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观察｜北方邦与旁遮普：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魔力与局限

3月10日，印度北方邦、旁遮普邦、北阿坎德邦、果阿邦与曼尼普尔邦选举计票开始进行。截至3月11日晚的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曼尼普尔邦、果阿邦获得过半数及以上席位，平民党（AAP）在旁遮普邦大胜国大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其中，印人党在北方邦获得连任的意义格外重大。在印度，如果一支政治势力能控制印地语带（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切蒂斯格尔邦、哈里亚纳邦），那它就大概率能在全国选举中问鼎总理宝座。而在印地语带中，拥有超过2亿人口的北方邦又是重中之重。这不仅因为该邦向人民院（下院）输送80个席位，还因为其被认为是印度文明和印度教文化的发祥地。对于主打文化民族主义牌的印人党和印度教右翼来说，获得这个宗教与文化大邦认可的重要性格外凸显。

自2017年在地方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以来，北方邦也成为印人党推动其社会经济议程、向全印展示“良治”的重要窗口。许多具体政策都是北方邦印人党政府首先发起，后推广到其他邦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则成长为全印人气领袖，在印度教右翼内被认为地位仅次于总理莫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和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最高领袖”莫汉·帕格瓦特，位列第四，被许多舆论认为是莫迪最热门的“接班人”之一。

原本，印人党对北方邦的掌控坚如磐石，但2020年底升级的农民抗议和第二波新冠疫情却给印人党在该邦的执政前景添加了变数。在这种背景下，包括印人党在内的政治印度教右翼在北方邦投入了重注，一举逆转了不利局面，成为1985年以来首个在北方邦连任执政的政党。本次北方邦选举，也成为观察者们窥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魔力的绝佳窗口。

移动互联网放大“宏大叙事”的威力

印人党在北方邦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这一叙事主要涉及印度教文明的复兴与发扬、果断决策的政治风格、为国献身服务的清廉形象、普遍与包容性的发展、印度的大国地位与尊严、对印度“敌人”的坚决反击等。自莫迪于2014年胜选执政以来，印度国内政治就呈现出印人党主打“民族”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其他政党主打具体议题的特征。与印人党相比，其他政党明显缺乏将各具体议题相串联的意识形态框架。

在本次北方邦选举中，政治印度教右翼的“宏大叙事”充分发挥了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之前，许多媒体报道都基于西方选举政治的经验认为，肆虐的失业、凋零的经济和高涨的物价等经济方面因素使印人党在北方邦面临非常严峻的选情。然而，许多深入一线的印媒报道都显示，选民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凋零与失业问题看做是“自然现象”，“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与此相对，许多选民深受印人党有关“国家”和“民族”叙事的影响，认为整个国家正在“走上正轨”。甚至有许多选民认为当下通货膨胀高涨是为了印度更长远的经济发展。在本轮邦选中印人党在宣传中将总理莫迪能否在中央继续执政与北方邦约吉政府挂钩，使得很多选民认为“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莫迪”，有必要投约吉政府一票。

当下，大众传媒对印度社会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成倍放大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的威力。在报纸、广播、电视和固定互联网的时代，由于不如人意的识字率、低下的城市化率与较分散的经济格局，大众传媒在印度的影响力长期较为有限。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印度在2015年前后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以提供质优价廉的移动通讯基础设施的华为和供应廉价智能手机的小米、OPPO、VIVO等中国企业助推下，印度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呈指数性增长。根据“环球数字洞察”（Global Digital Insights）报告，印度的互联网用户在2014年莫迪首次当选总理时仅有约7400万，而到2020年已经达7.44亿。有研究认为，2022年印度互联网用户将达到约9.3亿。移动互联网的扩张使得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大众传媒的穿透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方邦庞大的失业年轻人群体成为印度教右翼的最大助力。根据印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北方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20岁，是印度最年轻的邦级行政区之一。而其劳动参与率却从2016年的45%跌到了2021年末的34%，失业在年轻人中更为严峻。而使用廉价智能手机娱乐则成为这一庞大失业群体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也使这一群体暴露在了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当下，被政治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感召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其最基层“志愿者”的主力，成为了印人党庞大的选举机器能够以相对廉价的方式运行的关键。

政治印度教右翼在社交媒体领域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成为其得以战胜政治对手的最强大武器。根据印媒报道，仅印人党在北方邦就拥有约16万名“网络协调员”，并在每个县都设置有专门的“信息战指挥中心”，这些组织大多为“志愿者”运作。每时每刻印人党相关人员都会搜集最新的政情动态，根据全邦和各县动态制作出最新的宣传口号、短视频、漫画等等。消息一经发出，相关人员都有责任转发，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1.6亿点击量。这种主打“人海战术”的印度教右翼网军，堪称人类网络空间中最强“水军军团”。

缔结多社群政治联盟的利器

尽管高喊“反种姓政治”的口号，但政治印度教右翼事实上是种姓政治操作的高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种姓、社群政治在印度兴起，成为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印地语带腹地政治碎片化的主要原因，选民投票行为被证明与其种姓、教派和社群身份高度相关。在印度简单多数票当选的制度背景下，缔结各社群之间的政治联盟成为重中之重，印度国内政治运作也被戏称为“种姓算术”（caste arithmetic)。能够获得40%选票的政党，往往就能获得执政地位。印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正是靠着驾驭“种姓算术”的高超技巧而成为政治印度教右翼内第二号人物的。2017年，也正是在沙阿的一手操持下，印人党得以在北方邦超越其传统的高种姓基本盘，达成前所未有的多社群政治联盟，最终在全部403个席位中斩获312个席位狂胜。

本轮北方邦选举显示，种姓社群仍然是印度国内政治运作的关键因素。以印人党在北方邦最大的对手社会主义党（SP）为例，这一政党的社会基础被认为是阿希尔人（Ahir)，特别是阿希尔人中的亚达夫（yadav)种姓，其长期盟友为穆斯林。本次选举中，社会主义党也成功打造出了具有较强实力的多社群联盟。根据截至3月11日的计票结果，社会主义党与其盟友已经获得125个席位和30%的选票，将印人党的席位压缩至了273席。从得票席位分布来看，受到农民抗议冲击最大的贾特（jat）种姓聚居的地带也多倒向社会主义党及其盟友。

但是，本次北方邦选举也揭示出，以社会主义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叙事方面的贫乏，制约了其构建多社群政治联盟能力的上限。许多北方邦选民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尽管当下的生活状况远不及社会主义党执政时期，但社会主义党执政时亚达夫人趾高气昂，令人难以忍受。因而，他们表示“宁可买食物多花钱，也不愿意低人一等”。

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则为许多民众提供了相比“种姓政治”更易接受的图景，也成为了政治印度教右翼打造联盟的利器，其各项政策也往往围绕这一叙事展开。例如在福利分发方面，北方邦印人党政府特别注重普惠和不经中间人直达家庭。在第二波疫情带来巨大伤亡和经济长期凋敝的背景下，北方邦政府通过慷慨的福利发放成功将叙事从“政府治理不当造成疫情肆虐”扭转为了“政府有力的福利措施帮助人民渡过难关”。

在宗教议题方面，印人党则高举发扬印度教“正法”（Dharma)的旗帜，大兴土木修建神庙。宗教成为凝结政治印度教右翼内部的有力武器。例如之前媒体曾曝出北方邦婆罗门种姓与属于刹地利的塔库尔种姓（Thakur，约吉所在种姓）不和，婆罗门认为政府过多偏袒了塔库尔人。政治印度教右翼组织就出面调解了两社群矛盾，以宗教名义请求两社群团结起来共同支持印人党。再比如约吉政府通过严刑峻法打击有组织犯罪，宣称这些犯罪分子都是出自反对党社会基本盘，而印人党致力于无差别打击一切罪犯。甚至约吉本人之所以能被选为首席部长并获得巨大政治威望，都与他知名寺庙住持的身份有关，“出家人”被认为更少受私利限制，更能依照“正法”行事。

印人党或通过控制印地语带长期执政

本次北方邦选举充分展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魔力，但是也揭示了其界限。例如在本次同期进行的果阿邦选举与东北地区的曼尼普尔邦选举中，印人党虽然也获得优势地位，但其胜选逻辑就与印地语区邦完全不同。在这两个邦政治高度个人化、人格化的背景下，掌握金钱资源和通过有效使用金钱、封官许愿收买有实力的政客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在旁遮普邦选举中，印人党多年培植起来的政治基础几乎被一扫而光，截至3月11日仅收获2个席位。这显示，在印地语区进一步向政治印度教右翼聚拢的同时，印度各个“异质文化带”的离心力也在增强。去年西孟加拉邦邦选中印人党的惨败则是这一趋势的另一案例。

然而，全国性反对力量的缺乏，也将使印人党能够通过控制印地语区而继续执掌中央政权。本轮邦选的另一大看点就是国大党在旁遮普邦的惨败。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现任掌舵人拉胡尔·甘地与普里扬卡·甘地之前曾大刀阔斧的干预旁邦国大党布局，甘地兄妹本想乘着农民抗议后旁邦反印人党情绪的东风，携胜选之威重整国大党组织，而旁邦惨败无疑将对其威望构成毁灭性打击。在尼赫鲁-甘地家族这一纽带软弱无力的背景下，国大党进一步分崩离析已不可避免，甚至其彻底消亡也已不是不可想象。

不过，随着印度在经济、安全、社会与对外关系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政治印度教右翼在维系其叙事方面也将持续面临挑战。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失业问题。今年1月，在本轮邦选前不久，北方邦、比哈尔邦一带就有大批学生因为对印度国有铁路系统岗位招聘流程不满而发起抗议，引发了骚乱和打砸抢事件，引起印度和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约1250万名求职者争夺包括车站保安、文员在内的35281个岗位的报录比使印度北部极其严峻的就业局面一览无遗。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莫迪标榜“印度制造”，但印度的制造业岗位自2016年以来已经萎缩了50%，全国工作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已经跌至43%。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在外交方面维护大国地位、有力反击印度的“敌人”之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其对外政策的进一步保守化倾向值得引起注意和警惕。

（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