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方家聚首辩物华

2017年6月10日，时逢中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注：2016年国务院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复旦大学博雅学社共同举办的“方家聚首辩物华——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用价值思辨”主题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报告厅举行。

出席论坛的嘉宾有年届89岁高龄的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乌丙安先生、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耿莹女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先生，以及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四位“方家”围绕“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什么”“谁来保护”等议题依序发言，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主持论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遗产。而今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论是关心文物保护、自然遗产保护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都可以集聚一堂，共商保护与传承。

“方家聚首辩物华——文化遗产保护与活用价值思辨”论坛现场

“茅台”是不是“非遗”？

乌丙安先生说自己明年就是“九零后”了。这句虽是玩笑话，却体现出老人家坚韧的品性。乌老讲起话来毫不含糊，掷地有声。据网上公开资料，乌丙安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5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从师钟敬文教授。自1955年9月以来，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6月10日这一天，乌老其实只重新讲了一件事，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起来一个今天人人都会提到的词，却未必人人都搞得清楚。

从词源上，中国古典传统当中“非”这个字是不常出现的。往往是先有A，才有“非A’”。“非遗”却不是因为先有“遗”，才有了“非遗”。在汉语当中，早先有“无形文化”与“有形文化”相对，日、韩文如今依然使用“无形文化”这个词。而非直接采用翻译自英语、法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同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旨在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中国是第6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进入人大，人大常委会领导直接签字批准，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久之后，有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为“非遗”，大大加速了这个概念的传播。

然而，即便“非遗”一词俯拾皆是，社会上对“非遗”的误解、误用仍层出不穷。举例来说，古琴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本身是一种乐器，即为一种物质，因此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古琴制作工艺、古琴演奏技巧、古琴流派传承、古琴传统曲谱、古琴相关习俗、古琴传授方式等，诸如此类非物质性的技艺和文化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静安寺本身是文物，但静安寺里举行的的所有庙会、仪轨等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也有还未进入的。有人以为“茅台”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茅台”本身是物质的不说，真正作为“非遗”的“茅台酒蒸馏技艺”目前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申报世界级“非遗”的过程中。

活态传承文化遗产

乌老还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的是“活态传承”，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落到收藏家的手中就算“传承”了。

有一次端午节，乌老见到一个地方政府邀请了有名的歌手演唱纪念屈原的歌曲，唱了整整一天。另一边厢，屈原后裔族人边举行祭祀仪式，边悠悠地把传承了多少代的曲调哼唱了，却无人关注。后者就是乌老所说的“活态传承”，但当地政府却以为前者才是能够聚集人气的纪念。乌老经常在调查民俗、民族文化的时候偶遇这样的“笑话”，使他更加坚持“活态传承”是只有当一种技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才有可能传承下去。不论是在学校里教学，还是在传习所传习，都还没有达到“活态传承”的真正目的。换句话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目标，是融入现代生活，而不是仅仅进入博物馆、节庆仪式成为展览或参观的对象。

乌老对复旦大学的同学们说，你们要是喜欢文博却只盯着博物馆，那就错了。首先要看到宇宙、世界中的“博物”，而“博物馆”只是将一部分“博物”放到了“馆”里而已。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耿莹女士也已白发满头，言谈间有大家之风。她说“你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却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她总是自称“老太太”，把自己和自己成立的基金会比做一颗24小时不停电的“小灯泡”，只是想照亮“玩够了的年轻人回家的路”。而这里的“家”，是指中华文化这个“大家”。她说，“凡是炎黄子孙，心里都有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她的信念所在。

“5000年中华文明，曾经是一个诚信的文明。”而现在，“假文物”、“假古迹”可不止一处、两处，“损失太大了”，老太太痛心疾首。

“什么是文化？”老太太又提出“大问题”。她说，“文化是生活”，“是人类创造生活时积累的总和”。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三亿人都在天上飞。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会场里鸦雀无声，“只有喝茶的时候。茶这个字，’人’在’草’’木’之间，才能静下来。”一句话让人惊醒。

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

张廷皓先生以某市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出现了一个在大运河上的超大型游乐体验区的项目规划，并且已经开始动工的例子，来说明“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当时，他疾书一封，向省政府反映情况。“从当前和长远看，再不能开发类似旅游项目，理由如下：开放之日即赔本之时，经济风险不可避免；在世界遗产周围如此建设严重违背我国申遗时的承诺，国内外舆论风险和国际组织黄牌警告风险不可避免；上述两条河道是南水北调重要的输水道，过度开发旅游，水质污染的风险不可避免，也会加剧里下河本已紧张的防洪形势。”

经多方努力，某市决定完整保护这一重要遗址，其保护展示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审定。全国政协启动了由副主席带队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监督。“如果我们对文化遗产是无知的，很可能会对其价值认识不清……对价值的认知是我们保护文物的起始”，张廷皓以此作结。

伍江教授谈起最近上海市巨鹿路上一幢历史建筑被拆毁重建的事件，对于当事人可能面临的处罚力度——处以“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三至五倍的罚款，亦即重造这栋建筑的造价的三至五倍，对于有能力买下当时这幢历史建筑的业主来说，与当时购买历史建筑时付出的价格相比，几乎可以算小数目，更不用提无法“重置”的历史建筑的内在价值了。按照《文物法》规定，拆除文物保护单位可罚款“最高不超过50万元”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至今他没有见过任何刑事处罚的例子。

说起城市文化，伍江教授认为“包容度越大的越先进”，只有文化多样性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水平。一代人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后一代人对文化遗产的传承相比，应以后者为重。现在城市面临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这里头包含了机遇和挑战。他说道，落后、破败的地方当然要改，但“旧城改造”的这个“旧城”往往包含了很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在没有全部查清楚的情况下非要改呢？他说，“我真心希望旧城改造快点结束，越快越好”。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生缪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