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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画外因| 被认为是炮灰的大头兵,却赢得了滑铁卢战役
一幅画作,尤其是历史画,总能提供大量的历史信息。受制与画家本人的艺术观念、道德立场和生活境遇,他(她)们在创作时亦有曲笔,甚至编造,这其中有怎样的历史隐情?近日,《画外因:50幅世界名画中的隐秘历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不同于专业的艺术史著述侧重谈“艺”,本书的特点是讲“史”,即将空间上平铺的绘画艺术,拓展为时间上多维的历史表达。解读画作背后鲜有人知的历史细节。“专栏·画外因”自“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刊发以来广受好评,此次集结出版以更多的文本和图片资料讲述画家与画中人、画家与创作背景、画中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历史的真相也被一一还原。
此期“画外因”讲述的是约翰·菲利普的作品《国民军》: 乔治三世时代,英国人生活中也有两件事无法避免——与死敌法国人作战,更多的红衣大头兵。”乔治三世时代,英国陆军对法作战中却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英国温泉小镇巴斯的征得的士兵,多半是成为新一拨炮灰。但没想到,威灵顿公爵指挥的滑铁卢战役中红衣大头兵却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坚韧、毅力和血性。
《画外因:50幅世界名画中的隐秘历史》书封1815年春,英国温泉小镇巴斯镇府的议事大堂里,一场征兵大会正在进行。画家约翰·菲利普,将忙碌嘈杂的场景框定在一幅叫《国民军》的作品里。
画面右侧,一位穿着红色大衣的军官背对观者,他将佩剑当作拐杖拄着,审视着大堂里的人。
画面中央,条桌旁坐着一位书记官,一面在为报名参军的人进行登记,一面时不时扭头抬头瞄一眼军官。书记官身后,一个圆脸的年轻人摘下毡帽,正在测量身高。木制身高测量仪旁高凳上,站着另一位军官,也是红色大衣,胸前斜披着的白色绶带是十九世纪初英国陆军军官的标配。
再往右边,一位大夫正在为另一位青年进行腹部检查。
条桌后边,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大男孩正在等候领取表格。在他附近,一位带着假发穿着棕色大衣的官员审核着他的推荐信。
画面左侧,坐着一位蓝衣法官,他在对征兵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
而在画面左侧两扇窗户之间,整个一面墙上,挂着当朝国王乔治三世的肖像。
约翰·菲利普,《国民军》 ,1849年 ,贝里美术博物馆藏画面里的这幅肖像,应该是1780年代的乔治三世,差不多是征兵大会30年前。那是国王风华正茂的中年时期,老年之后长久折磨着他的卟啉病(症状是精神失常)尚未袭来,由于膳食合理加之勤于锻炼,一身戎装的国王显得异常英武。拿同代作家霍勒斯·沃波尔的话来说,乔治三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红光满面,笑容可掬”。
“笑容可掬”的国王陛下,看着的是一群即将成为子弟兵的年轻人。
乔治三世加冕像,阿伦·雷姆塞作于1762年这些年轻人或许是面包房掌柜的儿子,或许是刚被解雇的花匠,或许是酒店里的跑堂,但只要体检合格,不久后,他们将穿上英国陆军标志性的红色军服,被派往欧洲大陆,准确讲是滑铁卢。他们将在威灵顿公爵指挥下,同拿破仑帐下的法军干上一仗。
此前消息传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把刚复辟的波旁王朝推翻,再度称帝。大战一触即发。这是征兵大会的历史大背景。另一重必须予以说明的背景是,早先威灵顿公爵所率领的那支在伊比利亚半岛打出了些许威风的部队,被派往了北美。
于是,就有征兵大会的一幕。
这群候补士兵在滑铁卢将全身而退还是成为炮灰?当时,他们不知道,墙上的“乔治三世”也不知道。
可以确认的是,一旦他们成为红衣大头兵,他们每人每天可以领到六便士的饷银,其中将扣除军粮和置办红衣的费用。这是乔治三世爷爷乔治二世给予士兵们的福利。虽然很多年过去了,虽然英国财政在一代名相小威廉·皮特的有效治理下,大有改观,但士兵们的待遇始终不变。
这群领着六便士饷银的年轻人,在欧洲军界有着与微薄军饷相匹配的名声。后世的英国政客托马斯·麦考利很委婉地赞美过自己的前人:英国陆军就是全欧洲的笑柄。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战事中,除了挨打、被赶到船上、或被迫投降,没有任何建树。占领几座西印度群岛的糖岛、驱散一些半裸的爱尔兰乡巴佬,已经是英国陆军赢得的最精彩的胜利了。
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得硬着头皮上战场——他们都是在教区征兵抽签中被选中的幸运儿。根据当时的《民兵法》,除非他们有钱雇佣他人来代替自己享受这份好运。否则,他们必须去欧洲大陆,而他们面对的不是半裸的乡巴佬,而是武装到牙齿的拿破仑大军。
套用富兰克林的名言:乔治三世时代,英国人生活中也有两件事无法避免——与死敌法国人作战,更多的红衣大头兵。
两件事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什么需要更多的红衣兵?因为是同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法国陆军为敌。那乔治三世为什么同法国人为敌?因为1775年,法国人支持了北美十三块殖民地的反英叛乱(美国独立战争)。
作为德裔汉诺威王朝第一位能说流利英语的君主,乔治三世觉得,唯有与法国人为敌,才能显出自己是一位正点的英国国王。事情就是如此简单而拧巴。
更拧巴的是,尽管一直揪住法国不放,但乔治三世时代,英国陆军对法作战中却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红衣大头兵的心理阴影面积,比欧洲大陆还大。
按照观古知今的逻辑,约翰·菲利普画中,那些“乔治三世”笑看着的年轻人,他们前程也多半是成为新一拨炮灰。
但没想到,事情就此打住了。逆转的关键人物,是前文提及的威灵顿公爵。关于滑铁卢战役,关于威灵顿指挥下的红衣大头兵,历史的记载是:在防御作战中,他们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坚韧、毅力和血性。那位在大堂里测量身高的圆脸年轻人,或许就是战壕中的一员。
稍显遗憾,红衣大头兵在滑铁卢的伟绩,国王陛下浑然不知。在滑铁卢战役四年前,乔治三世就已陷入永久性的精神失常。他又老又瞎,须发皆白,穿一身紫色睡衣,在温莎城堡一套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蹒跚地踱来踱去,形象与画中的肖像判若云泥。只有胸前佩带的嘉德勋章还提醒人们,这位病得不成样子的老人是英国国王。
附:
作者自序:为什么要从一幅画来解读历史?
在前摄影时代,画作承担着记录历史的功能。画家的笔比之作家的笔,或许缺乏想象层面的延展性,却更为直观。1861 年6 月27 日,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的使团在枫丹白露,以泰式爬行礼觐见拿破仑三世的情景,无论用多少文字描述,都不如让- 莱昂·热罗姆所创作的油画作品真切。进而言之,暹罗使节“头戴金丝掐花的高尖礼帽,身着轻柔绵软的绸缎锦袍”,他们脸上恭谨的神色,以及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的傲慢——如若仅有文字记载,而没有画作的呈现,那么这份历史现场感是虚幻的。所以,一幅画作,尤其是历史画,总能提供大量的历史信息。
诚然,受制于画家本人的艺术观念、道德立场和生活境遇,他(她)在创作时亦有曲笔,甚至是编造。譬如,拿破仑御用画师大卫笔下的拿破仑,就永远是“伟光正”的形象;而《听琴图》里的宦官童贯,居然长着胡子……凡此种种,赤裸裸地挑战着人们的常识。不过,正因为画家的曲笔如此“悍然”,其背后的蹊跷便更值得推敲。而此时,与画作相关的文字资料便有了用武之处,它可以用来辨识画作中的信息,也可以铲去画作上的涂层,揭示画作所刻意隐含的信息,所谓证实和证伪。
《听琴图》,孙必达绘于1240年代,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外因”的写作意图,就是从画作所呈现的内容里,找出可疑、可议、“不可告人”之处,理出线索,排查其后的历史因缘。事实上,每一幅历史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打着问号的细节。将这些问号拉直,真相图穷匕见。对于大卫塑造的拿破仑,拿破仑自己都觉得羞愧,斥为“宣传鼓动之作”。而《听琴图》乃失意画家孙必达假托赵佶之名的造仿之作,存心露出的破绽有讥讽之意!不同于专业的艺术史著述侧重于谈“艺”,这本书的特点是讲“史”,即将空间上平铺的绘画艺术,拓展为时间上多维的历史表达。通过介绍50 幅中外画作,来解读与这些作品相关联的、所隐含的50 段历史。而在由画到史的过程中,作者着重诠释三层关系:作画者与画中人的关系、作画者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画中人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纵观这50 篇专栏,大抵都逃不脱这三层关系的框定:《以怀念之名升级一下革命友谊》,解读的是作画者库尔贝与画中人蒲鲁东的关系;《身体是她心灵的囚笼》,解读的是作画者弗里达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公主病”的前世今生》解读的是画中人玛格丽特·特蕾莎与历史背景的关系……
在对上述关系的解读中,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历史脉络,从画面细节中跳了出来——为什么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骑的是驴而不是马?为什么说德拉克罗瓦在《自由引导人民》中夹带了一些私货?为什么说《东丹王出行图》中的压角印暗示了作画者(也是画中人)耶律倍的归宿?这些具有浓厚冷知色彩的发问,其实是对作品的再度审视。也正是在这种审视中,画中人变得生动起来,他(她)从历史走向当下,将自己的际遇向观者(读者)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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