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第一次TikTok战争”的迷思；一触即发的粮食危机

"第一次TikTok战争"的迷思

在2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俄乌冲突描述为“第一场由仅拥有智能手机却被超级赋权的个人在TikTok上报道的战争”。同一周，各种出版物开始将这场冲突称

为“第一次TikTok战争”。《纽约杂志》创造了合成词“WarTok”。

3月10日，《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凯特琳·蒂芙尼（Kaitlyn Tiffany）在该刊网站撰文反驳关于“第一次TikTok战争”的迷思。她认为，尽管TikTok是一个崭新的全球平台，智能手机的饱和状态在乌克兰是一件新鲜事，但“第一次TikTok战争”并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

凯特琳·蒂芙尼首先回顾了媒体介入战争的历史。她写道，战争史也是一部媒体史，大众记忆将具体的战争与不同的媒体形式联系起来。越南是第一次电视战争。1991年在伊拉克的第一次战争（指海湾战争）是第一次有线新闻战争，或称第一次CNN战争，CNN因成功在巴格达进行现场直播，而实现了一场“政变”（coup）。十二年后，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本应是CNN的战争”，但却变成了福克斯新闻的战争。它也被称为“YouTube战争”，正如一位新闻学教授所说，在这场战争中，士兵们制作了“带有个人色彩、有时令人震惊地残忍”的自制视频，内容包括枪战、自杀式爆炸和其他暴力，许多视频还配上了说唱或金属音乐。2006年，MTV将其中的一些片段制作成了一部名为《上传的伊拉克》（Iraq Uploaded）的纪录片；然后，第二年春天，美国军方禁止军队在军用计算机上访问YouTube。YouTube大战就此结束，而伊拉克战争仍在继续。

互联网激发了快速组合的叙事——你可以用大量链接证明这一想法——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每一场新战争都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同类战争中的第一次，战争第一次与数字媒体的最新趋势相关联。2012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展开了第一次Twitter战争。2013年，《每日点击》（The Daily Dot）称叙利亚内战是“YouTube和LiveLeak向世界展示的第一次全面冲突”。2016年，《时代》杂志宣布了“第一次Facebook战争”，指的是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在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驱逐伊斯兰国的战斗现场直播。而《大西洋月刊》则引用了一位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说法，ISIS利用Instagram和Twitter，已成为“第一个同时拥有实体和数字领土的恐怖组织”。

这样一来，意义和生命代价截然不同的全球事件就被理解为在线事件的集合。战争是以平台命名的，不管这些平台是否真的决定人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经历战争、记录战争或进行战争。这种命名方式有点鸡肋，但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形式迭代越来越快的时代，又显得有点轻率。如果历史打算称这场战争为“TikTok战争”，那么它应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凯特琳·蒂芙尼接着论证，人们通过TikTok观看和记录这场战争的次数是否比其他方式更多。TikTok在美国拥有1.3亿用户，据推测在全球拥有10亿用户。据《纽约时报》报道，TikTok上的战争内容“远远超过”Instagram，且后者的浏览量也远远落后。在这个意义上，“TikTok战争”这个说法或许成立。

几个月来，位于英国的信息弹性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缩写CIR）的研究人员一直从各种社交平台（包括Twitter和Instagram）获取和验证视频，然后将视频片断聚合成一张易于导航的动态冲突地图。（视频按地理位置、日期、内容类别进行排列，并附有注释，标注了可用的细节和“暴力程度”。）但他们的大部分视频都来自TikTok。CIR的调查主任本杰明·斯特里克（Benjamin Strick）在谈及他的团队于1月和2月监测俄罗斯军队动向时说，他们能够记录和验证的视频中，“80%至90%”最初由平民发布于TikTok。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给他们的狗、食物、聚会拍视频，有时他们会看到大型车辆在周围行驶，看到军事单位，然后也拍下视频”。

即便如此，即时在狭义上，乌克兰战争也不是真正的“第一次TikTok战争”。斯特里克说，TikTok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期间被广泛使用，并提到了CIR正在进行的“缅甸目击者”项目，该项目部分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了侵犯人权的文件，“很多士兵和警察甚至会在TikTok上谈论他们对平民所做的活动。”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阿塞拜疆士兵经常使用TikTok。此外，还有大量关于202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暴力接管的现场视频。去年春天，以色列轰炸加沙，Vox将社交媒体上进行的平行斗争称为“TikTok巴勒斯坦大起义”，并指出一段展现平民逃离空袭点场景的病毒视频，和美女博主为巴勒斯坦制作的视频。

这似乎确实是美国人在TikTok上以一致的方式观看的第一场战争——这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第一次TikTok战争”可以指在TikTok上被看到的第一场战争，或者是第一次通过TikTok应用程序的文化和节奏来解释的战争。凯尔·恰卡（Kyle Chayka）在《纽约客》上的说法——“在观众看来，乌克兰人并不是遥远的受害者，而是知道相同参考资料、听相同音乐、使用相同社交网络的网上邻居”——是迄今为止关于TikTok可能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冲突的理解最令人信服的论点，他认为，这会培养“一种亲密感”。

但是，每一种新的媒体形式都被认为比以前的更直接、更身临其境、更感人——这一事实或假设，通常与卓越的广播频道给战争贴上的标签相交叉。20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想知道，关于战争的照片能否让观众对战争产生厌恶和反感。1968年，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想知道，电视上播放的来自越南的“生动场景”是否影响了美国人对那里的战斗的态度。

就越南而言，这个故事尤其容易被戳穿。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稳步下降，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由图像引发的转折点。历史学家指出，二战期间在美国电影院放映的新闻短片比后来大多数电视新闻节目拥有更多的观众，而且这些短片中有更加生动和令人不安的战斗画面。一篇1966年发表于《纽约客》的文章——题为《客厅战争》——经常被援引用来证明“新媒体带来新的即时性”的流行叙事，但它认为第一次电视战争的播送实际上削弱了其现实性，图像里显示的不过是“一个三英寸高的男人向其他三英寸高的男人开枪”。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政治学和传播学教授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研究了几十年来关于美国战争的舆论数据。他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仅仅因为存在一种新颖的媒体形式，就会产生巨大的或可衡量的影响。他说，在越南战争中，电视新闻中的典型故事是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坐在地图前说：“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但个体往往会记错他们从哪里看到战争中最令人震惊的图像，以及这些图像如何影响他们。作为一种文化，这种现象非常广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体的图像或信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普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应。”

奥尔索斯教授也对围绕TikTok演绎的故事表示怀疑。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只有6%的人定期从TikTok上获取新闻。不过，严格上来说，这些数据仅针对成年人。此外，TikTok的内容可以通过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其他平台聚合而被看到。奥尔索斯说:“如今，有了社交媒体，人们口袋里的信息会越来越多。”“现在提供信息的人不同了，这些信息遵循和传播的路径要复杂得多。”人们继续从电视、广播和报纸（无论是印刷的还是在线的）上获得大量的新闻。“TikTok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塑造世界或美国普通人接收到的关于这场冲突的信息流。”

就TikTok是否会影响人们对战争的看法这个问题，它可能比YouTube或Twitter等网站更令人困惑。TikTok是一款混音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在其中将来自任何地方的音频和视频剪辑在一起——在这场冲突中，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从而创造了普通观众难以分辨的误导性内容。TikTok强大的推荐算法还生成了战争的个人体验，不同用户的信息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些TikTok用户看到了战争的画面，另一些则没有。

作者以自身举例，她看到的大部分乌克兰视频，都是由与其年龄相仿或略年轻的女性分享，其中许多人会说英语，在网络上很有幽默感。她的TikTok动态中最近出现了一段视频，一群年轻人坐在地下室的睡袋上，其中几个人用智能手机上录制视频，这场景看起来很熟悉——就像一场睡衣派对，她只有从平台之外的环境中才能了解到战争的残酷。甚至冲突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训练TikTok算法，以向他们展示正确的内容，其中包含有关战斗和伤亡的具体信息。尽管Twitter或Facebook的普通用户可能无法避免滚动到有关战争的新闻，但对全球新闻不感兴趣的TikTok用户可以轻松跳过这些新闻。

最后，凯特琳·蒂芙尼写道，无论这是否真的是“第一次TikTok战争”，这种说法都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找一场战争的形象与之前所有其他战争之间一些新的、关键的区别，如果能找到新的东西，那么也许我们已经摆脱了很多人无缘无故死去的老故事。如果找到新的东西，那么它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中寻找这种差异显然是可悲的和误导性的。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不知道是“第一次Twitch战争”呢，还是“第一次Discord战争”呢，或者是在一些尚未开发的新平台上的“第一次战争”。

一触即发的粮食危机

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加上普遍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让整个全球化进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按下了暂停键，但业已根深蒂固的某种世界体系并未就此土崩瓦解，反而是让疫情大流行的负面影响持续波及多国。俄乌之间尚未完结的战争也把负面效应带向全球多地——无论是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经隐忧渐显，还是在疫情之下被进一步催生出来，一场全球粮食危机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导[1]，此前全球多地的粮食价格已经因为气候变化和疫情等原因而节节上涨。早在去年，美国的山火、拉美地区的旱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洪灾都让粮食减产，此番俄罗斯向乌克兰宣战，更是会进一步抬高粮食价格，因为参战双方都是小麦出口大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乌克兰是第五大小麦出口国，约占全球市场的10%；它也是最大的玉米出口国之一，约占全球出口的15%；俄罗斯则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约占全球出口市场的17%，同时是第二大葵花籽供应国。单在黑海地区，当地出口至少12%的全球食物热量，包括向日葵油、玉米和其他作物以及小麦。

粮食危机的两个最直接表现，一是粮食价格的高企，这一点在脱欧之后的英国显得尤为明显，而疫情影响下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由于运输受阻等因素而面临比以往更加昂贵的粮食。其二，不少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粮食供应的短缺——黑海地区所出口的小麦等作物很多都是售往非洲和中东一带[2]。与俄乌两国作为小麦出口大国相对，埃及是目前世界上进口小麦最多的国家，同处北非的突尼斯则在小麦进口上非常仰赖乌克兰。在突尼斯，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已经在近几年来不断叨扰这个国家，如今该国普通民众正在面临越发昂贵的面包，但当地政府面对小麦短缺这一事实却也只能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尽量转移民众焦点。

索马里摩加迪休，在临时营地，由于干旱流离失所的索马里难民等待领取食物。

除此之外，联合国早在今年二月份就警告，索马里的粮食短缺将会威胁近半数五岁以下儿童的健康[3]。在非洲之角，该国正在努力对抗前所未有的旱灾，但截至二月份，该国已经有33万名儿童步入严重营养不良的状态，而联合国方面期望做到的是在三月份到来之际花费700万美元以购买必要物资缓解粮食危机对索马里儿童带来的伤害，但如果没有额外的补充援助，三分之一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将面临生命威胁。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4]，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都处于近年旱灾所导致的粮食紧缺境地之中。

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看来，这波粮食危机已经不可避免，目前在萨赫勒一带，人们面临着安全威胁，同时还伴随着通货膨胀以及贫困，要解决粮食危机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以及贝宁之间的地缘局势也会是牵动粮食危机的重要一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粮食短缺导致的难民迁徙，例如不少索马里民众就由于粮食不足而逃离故土。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国际局势不稳定状态的持续，非洲的粮食危机也会受到粮食大国出口放缓以及价格走高的影响而面临恶化的局面。

这场粮食危机也已经波及到了亚洲。在饱受内战摧残的也门，七年以来的战火使得不少家庭都精疲力竭，至少有800万儿童处于饥荒的边缘[2]。但显然更糟糕的还在后头：也门当地的儿童救助机构负责人已经警告称，战争导致的全球粮食危机将会在也门制造额外的恐怖。同样是面临政局动荡的阿富汗，几乎每天都有儿童因为饥饿而死去[5]。在这里，粮食危机有着其固有的根源：糟糕的政府、美国人的插手、运转不灵的经济体系以及外资限制等等。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95%的阿富汗家庭都面临着食品安全的挑战，他们或许不像非洲国家那样找不到粮食，但即便到了菜市场或者超市，多数家庭也拿不出钱来购买食物。换句话说，阿富汗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表现，但战争导致的粮食价格走高势必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影响全球市场。在发达的英国，人们尚且要为食物售价的疯涨而头疼，很难想象在堪称积重难返的阿富汗，粮食危机会否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

同样因为经济危机而陷入粮食危机泥沼的亚洲国家还有斯里兰卡[6]。这个国家正在为当局2021年一纸化肥禁令而面临另一种粮食危机的窘境。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 (Gotabaya Rajapaksa) 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府于2021年4月下令全国改以有机肥料进行种植，这种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的后果就是该国陷入粮食短缺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食品价格疯涨。新冠疫情的出现更是让该国的经济状况变得愈发脆弱。尽管总统在化肥使用政策上来了个大拐弯，给该国农民开了绿灯，但经济危机和民怨沸腾已经让政府束手无策。目前看来，本该在今年三月过后到来的丰收季很有可能变成歉收季，民众将无法像过往一样给自己预留充足的余粮和为来年准备的种子，还要面对昂贵的食材——如果他们能买得到的话。

发展中国家不单是粮食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战争也不完全是导致粮食危机的元凶。在一份报告中[7]，Farmers for Climate Action组织就警告，澳大利亚将因为极端天气的持续出现而陷入粮食短缺的境地。尽管这个国家的处境要远比上述提到的所有国家都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国却也是近年来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大火还是洪灾，澳大利亚的粮食生产都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同样地，新冠疫情以及一度采取的封锁政策也打击了该国的粮食生产。这份报告给出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在缩短供应链条的基础上维持食品供应体系的高效运转，这些都是极端气候事件和疫情带来的教训。不过，澳大利亚尚且如此，其他条件远不如该国的国家或地区要面临的挑战自然也就大得多。何况乌克兰战争依然看不到停火的迹象，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远未到收手的时候，加上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例子所示，粮食短缺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将是相当长远的，一场全球粮食危机目前看来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参考资料：

[1] Ukraine war piles pressure on global food system already in crisis: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d/2022/mar/09/ukraine-war-piles-pressure-on-global-food-system-already-in-crisis

[2] ‘We need bread’: fears in Middle East as Ukraine war hits wheat impor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2/mar/07/we-need-bread-fears-in-middle-east-as-ukraine-russia-war-hits-wheat-imports

[3] UN: Hunger crisis threatens half of Somalia’s young childre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2/15/un-hunger-crisis-threatens-half-of-somalias-young-children

[4] Africa’s Sahel region facing ‘horrendous food crisi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02/1112122

[5] Afghanistan: Hunger Crisis Has Economic Roots: https://www.hrw.org/news/2022/03/01/afghanistan-hunger-crisis-has-economic-roots

[6] Sri Lanka faces food shortages and a meager New Year: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Asia-Insight/Sri-Lanka-faces-food-shortages-and-a-meager-New-Year

[7] Farmers’ report warns climate crisis puts Australia's food supply at increasing risk: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2/mar/09/farmers-report-warns-climate-crisis-puts-australias-food-supply-at-increasing-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