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一部西方经典的奇幻漂流与回家之路

最近，纽约大学董事会主席威廉•伯克利先生（William Berkley），将其收藏的一部大书回赠给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中外文献大事。

这部大书乃是第一本中文完整版的《教会祷文》（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n Mandarin），同治十一年（1872）北京华美书局大字铅印本，线装六卷，装帧精美，在特制的暗红色摩洛哥羊皮的精装硬面函套上，烫金印有白玉兰花与轮船的图案，是当时的上海城市标志，书脊烫金；里面是中式蓝布函套，内衬大理石花纹纸。内封有译者包尔腾和施约瑟（Burdon, John S. and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的亲笔签名。

从左至右，分别为《教会祷文》第三卷、第一二卷及第四五六卷

《教会祷文》所载主祷文

如果从早期的英文版（1549）算起，这部大书从拉丁文到英文，从西方到中国，又回到西方，最终归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它已经漂流了五百五十年了！其背后的故事，有中西古今之争，有复杂传奇的人事，有上海城市的文脉，有珍贵的大学校史，如一口深井，可供深入发掘的历史文化资讯十分丰富。这里限于篇幅与文体，简单解读一二，更多的内涵，只好留待专家研讨了。

先说书。《教会祷文》最早是拉丁文，内容为基督教在教会里敬拜时的诗歌、祷语和仪文。英国圣公会于1549年将之第一次改写为英语祷文，这标志着《圣经》走向通俗化，务使当地人民了解；同时，一面保存公教传下的礼规、一面须适合时地之需要。这正是整个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一部西方文化史，就是经典不断地通俗化、在地化，贴近老百姓普通生活的历史。

这部书的翻译花了十年工夫，两位传教士都将此项工作放在首位，因为他们深知，这些文字使他们的教友与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的关系，并由他们的母语直接通过礼拜仪式流露出来。另外一个因素促成了它的重要性。正如研究者斯塔尔（Chloe Starr）所指出的：其中“强调了一种能力，即透过深入地掌握语言以及有关的学问，以致力于理解中文，因为，中国所有的事物，都在中文里面” [Chloe Starr，《通过〈公祷书〉反思晚清，民初中国的教会》，载于Philip Wickeri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香港，2015年），第86-87页]。

这部第一本中文完整版的《教会祷文》，语言富于韵律，尤其重要的是，全书十万余字，竟然使用了十分成熟的白话文，译者在凡例中说明，为什么要采用“官话”（即普通话）译述的理由，一是百姓能懂，二是“至尊无文”，即在上帝面前，无须“之乎者也”。这表明，晚清白话文兴起的一个重要缘助，一是语言权利的向下运行，二是语言的“由文趋白”必然导致文化的“由虚（饰）向（真）实”，剥肤存液，直指人心。其中，基督教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它的出版时间，距五四新文学运动足足还有半个世纪。现代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者已经证明：现代白话文的产生，传教士居功厥伟。这部书由西方而中土的漂流史，正是现代中国白话文少年时代一个美丽的见证，其中所包含的新文学与新语文信息，十分值得重视。

再说译者。这部书是来到中国的英美传教士包尔腾和施约瑟共同完成的。当然背后一定有帮他们的中国人。包尔腾在英国圣公会做事，1861年来到中国后成为京师同文馆首届英文教师。在《教会祷文》出版后两年后，他成为中国南部教区以及香港教区的主教。另一译者即施约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从小显示出聪慧的语言天赋的他，早年成长为一名犹太教“拉比”（祭司），后来由于偶然的缘由转变信仰，移民到美国并修完神学之后，自愿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前往中国。在1872年出版《教会祷文》后，他于1877-1884年间被任命为上海的圣公会主教，并于1879年创立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位大名鼎鼎的施牧师，1861年就将《圣经》部分译为中文，而且，居然还将《圣经》里的《诗篇》译成了上海话；晚年在日本，四肢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在轮椅上坐了二十五年，用两个指头打字，一点点将整个《旧约》重新译为中文。他被传教士史家称为“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圣经翻译者”（Marshall主编《中华帝国：概论及传教士的调查》，伦敦：Morgan and Scott  P.442，1907）。为了表彰施约翰牧师的贡献，今天在圣约翰大学的故址，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还有庭院深美的怀施堂以纪念他。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

值得一提的是，圣约翰大学第二任校长卜舫济，是施约翰牧师教育思想的最忠实的继任者，他十分重视中文，礼聘了著名教育家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以及钱基博、伍叔谠、洪北平、顾宝琛、何仲英、林尚贤等一流的国文教员，他甚至说：“我们不能设想中国之高等教育，会总是由一种外国语言来提供……”，“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知欧化的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于方今；不明国学之粹美者，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钱基博：《圣约翰大学卜先生传》，《圣公会报》1926年10月15日）在卜校长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学术风格，不同于同期的南京的守旧与北京的趋新，渐渐形成中西古今相融合的持中平衡风格（凤媛《基督教大学里的新文学》，《文学评论》2016年3月）。

纽约大学友人所赠送的这个珍贵的版本，因为附有译者的手稿资料而具有不凡的文献价值。在外封皮的后面夹着一封手写签名的信件，里面是包尔腾写给马丁夫人的一封书简，说托她给他的学校弄软座椅。此外，在各册的封面，有他亲手书写列出的仔细的目录。外封皮的前面，夹着一张卡片，署名人施约瑟牧师。因而这本书有可能是施牧师自己的私人藏书。

纽约大学的威廉·伯克利先生是一位大企业家，犹太人，他的爱好之一是搜集古书。不久之前，他的朋友从一家书店发现了几本书，把相关信息提供给他之后，他发现其中一本书和圣约翰大学有关，他知道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大的关系，所以就将此书买了下来。他在赠书时十分用心，特意附上一纸英文说明，介绍了本书以及两位译者的事迹。我们所知道的是，圣约翰大学后来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享有“东方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等盛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我们更知道，上纽大与华师大合作，已成为当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重要标志，正为中国当今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伯克利先生赠书之举，或有中外合作续往开来的寄望？

仅说书的故事，当初圣约翰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十一万余册藏书，其中包括盛宣怀后人捐赠给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愚斋藏书”约六万余册古籍，完好无损地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其中，堪称“镇馆之宝”的珍本如严复批校本系列数十种，将于今年影印出版，化身千万，以惠学林。去年，台湾海基会首任会长辜振甫夫人、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董事长辜严倬云女士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她参观这套保存完好的批校本后不禁感叹：“真是文化之大幸。”

现在，施牧师的这部大书也重新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部曾经参与西方宗教世俗化进程，见证了中国传教士史以及基督教教育史、中国现代大学史，从社会底层发力、催生了现代白话文的历史文献，终于经由纽约大学这道桥梁，重新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而此时，上海纽约大学刚送走第一批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正迎来公认为历史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阶段，上海这座城市，历经一个多世纪中西古今的熏养发育，正在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这一切，都似乎与这本书，有着多多少少隐隐约约的联系，无穷远方，相关人事，时光荏苒，而因缘永在，正如诗人所写：“刻你的名字在树上，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

（感谢陈群校长。金雯教授及张静波、华屹立馆员对此文写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