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东亚社会：驻华美军、民众纠纷和吉普女郎

6月16-17日，“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东亚社会”工作坊会议在复旦大学智库楼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与会者包括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张力教授、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南京大学胡成教授、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等近20位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的学者。

开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建标表示，“冷战时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有必要从思想、文化、性别、全球化等角度去考察美国在东亚驻军及其与东亚社会的关系。”为期一天半的工作坊分为“美军肇事与地方冲突”、“种族、性别与权力——美军性暴力”、“中美形象之重构”、“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角逐”四个板块，先后有13位学者做了报告，由于预留时间充足，大家的讨论交流非常充分，除了对报告相关内容做深入探讨外，历史写作、图像使用规范等问题也多有提及。澎湃新闻选取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维缜和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杜春媚的报告作详细介绍。

会议现场

青岛民众对美军刻板印象之形成

张维缜的报告题目为《盗窃、伤害、车资与嫖娼：美军与青岛民众之纠葛与刻板印象的形成》，以1948年青岛市警察局档案为基础，主要探讨了青岛市民对美军的刻板印象是如何产生并强化的。

张维缜

张维缜首先介绍了美军登陆青岛的背景情况。抗战胜利之初，国共双方的形势、美军在中国的战略部署以及青岛自身优良的港口条件，共同造就了青岛独特的战略价值，鉴于其重要性，1945年9月16日，美国军舰战后首次进入青岛；10月30日，美军登陆士兵达到20000人。

驻青岛的美军士兵难免与当地民众产生一些纠纷，张维缜将这些纠纷归纳为四类：盗窃、伤害（殴打、枪击、交通肇事等）、车资纠纷、嫖娼。在分析了几则具体案例、援引当时供职于青岛市警察局亲历者的回忆后，张维缜归纳道，美军士兵与当地民众的矛盾纠葛数量虽然不少，但大多为普通纠纷，并未酿成较大的后果。而且冲突不是他们之间的主流关系，就全体青岛民众而言，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双方的接触其实并不多。

美军士兵（杜春媚供图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但当时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为了影响国内外舆论、给美军施加压力使之退出中国，《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不断发文揭露驻青岛美军的不端行为；同时，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厌恶也加深了他们对美军的负面形象；此外，1947年由山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两次反美怒潮也对丑化美军形象大有助力。张维缜认为，以上因素导致美军“无恶不作”、“残暴不仁”的刻板印象初步形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关系恶化，中国媒体不但批判美国侵略朝鲜的行为，也开始大量报道“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众多批判“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籍（实际上有很多是小册子）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张维缜认为，这些宣传在当时的特殊时期，对激起全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起了较大作用。对于青岛民众而言，数年的亲身经历使他们比全国大多数民众更容易接受这种宣传。此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这类反美宣传一直不断。这使得青岛民众对美军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固化，其影响也超越了那个时代。

在报告最后，张维缜讲述了他外公（解放战争时期供职于青岛市警察局）的一段回忆：“我感觉美国兵挺憨的，天热，他们脱了军靴乘凉，有些小孩子趁他们不注意时提了军靴就跑，这时候美国兵一般不会去追，而是从背包里又拿出一双军靴穿上。”他希望能借此题目“寻找历史的多个面向”。张力教授在评议时说，他生长的高雄和青岛一样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同样有美军驻扎。当时在高雄酒吧及盗版书籍、唱片市场很好，而且美军在当地曾组织篮球赛等亲民活动，不知道驻青岛美军是否有类似的亲民活动以改善其自身形象？

张维缜回应，青岛和高雄的情况不同，他在材料中没有看到青岛民众和美军的正面接触，只看到国民党军队和美军之间办过酒会等联欢活动。但是美军也会对一些负面消息作出澄清说明，还有救济中国百姓等行为，试图挽回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会议现场

“吉普女郎”与二战后驻华美军

杜春媚是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之一，她的报告题目为《“吉普女郎”与二战后驻华美军》，从性别、阶级、种族等多重文化视角，解读男性精英对吉普女郎的批判。

杜春媚

杜春媚首先介绍了吉普女郎的定义及分类。“吉普女郎”被用来称呼二战中和战后与驻华美军有亲密交往的中国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类是贫困的妓女，她们处于最底层，数量也最多，由于语言不通和双方都难以辨识对方的个体差异，她们常被统称为“Mary”,就像美国大兵被叫做“Joe”一样；第二类是在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工作的舞女、招待，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娱乐界、社交界的活跃分子，比如（前）舞蹈、戏剧明星和演员等，她们常常是小报追踪的对象；第三类是年轻的现代都市女性，包括老师、公司职员和大学生等，这个群体也是当时报纸杂志的主要攻击对象。

吉普女郎的漫画（杜春媚供图）

对吉普女郎的广泛报道和谴责批判主要来自于精英男知识分子。有的人刻薄地称美兵为“癞蛤蟆”、“洋丘八”，讽刺吉普女郎的“洋臊气”；有些评论者反复强调美兵的活泼、天真、外向与富有活力对于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的吸引力；还有评论者将这种吸引归结于种族的差异。

杜春媚认为，对于都市现代女性来说，吉普女郎的含义与男性精英的批判话语并不相同。某种程度上，美国大兵带来的不只是、甚至不是主权侵犯和异国情调，还有现代社会的新商品、新价值观与新范式。对于一些女大学生来说，身体健壮和性格活泼的美国大兵提供了和传统审美不同的男性模式。与此同时，伴随着女性角色和自我意识的改变，一种新型的女性美的范式也逐渐建立，这些现代女性学习英语、跳舞、滑冰、看好莱坞电影、听爵士音乐、穿尼龙丝袜、抽烟喝酒，乐于接受并消费西方的物质与文化，她们崇尚的不仅是思想自由，还有身体自由和消费自由。

美国士兵和吉普女郎（杜春媚供图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而对于大部分战后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说，吉普女郎的形象带有某种极具腐蚀性的可怕力量。对于吉普女郎的谴责也反映了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多重丧失的焦虑和恐慌。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于国家主权的丧失的恐慌，也包括了对于中国女性所有权、控制权的丧失，根本上也就是对于自身男子气概（masculinity）丧失的焦虑感。

尽管吉普女郎是一个多样的群体，其中包括一些自愿和美军平等交往的女大学生和大家闺秀，他们之间的活动也可能仅限于普通的社交，但中国男性所创造的“吉普女郎”的标签却将这个群体塑造为一个没有尊严并导致国格受辱的负面形象。这种简单划一的做法与他们愤怒情绪和民族主义的表达，这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对于男性气概受到损伤的焦虑，以及传统社会价值观受到西方物质主义威胁后的恐惧。杜春媚认为，在对于吉普女郎的表达中，私与公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一些私人化、不便明说的心理与情绪借由民族主义和反帝的公众旗帜被夸张地表达出来。

此外，杜春媚还将视野扩展到冷战时期反美主义的全球背景，考察美军士兵的性浪漫和性暴力，继而简单梳理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建构历程。她最后总结道，“吉普女郎的批判话语混合了男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多重诉求。”

金光耀教授在评议时说，“吉普女郎”的定义值得进一步商榷，尤其是第三类，比如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她原来是采访陈纳德的记者，后来与之结婚，那么她算不算是吉普女郎？另外，“吉普女郎”在建国后的很多影视作品中也有提及，金光耀提出要考量“吉普女郎”这一形象的延续性。

胡成教授赞赏将吉普女郎与日本“panpan”女郎和欧洲的“战争新娘”等一起比较的视野。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国人对吉普女郎的反应如此强烈？胡成认为，除了民族主义之外，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心态”也是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