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工人阶级政党理念，英国工党和科尔宾才力挽狂澜取得胜利

六周之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出人意料提出在6月8日这天进行临时大选（snap election）。与此同时，作为英国议会最大的反对党，科尔宾治下工党内斗不断，民调支持持续走低。不管是普通英国民众还是忠实的工党支持者，基本上无一例外认为保守党会在一个多月后取得一边倒的胜利，为他们独力推行 “硬脱欧”政策增加筹码。

可就在今年五月到六月初的这六周时间内，工党在科尔宾带领下力挽狂澜，几乎上演了英国政坛史上的“伊斯坦布尔奇迹”。

英国时间6月9日临时大选结果让各路观察家与看客大跌眼镜的时刻出现了：虽然保守党获得了超过1360万的选票，并拿下了下议院650议席中的318个，但依然没有达到议会多数，还必须求助于自己在北爱尔兰的同盟民主联盟党（DUP）寻求联合执政。

反观被各家选举预测机构看衰的英国工党（除了选举当天的exit poll比较接近最终的投票结果外，在选举前夜，只有Survation较为精准地预测了工党能占有40%的投票比例）在临时选举中豪取1287万张选票（占投票总人数的40%，仅次于保守党的42.4%），拿下262个议会席位（比15年大选多出了30席）。

工党在临时选举中的突飞猛进，不仅使其能够在议会中组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反对阵营，其政治增长也让特蕾莎·梅的如意算盘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挫败了保守党继续单独组阁执政的政治意图。至此，临时选举俨然变成了保守党自己主导却唱砸了的一场闹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可能潜在引发其党内的冲突与矛盾。可以说临时选举引发了英国政坛的大地震，并会伴随一定程度的连锁反应。

但究竟这六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工党突然间成为了一股“清流”，吸引了各类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为什么保守党丢掉了其单独执政的权力？这还是要从当今英国社会中来寻找答案。

工党党魁科尔宾这两年作为英国最有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备受各路人士包括其党内同僚的污蔑和指责。特别在今年上半年，工党在民调中持续走低，一时间没人看好他能带工党走出困境。甚至一群之前支持他的工党年轻支持者也对他大失所望。但事情突然出现了大反转。在准备临时选举的六周中，科尔宾和他的竞选团队在英国走南闯北，所到之地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草根支持者为他打气加油。顿时间，一年前大热的科尔宾现象又“重出江湖”。但和一年前不一样的是，这次人们不仅仅因为欣赏和感受老头的政治理念和个人品质来支持他，更重要的是，科尔宾和工党终于把其亲民的理念变成了施政纲领与政策，用实在的纲领而非飘忽的政治理念去赢得人心。

在其施政宣言中，工党着重强调了三大目标：1.结束紧缩政策，重塑福利国家的基石（比如NHS国民医疗体系），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资与支持；2. 发展工业，增加工作岗位，确立10磅最低工资制，保护工人权利，重振工人阶级；3. 免除大学学费，消除教育不公，投资下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从政治光谱上讲，工党的施政纲领并没有如右派报纸宣传的一样走极左路线，而是一个实在接地气的类似北欧社会民主式的重建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

纲领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草根阶层的欢迎。科尔宾每到一处，之前沮丧失落的工人，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的普通职员，小小年纪便身背国家贷款的穷学生们，身处中产的香槟社会主义者（champagne socialists），甚至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发声或走上街头，参加工党集会，表达自己对科尔宾的敬意。他们认为“科尔宾是希望”，如果工党在他的领导下当政立刻会改革社会，为普通民众带来福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为什么对科尔宾的支持一时间一浪高过一浪？这还得从英国社会和阶级根源讲起。

自从2010年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Lib Dems）组建联合政府，再到2015年保守党独力执政以来，保守党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在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发声做事。7年间，保守党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为大企业减免税收，一方面对公共福利服务进行缩减。虽然英国经济仍保持在世界前五的水平，但民众工资收入却出现了负增长（如图所示）。

7年以来，保守党一步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行业的支出。在梅当政期间，这种削减达到了顶峰：“NHS cuts, pension cuts, social care cuts, police cuts, public school cuts, disability benefit cuts, housing benefit cuts.”毫不夸张的说，保守党这种紧缩削减政策在公共领域的扩张正是一场有产阶级向福利国家、向底层阶级进攻的无声阶级战争，进一步割裂英国贫富对立的两级社会。

在这样一种侵略性的政策面前，普通国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更多的人开始陷入贫困。很多人面临失业，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需要国家贷款来支付自己学费的底层学生在外出打工时被要求与雇主签订“零小时工作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意味这他们可以随时被解雇，而没有工作权利的保障；有些底层的老年人将在冬天的时候失去过冬保暖补助，而冻得瑟瑟发抖；残疾人在国家评定面前会被认定没有残疾，并会失去工作的机会；住在简易住房（council house）里的穷人如果有多余的房间需要支付更多的床位税（bedroom tax）；由于NHS没有更多国家资金资源和人员支持（医生和护士在英国是紧缺行业），更多需要得到治疗的人只能没完没了在医院等候排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靠food bank（为穷人提供快要过期的免费食物的慈善机构）来救济自己的生活；还有部分人因为贫困或者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没钱治疗，只能走上街头成为乞丐和无家可归者。

面对民众的苦难，保守党政府与上流社会毫不在意，反而忍受苦难的民众被妖魔化为吃国家空饷的“懒人”，成为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的最好借口。这里我们不排除真正有这样“吸纳税人血”的懒人，但面对不可计数的需要工作和帮助的普通国民，难道他们每一个都是“懒人”吗？

出现在英超联赛中的支持科尔宾和工党的政治旗帜——由利物浦球迷所制作并于5月7日利物浦对阵南安普顿赛前展示于KOP看台。

面临生活艰难的困境和未知的将来，沮丧而又愤怒的工人阶级和年轻一代一时之间无力组织新的群众力量进行自救并与保守党政府相抗衡。但科尔宾作为左派底层理念与反紧缩先锋的化身，他的登场立刻引起了草根阶层的共鸣。工人阶级也需要重新寻找自己在政治中的阶级代理人，反映自己的意见和需求。而已经担当了两年工党党魁的科尔宾，在政坛中绝不妥协的左派立场和在议会中坚决反对紧缩政策的态度，让底层民众重新对他率领的工党燃起希望的火花。

工党施政宣言更是犹如一剂强心针，配合着工党的全国选战运动，激起了新一轮草根政治运动的崛起：之前绝望的沮丧的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普通职员，关注自身未来的青年一代纷纷加入到政治讨论中来。针对右派报纸对科尔宾的造谣污蔑，他们自发组成亲科尔宾的政治团体（比如工党青年组织Momentum），并充当起维护科尔宾形象的“自传媒”。甚至英国激进左派，如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真正的“托派”团体为了更好在民众中传播左派思想，开展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也纷纷投入到科尔宾的旗帜之下。

布莱尔之后，工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中派化，阶层中产化和政策新自由化的新工党了，传统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支持，在布莱尔派眼中也仅仅是将他们送入议会的选票工具。在这7年中工党领导层也始终拿不出一个具有一贯性并可持续发展的反紧缩战略来对抗保守党政权，反而是背叛了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不断地与自己的敌手进行政治妥协。科尔宾的出现暂时改变了这一状况。不只是科尔宾个人魅力和决不妥协的立场吸引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长期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使得英国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结合科尔宾在党内的努力，不得不使工党内部暂止干戈并急速左转，重新意识到他所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并以反紧缩为目标集合团结底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来重组政治运动。

在科尔宾，工党和激进左派的号召下，并结合群众自发意识的觉醒，反紧缩似乎不是幻觉，而是一种真实的可以实现的政治理想。而大选正是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手段。如果工党能赢得临时选举的胜利或至少能通过选举形成一个强力的议会反对阵营，这样便能有效阻止紧缩政策在英国社会的病态式蔓延。

这里有人不禁会问，科尔宾的重塑福利计划和对公共领域的重点投入以及对教育的减免的资金由何而来？6月2日，首相梅在约克的BBC Question Time中声称，国家的资金投入不是一颗神奇摇钱树，想投入在哪里就投向哪里。与其针锋相对，科尔宾在同一节目中着重强调自己对其福利计划的理解：在保守党的统治下，英国已渐渐成为富人避税的天堂。如果工党当政，占全国人口5%的“富人”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对他们会增收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而且大企业必须缴纳比以前更多的企业税来帮助政府重建公共福利。当然有人会说，这不是拿富人的钱补穷人的窟窿，这是剥削资产阶级来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里我们不讨论复杂的谁养活谁的理论，但就减小贫富差距而论，工党的加税计划是可行的，而且其加税之后其企业税依然不高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这也不是激进左派的政策，而是北欧福利国家一直采用的税收方式）。

如图所示，从加税计划中取得的税收也正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用来实现工党的反紧缩政策。

在临时选战如火如荼之际，5月22日和6月3日，曼城与伦敦再次遭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保守党政府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国家安全政策随之破产（根据Channel 4在2016年所摄的纪录片显示，6月3日伦敦桥恐袭的主要罪犯曾被警察盘问，但之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党反恐政策的漏洞）。不谈反恐情报工作的失误，由于大幅削减警察的工作职位，英国没有足够的警力去维护地方治安，凸显了紧缩政策对国家安全维护的负作用。而保守党在临时选战中更彰显了心虚软肋的一面。首相不愿参加公开的党派辩论，在回答公众时避开提问问题的实质，闪烁其词，这些更加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5月26日，Captain SKA一曲嘲讽首相梅的《Liar Liar》顿时火遍英国南北，多少反映了民众对保守党领导的公开质疑。

相对保守党，科尔宾治下的工党不仅左转，一定程度上复归了其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代表政党的角色，他们还将目光转向了脱欧后挫折感强烈的青年一代。科尔宾明确表示，国家应该把更多投入到下一代身上，因为他们才是英国未来的希望所在。正是为此，工党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废除大学学费的政策。这吸引了更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青年人的重视。加之左派理念在大学校园中的盛行和科尔宾个人魅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出来支持工党。

事实证明，虽然最后工党没有赢得多数席位，但科尔宾和他领导的工党赢得了工人阶级的站台和年青一代的民心。根据统计，较之于2015年大选43%的青年投票率，本次大选有大约72%的18-24岁有资格投票的国民参与了投票。在18-34岁的选民中，63%将选票投给了工党。而且本次选举工党所拿到的投票比例的涨幅是即1945年以来最高的一次。虽然在广大保守党传统选区没有占到很多便宜，但即使在深蓝选区（即传统保守党选区），工党的投票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工党虎口拔牙，不仅夺下了不少边缘选区，也攻下了7个深蓝选区，特别注意的有Canterbury（自1918年以后都是保守党选区），Battersea和Kensington（英国收入最多的选区，工党以20票优势拿下）。这说明不仅年轻一代用选票表示了对工党和科尔宾的支持，更表示了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反感和不满保守党7年以来的紧缩，enough is enough（受够了）。他们用选票来表示自己的愤慨和对工党反紧缩政策的期望。

虽然工党没有取得议会的多数，但262席足以让他们联合同样反紧缩反保守党的其他政党来组成自2010年以来最大的反对派阵营。对于科尔宾和左派而言，这次选举是“没有胜利的胜利”。虽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我们已经看了很多遍的工党内斗，也看了很多集科尔宾被同僚在身后“捅刀”的政治肥皂剧，相信相同的事件仍会发生），科尔宾所一贯坚持并已化为工党施政纲领的反紧缩政治定会吸引更多人来参与和投身（工党）政治。同时青年一代的崛起将为英国政治诸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更多草根运动也会越来越多登上政治舞台。可以预见，在科尔宾现象的凝聚下，结合底层的反抗精神，工人阶级对福利国家的重新期盼，新兴青年势力的崛起和左转的工党，一股强大的反紧缩运动正在形成之中。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由科尔宾引领的英国左派政治会给世界提供一个反紧缩的范本，为反资本主义提供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作者系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