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华评《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世界通史书写的德国范例

《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德]埃瓦尔德·弗里著，[德]索菲娅·马丁内克插图，赵涟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1年8月出版，412页，128.00元

1768年，詹姆斯·库克受英国皇家协会委托，带领“奋进号”前往南太平洋，试图通过观测金星凌日计算出地球与太阳间的距离。同行的还有一些植物学家和画师，受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影响，他们试图将异域的人、动物、植物、石头和土壤记录下来，搜集各种知识分门别类，从而加深对自身的理解并推动人类的进步。在这次旅行中，库克先后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标注到了欧洲的太平洋地图上。

1772-1775年和1776-1779年，库克两度率领“决心号”再探太平洋。相较于第一次旅行中的科学导向，后两次旅行更多的与英国的世界地位有关。库克也越来越表现得像个殖民者，他不但对于船员更加专横，对于岛上的人也不再和善。1779年，他在夏威夷与岛民的冲突中遇害身亡。库克的环球旅行为欧洲的全球霸权打下了基础。在他死后十年，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建立起一个流放罪犯的殖民地。

以上便是德国图宾根大学近现代史讲席教授埃瓦尔德·弗里的《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开篇讲述的故事。这么安排基于双重考量，一方面，库克遍访五大洲后，世界被视为一体，从而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融合史。另一方面，库克之死正值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之滥觞。随着有关世界各文明知识的体系化，欧洲人完成了对于亚洲思想上的“祛魅”，从而产生了文明优越感和“统治世界感”。比如哲人黑格尔直接判定，美洲和非洲根本不在历史范围内，亚洲处于早期阶段，欧洲则是世界史的终结（17-18页）。

弗里试图与欧洲中心主义保持距离，他认为，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只是“19世纪”的短暂现象。其原因并非“长达1000年的文明优势”，而是“欧亚大陆最西边全副武装的列强在战争和经济上的成功”（395页）。在2017年接受德国电视二台的访谈中，弗里强调，欧洲的优势早已瓦解。所谓西方（the West）与其余（the Rest）间的对立也不存在。德国人应该自省地认识到，1962年前，德国女性开通银行账户还需丈夫同意。因此，所谓的西方只是“有关过去的神话”，寄托着“无限的可能和全部的理想价值”。

弗里认为，没有一种文明、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的长度贯穿全部世界史，有的只是“变成输家的赢家”“变成赢家的输家”，以及“成功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又失败的计划”。因此，他的世界史“更像是由所有人（因为没有任何指导）混乱编织而成的布满窟窿和裂口的地毯”。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主体除了导论性质的第一章和题为“世界”的第二十章外，共分十八个章节，每章都以一个地名为标题。弗里期待从微观角度切入，不但关注某个时期和某个地区历史变迁中的内在逻辑（Eigenlogik），还通过共时性比较展现地区间的联动，从而确定每个地区本身所特有的时间（Eigenzeit），以及重大历史变迁的影响范围（第4页、394-395页）。

此类多时空平行叙事结构并非弗里首次使用。在他题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一位普鲁士人的多部传记》（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 Biographien Eines Preußen，Schöningh，2001）的教授资格论文中，他就从“家庭、宫廷和城市”“信仰和教会”“农村社会、农奴制和农村经济”“军事、社会和战争”，以及“等级和国家”五个“生活领域”重构了普鲁士容克贵族马尔维茨的一生，好比写了五部传记。另外，弗里可能还受到了奥斯特哈默的启发。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奥斯特哈默把论述对象分为多个分支领域，并试图呈现每个领域“自身的运转模式”，以及“以及更具普遍性之趋势与偏重地方性之变种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其特有的时间结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

早期丝绸之路的参与者们

本书第二章到第七章可被视为一个单元，讲述了公元1000年之前的历史。叙述按照德国传统从非洲和巴比伦开始。特色出现在第三章结尾。弗里认为，沿着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和西欧中世纪的线性叙事与古巴比伦人的“未来视野”并不相符。因为他们距离意大利和印度一样遥远（64页）。依循这一话头，第四章以印度洋港口婆卢羯车（今天印度城市布罗奇）为出发点，讲述了连结中东、非洲东部、印度、中国和地中海的贸易网络，即早期丝绸之路。

根据一位埃及商人用希腊语撰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一世纪中叶的婆卢羯车是讷尔默达河河口众多贸易港口城市中的一个。在这里，埃及商人可以买到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和来自当时汉朝的丝绸和棉布。据推测，来自汉朝的丝绸和棉布并非全部通过海路进入这一贸易网络。当时连结罗马和汉朝的陆上贸易网络已经稳定，它由多条横向线路构成，并有南向支线通往南亚次大陆。早期丝绸之路受多重权力因素影响。中国王朝更迭、政策变化和力量强弱始终影响着该网络的兴衰。

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本书分别以“恒河”“长安”和“拜占庭”为出发点关注早期丝绸之路的三个参与者：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罗马（地中海）文明。第五章的叙述始于吠陀文化和孔雀王朝，特别介绍了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南亚次大陆的阿育王。接着，视角转向公元四至五世纪的笈多王朝。在沙摩陀罗·笈多统治时代，王朝达到极盛期，印度教和梵语文化借此得以复兴。由于内有政治斗争，外有匈奴威胁，笈多王朝崩溃。公元七世纪，戒日王曾短暂统一了北方，但他重建统一帝国的梦想却没能实现。他的失败为印度之后几个世纪的发展指明方向，即“地方变得越来越强大，并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98页）。

正如标题所示，第六章的叙事始于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接着关注长江和黄河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以及隋唐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直至安史之乱。弗里认为，叛乱受两个结构性因素左右，一方面，唐玄宗不理朝政，从而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外来的威胁迫使皇帝强化地方武装，掌控军队的节度使反过来威胁到了皇权（115页）。叛乱平息后，各政治势力重新达成平衡，又让唐朝延续百余年。弗里强调：唐代中国是“公元7世纪和8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它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次大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保持着贸易联系（116页）。

在题为“拜占庭”的第七章，视角转向了古代希腊罗马。考虑到近年来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与土耳其的爱恨情仇，从伊斯坦布尔视角来讲述希腊罗马史多少有些挑衅德国主流观念。本章叙述始于公元前700年的地中海贸易。拜占庭是希腊人建立的一个定居点，在公元前146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部分。弗里指出，臣服于帝国不等于独立性的缺失，拜占庭不但能享受安定和文明的成果，还可以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122-123页）。

君士坦丁时代，拜占庭成为了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成为了国教。四世纪晚期，面对来自匈人和萨珊人的双重威胁，帝国被分成了两个部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七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地中海早期文明彻底终结。此后，罗马帝国的遗产由三方继承：在地中海东部，拜占庭人名义上传承者罗马精神，但他们不识拉丁语，也看不懂古建筑上罗马符号和图形；在原罗马帝国的西北部，法兰克人延续了罗马人的意识，中世纪的德意志统治者将这一传统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806年；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南方，学者们发扬了希腊罗马传统，将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知识保存并传播至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包括印度（136页）。

蒙古征服及之后诸帝国

第八到第十二章构成了第二个单元，聚焦从公元1000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历史变迁。有关蒙古征服的第八章以欧亚大陆中心点“希杰拜”（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为题，旨在凸显常常默默无闻的中亚在当时扮演的角色。叙事始于游牧和定居农民间的早期互动，特别提及公元前三世纪末期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后与匈奴间的冲突与和解。接着，视角转向十三世纪蒙古对于亚欧大陆的征服。1206年，铁木真因统一蒙古各部被尊为成吉思汗。他不但创制了蒙古文字，还重建统治方式和军队。在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蒙古军队活跃在中国北方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征服了很多国家。两代人之后，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四大蒙古汗国。十四世纪中期，其中的元帝国、伊尔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相继瓦解，只有金帐汗国延续到了十五世纪。

对于蒙古人对于欧亚大陆将近一个世纪的征服与统治，梅天穆效法“罗马治下的和平”，提出“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一概念（《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弗里认为，这个说法对于被摧毁的城市和国家来说并不成立。特别像当时著名的贸易城市布哈拉（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先后于1220年、1273年和1316年三度遭遇兵祸，周边高度发达的灌溉设施无法发挥作用，物资供给的缺乏导致人口骤减。尽管有着一定程度的保留，弗里原则上还是认同蒙古帝国为欧亚大陆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相较于衰落的布哈拉，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可被视为“蒙古治下的和平”福祉的象征。此外，本书还把对于宗教的包容立场视为蒙古统治者的优点。十三世纪下半叶，虽然西部的蒙古统治者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没有推动全民的改信。

中南美洲是第九、十章的主题。弗里有意采用“莫切谷地”和“特诺奇提特兰和库斯科”两个标题，试图通过观察位置调整赋予拉美前现代文明主体性。在介绍了莫切、奥尔梅克和玛雅三种文明后，弗里赞扬中南美文明在文化和技术方面是高效且充满活力的。“即便没有文字，大型建筑、灌溉设施或是跨地域社会体系等复杂问题都得以解决”（164页）。接着，视角转向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的终结。为什么少量的西班牙军队和当地人联盟能征服两大帝国？弗里认为，在短期内，欧洲人的技术优势和天花的传播的确有助于征服者的成功。但这不能解释“这场突然和彻底的灾难”。长期来看，欧洲人完全不遵守规则。“等到阿兹特克和印加人发现这是些高度发达但是嗜血并且只对掠夺感兴趣的野蛮人时已经太迟了。”（171-172页）野蛮的征服后，殖民者与当地精英合作，建立了新西班牙（今天的墨西哥）和新卡斯提尔（今天的秘鲁）两个总督辖区，借此获得大量贵金属，甚至引发了十六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殖民地经济丝毫不顾及当地人的死活。繁重的劳动和一再出现的瘟疫让新西班牙人口在1490-1650年间从一千二百万减少至一百万以下，新卡斯提尔人口则从九百万减少至九十万。整个中南美洲的人口降幅在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之间（182页）。

相较于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从小亚细亚到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也开启着类似的进程。约翰·达尔文注意到，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帝国这三个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不但国力大增，还实施着各自的扩张计划（《帖木儿之后》，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受达尔文观点的启发，弗里在第十二章中试图从沙贾汉纳巴德（今天的德里）出发，通过考察莫卧儿帝国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兴衰，为当时三个穆斯林帝国勾勒群像。相较于努力西进的奥斯曼帝国，以及在伊朗高原确立统治的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把印度视为基业。帝国的成功基于皇帝阿克巴缔造的曼萨卜制度，全国共有三十三个包税人级别，职位拥有者称曼萨卜达尔，须为军队提供士兵和马匹。与西欧的贵族不同，曼萨卜达尔须定期交换封地。沙·贾汗（1627-1658年在位）治下，帝国达到极盛期，泰姬陵和以他命名的首都城市沙贾汉纳巴德都在这一时期建成。奥朗则布时期，皇帝推动伊斯兰化，造成印度教臣民的不满和叛乱。与此同时，频繁的政治斗争削弱了皇权。帝国走向衰落，成为地方小国的集合。

面对现代性的挑战

第十三章到十九章构成第三个单元，致力于探讨世界各国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叙事始于1800年前后的“大西洋革命”。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战初期的“大西洋史学”。其主张者将北美和法国的革命联系起来，认为1800年前后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上世纪末，西方学界转向全球史和跨国史，试图借此摆脱法国革命是“文化冲突”还是“阶级斗争”的争论。比如奥斯特哈默试图通过强调革命的关联性和共时性来构建新的“大西洋革命”概念。弗里沿袭了他的观点认为，大西洋革命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接着是欧洲大陆，以法国革命为中心。在加勒比地区，海地爆发了世界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最后是拉丁美洲，革命终结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第十三章用“法兰西角”（现海地城市海地角）为标题，一方面暗示欧洲和加勒比的联动性，另一方面将海地革命放在论述的中心，欧洲大陆的革命反倒成为了对照组。十七世纪末，法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建立法属殖民地圣多曼格（即独立后的海地）。十八世纪，蔗糖和咖啡贸易让圣多曼格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殖民地、法兰西帝国的核心。当然，所有的财富都是非洲奴隶劳作的产物。因此，社会构成极为畸形：少数白人种植园主构成上层，绝大多数黑奴位居底层，贫穷的白人下层和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有色人种构成中层。

根据本书概括，法国革命有三波浪潮：首先是第三等级精英对于旧制度反抗，始于1789年6月20日的《网球场宣言》；其次是巴黎平民诉诸社会公平的革命，标志是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最后是乡间的农民起义，这推动了8月4日大地主封建特权的废除。相较之下，海地革命也由三波浪潮组成：1789年，巴黎召集三级会议没有邀请圣多曼格种植园主精英参加，出于对殖民当局统治不满，当地上层驱逐了法国派驻的行政长官；次年，位居社会中层的有色人种要求平等选举权，从而加剧了与白人间矛盾，前者发动起义，被后者残酷镇压；1791年，底层黑奴暴动，最终促使雅各宾政权于1794年结束奴隶制度。拿破仑当政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恢复奴隶制，遭受挫败后撤军。法属圣多曼格于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新国名定为“海地”。

本书指出，由于从法属圣多曼格逃亡的种植园主在加勒比地区、南美大陆和实施奴隶制的美国南部散播奴隶解放带来暴力并毁掉经济，海地革命“延缓而不是加快”美洲其他地区的奴隶制的废除。尽管如此，对于美洲的黑奴来说，海地成为了“希望之地”（244页）。弗里强调，大西洋革命不但有法国革命中体现的“包括宪法、选举、人权在内革命启蒙的一面”，还包含海地革命强调的“社会变革、肤色的重要性、暴力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这些革命都是大西洋沿岸诸国“历历在目的当代史”（246页）。

在第十四章，视角从加勒比和中南美洲转向北美，弗里希望采用美国这一“位于欧洲以外但与欧洲密不可分的观察角度”来揭示“欧洲统治世界的原因、范围和持续时间”（252页）。

一方面，美国移民史体现了欧洲霸权的确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每年有两万人从欧洲移民美国，到了1854年，这数字上升到了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人，达到巅峰。伴随这一进程，中国劳工经由旧金山陆续到达美国，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他们的移民浪潮很快就因各类排华法案受限或中止。此外，美国还通过西进运动蚕食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推动种族灭绝。1900年印第安人仅剩大约二十四万人，很多语言和文化都不复存在。为了给西进行动正名，美国人普遍采用欧洲殖民者的借口，即根据《圣经》记载主张，只有从事农耕的定居者才能拥有土地，而游牧民族、狩猎者和采集者则不行。此外，美国记者奥沙利文还将西进运动视为践行上帝要求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昭昭天命”。弗里认为，发生在美国的亚洲移民受限和原住民被灭绝是欧洲霸权造成的全球性现象：整个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和欧洲裔人口的急剧增加，亚洲和亚裔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在从百分之六十六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五；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原住民也遭遇类似的命运（256-257页）。

另一方面，美国成功的工业化也可被视为欧洲成功的缩影。十九世纪，欧洲接连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先是煤矿开采和钢铁，然后是化学和电力。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吸收了欧洲工业文明成果，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1900年，美国铁路已经占据全球铁路总长一半以上，工业生产总值也超过了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根据弗里的归纳，美国工业化的成功有两个因素：首先因为那里“有所需的原材料、巨大的国内市场、积极性高而且愿意为之做出牺牲的移民人口”，其次，“国家致力于扩建基础设施”，并对经济活动实施有限的干预（264页）。

在第十六章，弗里回到了他的本行：欧洲史和德国史。他希望以柏林两百年的历史为例，提供一个欧洲现代化的缩影。十八世纪，虽然德意志邦国普鲁士已跻身欧洲列强，但其首都柏林依然属于欧洲城市中的新贵，不便的交通和丑陋的市容饱受旅行者诟病。一百年后，柏林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德国的城市化伴随着成功的工业化。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五倍，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工人的生活条件才逐渐改善。完成工业化后，德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现代实验室”的角色。1901-1914年，德国共获得了四个诺贝尔文学家、五个化学奖、五个物理学奖和四个医学奖。

然而，德国政界难以掌控这一现代实验室。在俾斯麦时代，军队、容克、工业资产阶级对于未来理解的分歧得以暂时掩盖。皇帝威廉二世治下，社会极化让议会难以形成稳定多数。与此同时，柏林政府放弃克制的外交政策，并转向帝国主义扩张。惨烈的一战后，魏玛共和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德国经济始终难以找回战前的活力。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对于民主制度丧失信心的共和国精英将权力交给了纳粹。1938年德奥合并让纳粹统治的受欢迎程度达到巅峰。然而，接下来的战争马上将德国人带入深渊。大屠杀让德国文明国家名声尽失。两次战争后，以柏林为代表的欧洲城市丧失了世界性地位。华盛顿和莫斯科成为各国发展的新导向。在弗里看来，柏林不但是现代的实验室，还是“地震仪”。它不但“以一种激烈的形式塑造了欧洲历史”，还在微观层面呈现了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308页）。

题为“沃尔特湖”第十八章试图从加纳出发，讲述南半球去殖民化的历史。十九世纪末，英属黄金海岸通过可可的种植和黄金的开采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英国在西非的模范殖民地。与此同时，信仰基督教的殖民地精英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底层民众间出现鸿沟。恩克鲁玛就属于这样的精英。他在殖民地当局办的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之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回国后，他成为了旨在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大会党领袖。1951年，他因所在政党大胜而被任命为总理。弗里赞赏这一进程，指出：“西欧在20世纪50年代是个老人的时代。……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既不寒冷，也不灰暗，而是年轻、丰富多彩并充满乐观情绪的”。加纳将推开“整个非洲走向未来的大门”（344页）。

掌权后，恩克鲁玛接受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理论，相信通过照搬英美模式可以完成现代化，因而推动了野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了沃尔特大坝建设在内。1957年，他推动英属黄金海岸成为了撒哈拉以南首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随着大坝的建成，形成了占加纳国土面积九分之一的“沃尔特湖”。然而，理论家承诺的现代化却没能成为现实。六十年代中期，加纳国家破产，恩克鲁玛在军事政变后下台。之后，加纳在军事独裁和民主制之间轮回，现代化理想至今仍未实现。弗里认为，恩克鲁玛的失败有着代表性。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过于非洲化”，“而是因为他们过于欧洲—北美化”。他们“对于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超过了对当地经济现实的理解。他们对于日常治理一无所知”（346页）。

如果说恩克鲁玛的加纳是南半球失败现代化的一个缩影，那么纳赛尔的埃及则代表了北非和中东阿拉伯世界建设现代国家的努力。在题为“埃及”的第十九章，叙述始于十九世纪欧洲在全球霸权的确立。苏伊士运河的建成推动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二十世纪初，影响阿拉伯世界的两大因素陆续发酵：石油的发现和以色列复国主义兴起。二战后，阿拉伯各国在与以色列和欧洲殖民政权的斗争中，在精英与平民的冲突和与石油企业的缠斗中“赢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弗里认为，“最令人动容的历史是由埃及人书写的”（361页）。

纳赛尔在“自由军官组织”的一次政变后赢得了权力。他出身军人，了解民生疾苦，因而不仅努力建设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比如阿斯旺水坝，还推动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让纳赛尔名誉扫地。三年后，他死于心肌梗塞。之后，阿拉伯世界通过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尝试都没能成功。走过了“希望破灭”的二十世纪，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视为应对现代性的唯一希望。在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弗里不但看到了穆斯林青年的极端化，还意识到非洲人口爆炸对于国家既有秩序的巨大冲击（368页）。

德国视角下的全球融合史

作为一部以德国年轻读者和历史爱好者为对象的普及读物，本书在题为“世界”的第二十章特别讲述了一段体现德国立场的全球融合史。弗里认为，现在已经回到了库克的时代，即一个远离欧洲霸权的多级世界。本书并不同意将世界视为“地球村”的提法，因为全球各地的网络化程度并不平均：对全球贸易来说，印度洋港口不如大西洋和太平洋重要。因此，世界更像是“一个超级城市”，有着中心和边缘：“少数人过得非常好，很多人却陷入贫困。”（373页）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和平、更值得生活的地方”？弗里特别看重近两百年跨国合作和国际共同倡议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新式跨国政治”诞生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从中形成的五大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法国）间的“欧洲协调”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此外，维也纳会议对于内河航运，以及废除奴隶制的关注，也为之后跨境交通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弗里指出，尽管一战后创建的国际联盟未能履行长期确保和平的任务，还是为法德两国的和解提供了框架。相较于国际联盟，二战后创建的联合国拥有了“更加积极、更具执行能力的”安理会。冷战时代，尽管安理会成为了冲突的场所，但还是推动很多一些跨国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弗里高度肯定联合国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期待出现能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因而为美国在9·11事件后采取单边主义做法感到遗憾。他认为，单靠联合国无法解决像气候变化、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国家崩溃、战争和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问题，因而将希望寄托在像绿色和平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像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那样的非国家行为体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弗里阐述的全球融合史，以及借此暗示的德国特色全球治理方案中，并未提及欧盟。或许在他看来，欧盟根本无力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德国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承维也纳会议后跨国合作的遗产，参与相关议程的设置，从而施加有限的影响力。

无论对各国现代化进程，还是对德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弗里都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在不利条件下奋勇前进的很多人”和“拥有权力的少数人”。然而，由于世事难料，掌权者大多无法完全他们的计划。“许多人受制于当权者破产的梦想、愿景、计划和方针，他们无尽的痛苦贯穿了本书。”（388页）

结语

本书于2017年出版后大受好评。不但学术界从专业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公共舆论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在短短两年内，贝克出版社连续出了四版，此外，除了精装本外，还有平装本、电子书和朗读版问世。在笔者看来，这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通史著作可在三个层面上为国内史学从业者提供借鉴。

首先，如何在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方面保持平衡？在德国，学者在完成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两部著作并接下讲席后，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指导、提拔后学和学术科普之上。近年来陆续翻译成中文的贝克知识系列都是讲席教授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生动活泼文字撰写的普及读物。弗里也不例外，在此之前，他就撰写了《巧克力分配问题》（Das Schokoladenproblem，Greven，2009）和《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Rowohlt，2012）这样的历史普及读物：前者介绍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政治制度的变迁，后者关注著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旧译：腓特烈大帝）。在本书中，弗里默认的读者是德国的年轻人和历史爱好者。因此，他在结构、叙事、史料摘引评述、视角切换、因果逻辑分析上都颇具特色，兼顾学术严肃性和文本可读性。

其次，本书还致力于将全球史方法融入德国史学传统。弗里一方面延续了德国社会文化史传统，不但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信手拈来，还常对论述对象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描”。另一方面，本书很好地践行了全球史方法：第一，各章标题就体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大多历史变迁被置于一个较为微观的空间内考察，比如从长安看中国、从柏林看德国和欧洲，以及从埃及看北非和中东；此外还有婆卢羯车和希杰拜那样，本身并不构成文化或政治空间，只是服务于跨文明历史叙事分析（早期丝绸之路和蒙古征服）的空间节点。第二，“空间转向”意味着对于“共时性”的兼顾。本书不但重视地区层面历史变迁内在逻辑，还努力呈现全球范围内的跨区域联动和因果链条。这一点在有关大西洋革命、以及后殖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叙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本书成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成功地将欧洲“地方化”：从本书第二章到第十九章的主体内容来看，弗里不但重视欧洲之外的文明区域、帝国和民族国家，还分别从拜占庭、加勒比和北美这样的外在视角考察希腊罗马帝国的兴衰、法国革命，以及欧洲工业革命和霸权兴衰这样的传统历史主题。在十八个章节中，只有以“柏林”为题的第十六章以欧洲为中心，讲述的却还是个盛极而衰的故事。

最后，本书还展现了历史写作与本国主流政治议程的契合。努力成为“入戏的旁观者”，是德国和西欧历史学家的长期传统。弗里也不例外。除了上述知识普及类读物外，他在2011-2019年领导了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题为“受威胁的秩序”的特殊研究领域，即由众多跨专业的学者们共同研究一个领域。他在后记中坦言，本书的写作一度陷入停滞，正是德国科学基金会的项目挽救了他的写作计划（392页）。与其他学者间的跨学科交流、在项目领导过程中就研究方法和目的做宏观思考，以及频繁在公共媒体上用专业知识就社会关心问题提供意见，都推动着他将德国中道温和的主流政治价值、关切和立场融入历史写作。在中国读者看来，弗里通过将欧洲“地方化”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保持了距离，似乎显得非主流。然而，结合本书暗示的德国特色全球治理方案来看，地方化的欧洲叙事恰恰有助于让德国人明确当前政治行动的空间与界限，从而为理性和自主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基础。

在本书结尾，弗里承认，“没有一部适用于所有人的进步史或者是现代化历史”。他坦言，由于“对于很多历史还知之甚少”，且受到“传统和世界观的强烈影响”，他的著作有着局限性（388页）。但这不应成为阻碍各国历史从业者做类似尝试的理由。恰恰相反，国内同行可从中获得启迪，思考如何推动学术研究走向公共空间，并让全球史方法融入本国史学传统，进而完成一大批兼具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的史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