术意义。整理中限于整理者水平有限，讹误难免，兹抛石引玉，恳请得到批评指正。谢谢！

沈长庆于竹山书房

2022年1月15日

《匏瓜庵谈艺录》手稿（请横屏观赏）

《匏瓜庵谈艺录》手稿释文

张勺圃（张伯英）雅俗同体。盖鬻字为业，要讨得众人欢喜，此法甚佳。老沈亦鬻字，亦要讨得众人欢喜。谢生云：“此是活法。”余续曰：“活则有办法，死则唤作没法子。”平日多了欢喜，便以为人间再无疾苦。老沈有罪。谢生云：“人间直爱欢喜，孰能自知疾苦。”余续曰：“疾苦只好藏着。便知老沈写字，目颈下只见欢喜。”演音和尚（李叔同）字中有佛法，是从山谷老人来。谢生云：“山谷有情，佛印亦有情，演音最是无情。”又云：“历来学山谷者，皆少情。”沙文若只擅一体。今书家多只一体。古之书法家，无只会一体者。云间某氏亦只一体。吴缶翁能书法，齐某人能写字。缶翁居南可北，齐某客北必不敢南还。老沈能在京师卖字，亦能在沪渎办展，非字之佳也，实乃书学危堕之象。谢生云：“永嘉南渡，南北殊隔。”余曰：“秦灭宛郢，南艺星散。”书家学画易，若东坡者是也。画家学书难，十洲者是也。齐某尚且不及十洲，则于书可知矣。谢生曰：“一起学便好。”又云：“自碑学兴，学书易，学画亦易易。”余以为然。有明一代，书家最称蕃盛，远迈两宋。谢生云：“江南最重明人书，收藏最富，刻帖亦多。”余续曰：“明书家多出苏浙两地。苏浙人推重乡梓，复能团结有爱，此是大优点，他处所不及也。”米元章底字有来历。唐子畏（唐寅）字无来历。最难是看不出来历。学字必得有来历方好，写字必得无来历方好。谢生云：“近数十年以复古为来历，画亦然。”若真看不出来历，人便以为不好。盖世人只认得来路。谢生云：“五十年后，便连来路也无人认得了。”顾苦水（顾随）行书太拘束，然褚法精粹，余不能及。

谢生云：“老沈只是掩遮得好。”三苏僻处巴蜀，故自幼不省书法之事。老苏要大小苏代笔。大苏天分绝高，非有名师也。谢生云：“书家以东坡、山谷天分最高，右军亦且不及。”东坡未出蜀时，即以书法高自标榜。谢生云：“少年天性，不应苛责。”东坡年少时，喜为人写字，喜刻石，犹今人之喜写招幌也。谢生云：“南京路上走一遭，将款识熟记心中，永不与他见面便是了。”谢生亦妙人。谢生又云：“东坡少年刻石，仅《蜀帖》中存其一二，此亦自然淘汰之理也，固与名声无关。古人自有抉择之公理。”临去，谢生回顾云：“公理恐愈来愈少。”东坡深爱颜鲁公，复钟情徐季海。谢生云：“欧公重鲁公，故坡公亦重之。”余以为非是。坡公岂随人高下者？东坡自云：“尝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其时甫十余龄耳。可证老苏大苏皆不知如何学习书法。大苏犹以书法为玩物。谢生云：“孰不如是？”老沈云：“宋时无人见过坡公手钞经史，盖以钞书为课业也。坡公亦甚刻苦。”谢生云：“天分自不能当饭吃。”又云：“坡公有写经。”

谢稚柳书诗词

欧阳文忠公云：“学书最费纸，犹胜诸饮酒啖食。生平不以整纸作书皮。”谢生云：“《世说新语》曰：‘王羲之在会稽，谢安就乞笺纸，羲之以库中九万枚以馈之。’故知古来能书者皆极勤劳，欧阳公费纸云云，大老实话也。”余曰：“竟不知王谢有此典故，读书太粗疏。”谢生又云：“一般人家，无钱买纸，故书法家只能出在豪富。”余曰：“古人画沙作字，以大地为纸张，何必用钱？”又曰：“张伯英练字，一纸上重重叠（叠），亦是一法。”谢生云：“沙土诚可写字，然笔意锋芒皆无感触。”余曰：“老沈亦甚费纸，只是仍要宣扬画沙作字。”谢生笑不可抑。东坡《书所作字后》云：“书不在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又《和子由论书》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又《跋鲁公草书》云：“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此三篇乃宋人书法尚意非法之最早记录者。时在治平元年，东坡廿八岁，上距鲁公之卒二百八十年，冥冥中有定数焉。其时鲁直二十岁，元章十四岁，君谟五十三岁，越两年便亡去矣。欧公不甚看重蔡君谟，以其多学而不专，难于精深也。谢生云：“欧公书学差逊，以道德文章胜，故见不得人家兼善各体。”又云：“欧公定是妒忌君谟。”又云：“东坡服膺欧公，盖不学者同病相惜也。”东坡虽在僻壤，闻见不广，然思虑深远，宜其为有宋之冠也。谢生云：“清季以来，坏在见闻太广。”余续云：“我等死亡以后，学书者见闻再不会广。”谢生云：“广亦悲，不广亦悲，时也，势也。”郑道昭、黄鲁直，都是道门中人。谢生云：“书、画都与道近。东坡亦晓道家秘术。清四家无道法，作画但有笔墨而（无，或少、鲜——释者）生气。吴某是其余孽。”余曰：“噤声，噤声。”赵松雪字是天子家法，传自蔡君谟。东坡极推重蔡君谟。谢生云：“蔡氏从鲁公来，然颇失诸欹侧，不复庄重。”余谓曰：“人言谢生痴，谢生何太痴！鲁公字，本应欹侧。”谢生云：“善哉！欧公以鲁公为贞正表率，君谟写颜字却不敢取其正，无怪乎欧公之贬斥君谟也。”东坡、山谷书出同源，然两不相侔。东坡嫌山谷太放，山谷嫌东坡太假。米元章是帖学正宗，尊东坡而鄙山谷。谢生云：“元章是假癫。”余问曰：“元章之世，有文字狱否？君试一考之可也。”山谷早年惟思以文章行世，不重书法，后乃省悟。山谷书法亦非师授。谢生问：“然则其时书法尚非士大夫进身之要阶？”余答云：“当时欧公以道德文章名世，欧公不善书，故时人不以书法为贵重。必俟坡公起，书法然（后）起。”

苏轼《阳羡帖》

山谷推重苏文，书法亦自规模苏书始，晚乃讳言之。谢生云：“老人瞧见东坡能独出心裁，便得了一个方便窍门。”此语虽俗，然颇恳直。谢生云：“山谷起自寒素，故随人起伏，颇善钻营。”余曰：“此正不必苛责者。”山谷心太高，故字放纵。东坡心比山谷更高，乃肥厚。谢生云：“子昂放得下，故雅逸。”余续云：“右军心苦。”谢生哑然，老沈亦无语。人言东坡放诞，实则不及山谷之不拘束者远矣。惟其不拘束，故能出法度之外。南朝、隋唐以至杨少师、蔡苏二公，无不被右军、大令圈圄，变或不变，都有根基。颜、柳、蔡、苏，不过王家僮奴火夫，或烧柴，或燃禾，锅却仍是元常所造，水仍是右军所担，米仍是大令所舂。有人做得成熟饭，有人只是夹生半吊。端将出来，桌椅还在王家厅堂之中，客人都在王家门内。山谷非僧非道，癞头跣足，进不得门去，便连那宴席的影儿也未曾看到，那味儿也未曾闻到。于是寻得一破庙，将那佛祖的断手残袂垒些起来，支楞半个瓦釜，劈开供桌当柴，取了些祭胙蔬果，一股脑儿扔将进去，再灌些观音净瓶中的露水。不移时，便觉香气绕梁，你却说吃得吃不得？右军不如此写，山谷偏要如此写。山谷之笔法，全不与右军同。或以为山谷为坏笔法之祸魁，盖只知门内事也。山谷在门外再造江山，虽右（军）亦当拱手矣。谢生云：“吾国书法，至山谷为一大变，至晚明又一变。”苏《荔子碑》，从黄《题中兴颂》来。东坡乃善学书者。谢生云：“善学最难。能书者善学，更难。惟天资卓异者最善学。”宋人书法以意胜。盖苏黄都无甚根基，必得别出机杼也。谢生云：“老沈要教坏世人。”余曰：“要有苏黄恁样学问。若齐某那等人，坏便坏了。”余又曰：“宋院画只能工整，米颠方能披点山水。其意一也。”宋人以有唐诗在前，不愿意循规蹈矩，乃有宋诗。苏黄因依傍无着，不得门径而入，故讲意趣。谢生云：“清人禁锢太久，便要学残碑。”朱子之字，亦是万世师表。稿草书，钟元常传王右军，再传颜鲁公、朱晦庵。朱子之草书传万世。明人、清人，至于廿年前稿草，皆是朱子法。谢生云：“江南豪富之家，都蓄宋人书札，亦是此意。”余戏曰：“君是现身说法。”敦煌遗经字体，即是当时之佛书。古今异趣。谢生云：“敦煌经生，多落拓贫家子，然笔意高绝。故佛性即人性也，固不与佛法深浅甚事。”李某之书，佛在纸上枯坐，面目甚苦，强作慈悲。谢生云：“佛家有观音，亦有金刚、小鬼。”又云：“观音有七十二妙像，必以拈花拂柳为道法，则去佛愈疏矣。”谢生又云：“世人喜慈悲菩萨，李某盖投俗所好，刻意为之，其实与书法无甚关系。”老沈续曰：“如人入阿鼻地狱中，彼不自知，亦救他不得。风教不行，此是必然结果。”谢生默然，若欲垂涕者。

“老沈写楷字墓志，有佛法在焉。”此谢生谀辞。虞、褚等，亦能写敦煌字。谢生云：“若是如此，则古佛亦甚张扬，不太肯做俯首低眉状。”余颔首称是。米元章《海岳名言》曰：“开元以来，因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未复有矣。”又云：“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老沈曰：“此都是习见书，而谈敦煌者皆不读之。”谢生云：“读书太苦，人要行乐，百乐门必得比合众图书馆热闹。”余调之曰：“君竟知门内之娇娃否？”赵孟坚《书法钩玄》云：“《遗教经》宛如经生书，了无神明，决非羲笔。”谢生云：“宋元时尚能多见六朝写经，诸名家亦多见重。明清以来，骤然灭寂，百无存一。翁家有两卷，赵子昂、董玄宰各有跋，鼎革时失却，云是北齐物。别有唐写数卷，不佳，惟是传世者，非敦煌所出。又有辽人写《大般若》一卷，更劣。”世传羲献墨迹，多是米元章假造。世传苏黄墨迹，多是祝枝山假造。羲献易鉴，苏黄难辨。谢生云：“江南之家，苏黄堆积。”又云：“文祝有代笔，假苏黄不必都是真文祝。”子昂《洛神赋》精妙绝伦，《胆巴》端正庄严，简札与右军相抗手。谢生云：“《胆巴》与碑铭不相类比。”余笑曰：“此正是大关窍处。”李北海《荆门行》，昔人以为集字，盖北海尝习《集圣教序》故也。品鉴书法，必得知晓其人之家世师法。否则，盲人扪象，揣其一端，然后去象远矣。谀《圣教叙》而薄《荆门行》者，岂足与论书法之流变哉？《裴将军碑》确是鲁公真迹。《蒙诏》从《裴碑》出。《裴碑》伪，《蒙诏》亦伪；《裴碑》真，《蒙诏》亦真。谢生云：“俱不真。”又云：“前人说真者，盖欲卖拓本也。若说假，如何卖得高价？”余曰：“张勺圃是矣。”又云：“老沈便只卖珂罗本。”《大麻》《小麻》，有大小之形，无大小之笔。乃缩尺为寸，不足为法。《争座》是用《多宝塔》之法写成，亦不足法。鲁公世代做干禄字。颜书之楷行大小，笔法偕同，同是干禄字也。谢生不以为然。明人不想写干禄字。清人只会写干禄字。谢生云：“沈度卓然伟人”。余曰：“洪武出身微贱，永乐长于行伍，都与书法无涉，且未措意于书法。然帝王必要朝纲整肃，规矩森严。看沈度端正严肃，便以为本朝书法第一，可与右军比。此乃盲人拄拐，管他是木是竹。永乐何曾（知道）右军是何种模样？”谢生瞿然起曰：“老翁差矣！沈度字，重而不肥，厚而有骨，无勃海之险而体势骏奔，去河南之俏而姿态雍雅。颜平原要方圆并举始能刚柔相济，沈自乐却是笔笔如截铁断刀，柔在锤锻中，圆在锋线外，不得以其为台阁之祖而蔑之。台阁之衰弊，馆阁之俗陋，固非沈氏之罪，亦非沈氏之初衷也。”余曰：“唐突！唐突！沈度之字，必得看过所写诏命敕书，方知其超迈唐宋。适才所言，盖哀其所处时代之暝晦。上无所好，人世便少却许多指引，乱相由此丛生。虽沈度之伟略，亦只得照耀二三十载，而勿能长久焉。”谢生笑曰：“此翁善辩。”

山谷以后，书法至于朱明，又有一大变，张弼其始作俑者也。然张氏学殖浅薄，复不省书法之本原，一味颠乱，实是恶趣。谢生云：“张旭、李白是借酒行事，张弼则是醉汉发酒疯。”余曰：“待黄道周、傅青主出，仍是写大草，仍是使性任为，却能看了。古人云不学无术。写字是术，学问阅历是法。无法则无天，就是俗人妄人。”谢生云：“就如脂粉，自然是好的，庸脂俗粉便看不得了。”徐青藤自称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青藤画极佳，书法实未得法，与张弼恰是一对儿，毛病亦是一样。张、徐之病，不（在）笔法，亦非因体势。他二人笔法皆圆熟融洽，体势乖张，亦多有渊源，病在笔与体相隔相离。《史记》云：“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形神离则死。”移以谓书法乃至一切美术，无不妥帖。谢生云：“此还是术与法、与学的关系。”王觉斯乃明季第一人。觉斯深研右军，笔法瘦硬，字形乖张而在法度之内，笔、体相用。谢生云：“张弼字俗，觉斯字雅。”余曰：“觉斯之雅犹在华亭之上。华亭乃雅俗共赏，以俗为雅；觉斯是真雅，与俗无涉。”文、祝从“二王”来，以赵为师法，旁采唐宋诸家。又肯下苦功夫，字有古意，具法度。谢生云：“文、祝多草行，亦是南朝遗风。”董玄宰字有四家意，却能让一般人看着喜欢，甚是高妙。谢生云：“华亭刻帖能鬻利，又能传播自家喜恶，亦为有趣。”余曰：“董是明白人。蒙元散曲、杂剧勃兴，朱明复盛行市井人情小说。人皆喜浅近，不喜高堂教化；皆喜用白话，不喜诘曲聱牙。你看明季文章，就如慧能传法，人人都能听得懂。华亭爱钱贪财，必得盘剥细民。他又得在细民黔首前树立威严，所谓近而不亵，华亭深明此理。张、钟、“二王”、颜、柳、苏、黄、赵、柯以降，书法还能更上层楼否，华亭以为难于上青天。不能上，便往下。他要人人看着好，人人又觉得难，轻易写不出来，却又能有一二仿佛相似。古来刻帖多矣，只华亭能卖出许多去，盖因他让人都看着喜欢，让人人皆觉得自己也能学得成那样。华亭书法，便如度世的观音，送子的娘娘，最能与人间相近。”谢生云：“故华亭字最易改造。乾隆学他不成，后来便有了馆阁体。古人所谓「取法乎上，降格以相从」者是也。世人因鄙薄馆阁，因而蔑视华亭，实未知华亭之妙法所在。”大欧当居唐楷首座，鲁公从兹来。谢生谑云：“不说褚者何？”历代皆有通行之字体，悉由官定。秦之八分、隶书，汉之章草，唐之真书，宋之院体，元之赵体，明之台阁，清之馆阁，皆是也。异姓鼎革，必变字体以应之，如正朔然。谢生云：“此是自然变迁，非出官定人为。”

盛熙明《法书考》卷二：“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始皇时，官务颇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时人用写篇章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钟繇善章程书也。且「二王」不善于八分，唯伯喈造其极焉。”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始为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易大小篆方圆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书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亦曰佐书。案：八分乃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陈导（遵）善书，后钟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极焉。”又：“章草者，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已损隶规矩，纵任奔逸，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始善书之。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谢生来谈，老伧胡乱言之，彼亦胡乱应承。《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夜来风起，有星游于长空，排檐寂历，柴门旷荡。援笔以记之，非欲传与人观，俟日明焚之可也。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油尽灯枯之暗黑斋中，七十三叟吴兴沈尹默书。

（本文由李京宇、沈长庆根据沈尹默笔录整理，全文原载于《书法》杂志2022年第3期，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