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碑志所见五代正统之争

仇鹿鸣教授

2022年2月23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第一讲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庄汉水楼308举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受邀以《碑志所见五代正统之争》为题展开演讲。本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张达志教授主持，来自历史系的陈博翼、靳小龙老师以及七十多名强基班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仇教授从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汉学的不同研究取径切入对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考据，即通过考辨史料获取历史真相。因而传统史家相当重视对史料的挖掘和爬梳，通过拼接更加丰富史料，还原历史实相。不过，最近数十年西方汉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汉学家们在问题/理论上的努力，常常让他们的著作独具风采，进而影响中国史学研究的走向。因此，对史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技艺是如何将史料与解释框架贴合在一起。而这又涉及如何搜集、解读史料，如何对史料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如何将材料精确定位到学术史脉络当中等一系列问题。这种高度重视史料的风格，既是评判史学研究成果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史学与以问题导向、致力于建构解释框架的社会科学的区别所在。

接着，仇教授回到本题。他以碑志所见的五代正统之争为例向大家展示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回应学术史上的具体问题。鉴于该研究已成文并于去岁发表（原文请参见《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本次讲座聚焦并深化其中关键内容。在开始对正统之争的讨论前，仇教授先对五代归属进行界定。他认为，虽然以往学界多将五代与唐合称“唐五代”或“唐末五代”，但从目前断代的标准划分而言（以人大复印资料为例），五代其实被划入宋史的范围，显示出五代在时代位置上的不确定性。

正统是中国史上较为特殊且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一个政权能否获得正统性当然与国力的大小、控制面积的多寡有关，但有时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三国时期曹魏与蜀汉间的正统之争。虽然三国中曹魏实力最强，国力最弱但以承袭汉祚自居的蜀汉却能对曹魏的正统地位提出有力挑战。一般认为正统论与汉代流行并体系化的“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成为汉唐时期王朝正当性的重要凭依。至北宋，随着理性主义的增强，“五德终始”说影响衰退。最具代表性的是欧阳修驳斥既往“正统不可绝”的观念，提出“正统可以绝”的说法。如此一来，如三国这样的分裂时代不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统。

仇教授认为，虽然正统之争已有相当深入研究，但仍有推进空间。他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本研究展开铺陈。一、以往学者视欧阳修《正统论》为关键性的文献，认为宋以后五德终始说影响衰落。但欧阳修所处时代，已是北宋中期，政权已经相当稳固。但宋初两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力图避免宋成为五代中的“第六朝”，在正统所承乃至政治文化上仍处于五代的余绪中，五代至宋初，正统论仍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此点并未得到详尽探析。

二、虽然正统与大一统的观念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历代对正统争论最激烈者，往往是分裂时代。如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正统争论，关心承袭哪个大一统王朝，而且此时南北朝均争正统，视对方为僭伪，以为政权合法性赋值。与南北朝不同，五代虽然也是分裂时代，但正统在北方。南方有些国家，如南唐也称帝，以正统自居，但影响不出本国的范围，无法与北方王朝抗衡。因此，五代正统之争先后在五个统一北方的政权之间展开，南北朝的正统是共时性的竞争，五代正统而是北方五个政权“历时性”的竞争，而此点亦未得到以往学者充分关注。

三、至于本文所聚焦之墓志材料，是最近一二十年推进中古史研究最重要的新材料。但墓志材料有明显局限。除了极个别情况，多数隐恶扬善，既往研究往往承袭金石学的传统，侧重于提取墓志中的某些特定信息如生卒、仕宦、婚姻、民族之类，某些重要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也可供比勘，进而弥补传世文献的缺憾。颇值得玩味的是，越重要人物的墓志往往无法提供比国史更多的新信息。如唐前期最高等级墓志——武承嗣墓志（武周末年以亲王身份安葬），充满溢美，不仅无法看到关于实际政治的信息，而且在与传世文献比对后可以发现，几乎无法提供更多新信息。实际上，墓志研究至今并未突破自北宋赵明诚以来的研究取径。鉴于此，仇教授力图突破以往将墓志作为正史辅助材料的研究理路，而将墓志作为主体史料加以探析，通过对于大量墓志文本的梳理，提取同一类信息。因而本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如何将墓志材料纳入正统问题的讨论。

演讲至此，仇教授转入对研究原初发端的说明。他指出，以上清晰的思路实系论文写成之后，或者说决定要写文章时，整理构思而得。最早发现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是在十年前写《新见五代崔协夫妇墓志小考》（《唐史论丛》第14辑）一文期间。该文写完后留下一个疑问，即如刘备建立的蜀汉并非时人称呼，而是后世为方便区分多个“汉”而进行前后缀添加的结果。至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则一般认为是宋以后史家为便与之前朝代区分而添加的前缀。但五代唐时崔协墓志中出现的“后唐”，却是彼时当代人的自称，系迄今可见最早关于“后唐”一称的文字材料。此点触发其留心收集相关材料。近两年仇教授和同事共同辑录《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恰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史料基础。在此，仇教授指出这其实是从一个不甚成功的研究到一个成功研究的例子。不过，仇教授也表示博士生在学术训练中应该做一些规范性的研究，将其用简练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认为，这类研究不应是与正史的校对，而应重点关注出土文献与正史记载中相矛盾处，并由此进行深入、精细的研究。这也是提高规范性研究水平的有效取径之一。

而后，仇教授以“中兴”与“伪梁”这一对称呼为线索，次第揭示五代时期正统之争的具体演化过程以及时人复杂的接受情况。综观五代正统之争，实系梁、唐正统之争。唐之后三代均继承自唐，对于唐之正统并无太大异议。不过，后唐实是沙陀人李克用建立，仅因李克用得姓自唐而以此自称。梁时，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一直居于河东，与其对抗，拒不承认梁的合法性。后唐建立后，“斥梁为伪，比作新莽”。如天成四年（929）八月，太子少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节度使霍彦威神道碑。其作为梁之旧臣，不愿在霍碑直书“伪梁”，而遭驳回。由是，仇教授首先展开对累仕梁、唐官员墓志中关于“伪梁”书写的分析。他认为，相较于神道碑，墓志更具私密性，除了少数奉敕撰写的墓志，朝廷难以控制其表达。且因其撰者多系志主亲故，多少透露志主的身份认同。

先看梁唐之际的王处直、李茂贞墓志。王处直系梁晋对抗中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藩镇节度使，其墓志并未将梁书为“伪梁”。仇教授由此推断，迟至后唐初年，关于“伪梁”的书写规范尚未推行至与晋结盟的各藩镇。不过，孤证不立，此点仍需通过比勘再行确认。随着后唐压力的增强，强藩的墓志书写开始发生转变。一年后，势力远强于王处直的李茂贞在同光三年（925）的墓志书写中，已称梁“僭位”。同期的张继业墓志，则将唐比作汉，将梁比作新。值得注意的是，张继业墓志对其在梁代仕宦经历不载确切年份，由此避免直接提及梁。至于另一同期的李仁钊墓志，则系严格遵守书写规范的墓志。该墓志称梁系“伪梁”，称后唐为“中兴”。

在这里，仇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即较之张继业，李仁钊是否更忠于后唐？他表示，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严格遵循后唐正统的格式，就认为他否认后梁的正统性。从大量墓志可以看出，多数五代人并无忠诚于哪代的观念。换言之，后唐否定后梁正统的书写范式，是遵守来自后唐压力下的规范，而非意味着他们更忠诚于后唐。在“中兴”统一规范之下，仍有如左环墓志这样个别梁之忠臣，在墓志中通过使用干支纪年，避免书写后唐的年号。

随着李克用的假子明宗登基，对“伪梁”与“中兴”叙事要求的管理逐渐松弛。通过援引明宗登基之初是否更改国号的大讨论以及明宗时期下葬的多位仕梁旧臣的墓志，可以证明“伪梁”书写规范的松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官员即使是梁之旧臣在后唐时期也都承认后唐的正统，称后唐为“中兴”。大多官员尤其是前梁旧臣虽承认后唐“中兴”的正统，但对“伪梁”的要求多是出于自利倾向而以模糊的方法敷衍王命。如天成年间先后去世的孙拙、崔詹、崔协、韩恭四位连仕梁、唐官员的墓志书写，一面循例称后唐灭梁系“中兴”的话语，一面避书梁的年号、国号，意图通过不书梁亦不伪的折衷作法，来避免提及后梁。可见，后唐的强制性意识形态规范落实到墓志上时因时间、出身等不同而不无参差。当然，同期也有称梁为伪者。这基本出现在追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平定天下的河东旧臣群体中。典型如天成三年（928）张居翰墓志，均书“伪梁”。可以看到，后唐官方与河东旧臣均称梁为伪，而梁之旧臣则采取模棱两可或者直接不书梁的方式来避免站位。概言之，五代人并无强烈的正统观念，他们往往仕宦多代，倾向于“不分真伪，是混功名”的历史叙事。

随后，仇教授又从石刻材料出发，以“后唐”这一称呼的出现与流行为中心，运用墓志提供的信息，较为连贯地为展现更为具体的发展过程。历代称本朝时加前后缀者，极为罕见。但“后唐”之称却在当朝即已出现。目前所见最早使用“后唐”一名者，系同光三年（925）崔协为其妻卢氏撰写的墓志。通观时人的墓志书写，为与前唐相区分，而行用后唐，中间则避免出现梁的国号与年号。由此或可推知时人隐晦地将三个前后相继朝代均视为正统。在此，仇教授引入前、后蜀墓志的书写规范以作旁证。如王锴、许仁杰墓志，除将伪蜀书为旧蜀外，年号亦行用干支纪年，避免出现蜀的年号，以规避书伪。其后，随着“后唐”一名行用渐多，其政治含义也日渐淡化。如唐、梁之际均任县令的卢得一、卢真启父子，在后唐天成年间改葬时，墓志书“后唐”。又在与中原王朝属羁縻关系的归义军、定难军的材料中也出现了“后唐”一名。可以看到，后唐逐渐取代官方话语，成为新朝代称。较之“中兴”与“伪梁”这类带有强制性的正统书写，后唐应是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

接续梁、唐正统之争的一个余响是晋初石敬瑭对唐末帝正统的拒斥。石敬瑭系明宗女婿，因而自认承袭明宗正统，否认唐末帝李从珂的合法性。但他规定书写唐末帝清泰一朝为“伪朝”“伪主”的要求在墓志中天福年间就无法得到遵守，但在神道碑等更具公开性的石刻上，还能勉强维持。不过，随着少帝御极，这一书写规范也日渐失效。至于书“伪梁”规范，则更趋松弛。仇教授认为，后唐构建的“中兴”论述，对其后王朝并无多少实际价值。在后唐之后、后周显德年间诏书正式废除书“伪梁”之前，“伪梁”书写早已废弛。其时留存的“伪梁”书写已经失去政治含义，多数为制度或习惯的因循。换言之，正统之争背后的制度和习惯是两条互为张力的线索。习惯最初靠强制性规训而成，而强制力突然减弱时，习惯仍会延续一段时间。

综上，五代正统之争历史演进的结果是，曾作为正统标识“伪梁”和“中兴”逐渐消失，梁朝和后唐之称日渐流行，并逐步为官方所接受，成为宋人对两朝的正式称呼。由于晋、汉、周三朝之于唐系一脉相承，因此五代正统之争关键在梁唐正统之争。从宏观角度看，后唐无疑是梁唐正统之争的胜利者，之后晋汉周均系唐之继承者。但仇教授指出，如果从权力毛细血管的运作，官方书写规范如何制约官员阶层的墓志书写，个体如何接受、规避和消解统一的政治话语等角度进行观察，则会呈现不同的历史图景。总之，通过综合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构造更复杂和细腻历史叙事线索，借助墓志材料接续五代正统之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书写“伪梁”的规范并非随着一纸诏书旋生旋灭。最后，仇教授指出，如果说书写“伪梁”的争议，在传世文献中有蛛丝马迹可寻；至于后唐书写，则完全系石刻文献才能勾勒出线索；否则，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本朝人何以称唐为后唐。

在其后的交流环节，仇鹿鸣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规范与忠诚之关系、新旧五代史对实录中书“伪梁”的改写以及十国正统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张达志教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体悟和思考。最后，历时三个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