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南下深圳，北朝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现真迹

正在深圳博物馆新馆举办的“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汇聚了200余件（组）出土自山西的文物精品，其中包括著名的虞弘墓汉白玉石椁。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在山西博物院展厅长年不见“真身”，仅以喷绘图版形式展出，这次“原装”在展示。

此次被戏称为“鲜卑南下”的文物展，生动诠释了北朝时期平城、晋阳两地（今大同与太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是山西地区北朝文物精品的展示，更是这一时期兼收并蓄、包容创新文化的艺术再现，也是丝绸之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介绍展览主要展品之外，并转载著名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的文章《山西在北朝的历史地位——兼谈丝绸之路与北朝平城、晋阳》，对北朝山西提供更多角度的观察和解读。

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是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鲜卑政权的总称，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五个王朝。

山西在北朝文明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晋时拓跋鲜卑崛起，此后拓跋珪建立北魏，又迁都平城（今大同），逐鹿中原。自此，平城作为北魏都城96年，京畿地区人口盛时达百万，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都会。北魏末年，高欢选晋阳（今太原）作为根本基地，苦心经营，聚天下兵甲，建大丞相府，遥控朝政。其后，晋阳作为东魏、北齐的“霸府”与“别都”而步入黄金时代，精英荟萃，文化昌明，繁盛有逾邺都。

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荣，社会政治经历了重大变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是此时期文化艺术的显著特征。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的北朝政治至北齐发展到鼎盛，成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山西作为北朝重要的政治、文化重地，其丰富的考古出土资料系统地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明演进。

此次展览共展出北朝鎏金银器、陶瓷器、石棺床、响铜器、陶俑等文物共计200余件（组），不仅是山西地区北朝文物精品的展示，更是这一时期兼收并蓄、包容创新文化的艺术再现，也是丝绸之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平城·晋阳——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

时间：6月10日至8月20日

地点：深圳博物馆新馆

【山西与丝绸之路】

张庆捷：山西在北朝的历史地位——兼谈丝绸之路与北朝平城晋阳

山西位于中国的中北部，黄土高原的东部，北接内蒙古草原，是古代游牧区与农耕区交错接壤的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265——589），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复杂是指在原有的汉代版图上，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涌进许多新的民族，民族之间互相争斗，矛盾凸显；多变是指西晋八王之乱后，晋室南渡，北地沦丧，导致匈奴、羯族、氐族、羌族、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了北方，分裂割据，朝代更迭，此兴彼亡，史载其时“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籓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

山西地区，由于地处游牧区至农业区的过渡地带，堪称诸民族汇聚最密集地区。史书记载，东汉以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断有大批南匈奴人降附汉朝，被安置于今山西境内。如东汉末南匈奴三万余落（户）来降，曹操分为五部，“皆家于晋阳、河涧之滨”；内附者除匈奴外，还有乌桓降民。据谭其骧先生研究，山西境内设七八个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

两汉时期，在山西留下许多遗迹和遗物，遗迹如长城和数以千计的汉墓，如广武汉墓群、平朔汉墓群、天镇汉墓群。1983 年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配合朔州露天煤矿建设，陆续发掘 2000余座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均为死者生前的生活实用物品。包括各类陶器、炊具、酒具、钱币、铜器、铁器、玉器、漆器、铅器、木器等。出土器物中，出土的文物，陶器占 70%左右，以壶、罐、灶、鼎、盒等组成了特有的汉代随葬器物的组合特征。铜器占 20%左右，有礼器、食器、酒器、兵器、印章、铜镜等，其中的雁鱼灯是难得之珍品。其他杂器占 10％左右，包括铁器、玉石器、漆木器、铅锡器等。在这批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带有匈奴鲜卑民族特色的墓葬，出土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物近百件。

在右玉县，也出土过汉代器物，如中陵胡傅铜温酒樽等铜器，酒樽通体鎏金彩绘，中原器型与草原装饰浑然一体，技法罕见。器身虎、象、鹿、马等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更显富丽堂皇。口沿刻铭文“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尤其是右玉善家堡，出土过许多游牧民族墓葬，善家堡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有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铜器、工具、器和装饰品。兵器和其它器具品种多样，如刀、矛、斧、腰带、镇等，一反春秋战国时期以铜为主要质料的特点，进而变为铁制品，这是我国北方地区到汉代才出现的重要文化特色。铜镜残片具有东汉后期“长宜子孙”镜的鲜明造型特征，五株铜钱也显示出东汉桓帝前后的时代风格。据发掘者研究，善家堡墓地的上限不早于东汉后期桓灵之际，下限约当魏晋时期。

善家堡墓地的出土器物，与中原同时期汉族文物相比，无论从种类方面，还是从造型特征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与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匈奴文化及鲜卑文化相比，却表现出强烈的共性，反映了较为一致的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夹砂大口戳刺纹罐，是内蒙古完工、札责诺尔、嘎仙洞石室、南杨家营子、伊敏东站、孟根楚鲁墓地和吉林榆树老河深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它们大多被用作炊具，器表常常残留烟迹。这些两汉时代的墓葬遗存，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论证，现已基本得出共识，确定它们为汉代鲜卑族文化遗存。反映出墓主人是来自北边的游牧民族。

忻州定襄七岩山的西晋《登高碑》也记载：“鲜卑□须鞬泥，□□大檀□□之曾孙也。率□万四千家，以先众夷，屈□内附为官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对照，正相吻合，证实了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并代的历史，同时说明北朝文化是汉代北方多民族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全国政治格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开始和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力量，都是聚集于今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如最初打破西晋统一局面者，是避居吕梁山区的匈奴酋帅刘渊。公元304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吕梁方山县）率领内附匈奴登基称王，建立匈奴汉国，后改成赵国（史称前赵），攻城略地，掀开了“五胡十六国”（公元 304——439）分裂战争的序幕。

一百三十余年后，结束这场漫长痛苦分裂的，是定都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匈奴衰落，乌桓鲜卑崛起，特别是鲜卑拓跋部，几经磨难起落，进取不止。386 年，拓跋珪16岁时，恢复代国，不久又改国号为大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到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过几代人努力，先后败后燕、攻大夏、克北燕、灭北凉、降后仇池诸国，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停止了分裂带给北方的浩劫，开创了北朝社会经济的崭新局面，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北朝时期，山西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一个是后期的晋阳，两个城市一前一后，在北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城位于今山西北部，是山西最北的城市，直接与游牧区相连，自古为军事重地。汉代，是匈奴经常出没之地。汉高祖刘邦在这里发生过“白登之围”的故事。北魏定都平城以来，以此为大本营，扩大京畿范围，迁来许多降民，平城人口不断增加，最多达 150 万，成为黄河流域最大城市。并相继推出三长制、均田制等稳定社会、促进农业、发展经济的政策，摆脱了汉魏以来社会经济不断下行的惯性，使得北方得以休养生息，再次回归到发展轨道。另外通过认同汉族官制礼俗，推动了民族融合，为迁都和北魏孝文帝深度汉化做好准备。

晋阳位于山西中部，军事意义最为重要，从北魏后期起，晋阳成为北方最重要城市。不仅是中原北大门，而且是控制北方的战略要地。北魏后期起，这种作用特别明显，尔朱荣、高欢，都是依靠掌控并州精骑和晋阳而控制朝廷、争夺天下的。

平城、晋阳的重要性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充分反映，近数十年来，随着配合基本建设，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平城遗址和晋阳遗址范围内，发现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出土数以千计的器物，其内涵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如平城附近发现了方形和圆形毡帐模型、煮饭的铜釜和壁画狩猎图等，均可以反映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汉化的演变过程。另在太武帝时期墓葬壁画内，醒目地绘着毡帐星布、牛车马群、席地而坐、宰羊饮酒的宴饮场面，反映的生活场面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而在文成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除保留驱狗放马、弯弓射箭、集体狩猎的游牧生活场景外，开始出现养殖耕牛，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而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墓葬出土物中，反应农业生产的器物！画面数量日益上升，以往的集体狩猎等场面逐渐减少。两种生产形式上下浮沉的情况，反映出两种生产方式的渗透融合及其农业生产逐渐为主的趋势。

在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同样能看到当时民族汇聚和东西交流的遗存。如晋阳遗址附近发现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即是一例，娄睿出自鲜卑，本姓匹娄，改姓后简称娄。寿阳出土的顺阳王厍狄回洛墓、太原出土的北齐大将军贺拔昌墓，其墓主都是来自鲜卑集团。斛律金父亲《斛律那瓌墓碑》的发现，证明太原地区，还活动着一些高车部落。即使太原出土的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其壁画和出土陶俑，相貌服饰，均有差异，显然来源于不同民族，反映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曲折与历史趋势。

北朝物质遗存方方面面，类别上讲，有遗址、石窟、墓葬以及形形色色的出土器物等，涉及北朝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艺术诸领域，从这些物质遗存的时代变化可以清楚看到北朝文明的发展主线以及特点。

就出土遗存来看，北朝前期的服饰、器用、毡帐、车具等衣、食、住、行遗存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随着时间推移，器物中的草原文化色彩日渐淡化，一种吸收了草原文化的新的汉文化最终走向主导地位。

北朝文明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黄河流域几个世纪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地区，应当就是山西及其周围地区。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制度如此，文化也是如此。谈到北魏或北齐，首先需要注意山西出土资料，而山西考古出土资料，系统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化演进。

北朝考古资料，携带着北朝社会多方面的信息。这些器物，单独欣赏，可见当时的形制特点、时代水平、生活方式、工艺美术、制作技术等，集合起来观察，则可见时代发展每一阶段体现在物质遗存的特点，而将分散的器物放入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长河，则可见每一类器物的源流演变与整体文化的发展脉络。

另外需要指出，山西在北朝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甚至是一大历史亮点。

山西与丝路联系由来已久，清代末期，灵石县境内曾出土 16 枚罗马古钱币，由钱币文字可知，这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公元14-143）所铸，据研究者分析，应是胡商（外国商人）入华携带进来的。在平朔汉墓和广灵汉墓中，都出现胡人俑。然山西与丝绸之路保持最密切关系的时期，莫过于北朝。北朝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对全国乃至隋唐都有极大影响。

谈到丝绸之路，需要从平城说起，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成为该时期唯一的丝绸之路东端。什么是丝绸之路东端，也就是说，什么是丝绸之路东端的标志，这不是今人或学者讨论决定的，而是由古代社会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决定的，这个答案，古代史学家早有定论并且记录在史，翻阅《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西域传》，分别记载了西域诸国到达中原目的地（东端）的距离，《汉书》记载诸国距中原的距离，都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后汉书》和《晋书》记载西域诸国距中原的距离，均以洛阳为目的地；由此可见史家早已把长安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端。时间进入北朝，翻阅《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述西域诸国，都是记载距离代（平城）多少里，如洛那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去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今伊朗）“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秦国（古代罗马帝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这里没有提到长安和洛阳，可见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丝绸之路的东端。《魏书·西域传》记载的各国概况以及与平城的距离，就是胡商和中外使节无数次奔波测量的结晶。这些资料的积累，对增进各国相互了解，推动商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平城与西域建立关系，时在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后，攻灭北凉，其势力扩展到西域，吸引中亚人涌向平城。北魏文成帝始，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中西交通和交流登上一个新的阶段。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则是，进入新疆，穿过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陕北，渡过黄河，登陆山西晋河曲保德偏关诸县或有内蒙君子渡登入托克托县，这些地区，北魏均属京畿地区。

在平城遗址和晋阳城遗址及其周围，至今遗存着大量有关丝路或者西方文明的遗迹和遗物，最著名的当属云冈石窟，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证，中西因素相互结合，气势恢宏，独一无二。在平城遗址内，还出土许多外来器物，如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琉璃碗、银质耳杯、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外来造型的四狮环立石灯、各种中亚伎乐俑和牵骆驼的俑、丝绸之路东传乐器等，充分显示出丝绸之路与平城的重要关系。这些器物，件件都与丝绸之路有直接关系，如在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四狮环立石灯，其狮子造型，在印度桑奇塔附属建筑中就有类似原形，刚出土，我们就议论，此物可作为平城的 logo（徽标）。另在新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解兴石堂壁画中，居然发现箜篌演奏图，它的意义在于，这是北魏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丝路器物东传的证据。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结合云冈建造时间，前两年我们认为丝路文化被平城较广泛接受的时期当是文成帝时期，所举例证，都是文成帝和平年间的，现在看来，还可以提前到文成帝太安时期。环视黄河流域，在此时期，没有哪个城市遗址出土过如此丰富的外来器物。可以说，平城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时代，特点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主要与官方发生关系，而平城以后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而且来往的深度、广度与长度上都百倍的超越了两汉，深入到民间和社会诸阶层，延续到唐五代之后。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齐氏别都”，“霸业所在，王命是基”，胡商辐辏，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之一，留下许多胡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

据碑刻墓志资料记载，北朝以降，晋阳定居着许多粟特人，见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亲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虞弘。胡商是丝绸之路的主要过客，其踪迹可由墓葬壁画和出土骆驼胡商俑反映出来，如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是一个壁画墓，在墓道壁画中，就有胡商驼队图，绘四人五驼组成的一个商队，满载货物。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牵着驼缰。右后又有一驼，驮着装满货物的大囊袋。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手牵一头驮着货囊的骆驼。两驼右侧还有二人二驼，相随前进。在晋阳北齐墓和隋墓中，常见一种陶质载货骆驼模型，如张肃俗墓、娄睿墓和徐显秀墓，最生动者是隋代斛律彻墓出土两件载货载人骆驼模型，一人坐在骆驼背上，手拿一块胡饼，边走边吃，反映了胡商在丝路上的艰苦生活。

除粟特人外，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人物俑最有特色，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身体肥胖，头梳长发，十几条辫子留在背后，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踩马蹬。豪情满怀，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打着口哨。类似突厥人形象，在西安北周史君墓、安伽墓、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石葬具雕刻图案中多次出现。

“粟特人”在山西的遗存很多，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带来了许多西方生产的器物，这些器物可以粗分为5类，如金银铜器、石刻绘画、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宝。

二是引进玻璃器制造技术和葡萄种植技术，典型例子如《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记载的“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史料很珍贵，不但记载了大月氏人在平城经商之事，还记载了他们把大月氏生产玻璃工艺与技术传到中原，中原从北魏起就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市场上很多，致使此后“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近年来，平城本地生产的玻璃器物，在墓葬中也有出土，如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玻璃壶，形制与北魏墓葬中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

葡萄种植技术也在这时期传入民间，从北魏到隋代一直有葡萄或葡萄酒的记载，特别是北齐时，葡萄的种植已很普遍。北齐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了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与保存法。

三是传入丝路艺术，最著名的是乐舞，如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500余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多过传统乐器。此外在云冈石窟中还有造型独特的舞蹈形象，北朝唐代流行的胡腾舞与胡旋舞，在墓葬壁画器物中经常出现，成为北朝文化的重要内容。

山西北朝文明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以来，汉族文明已经在这里扎根繁衍。特别是北魏太武帝攻占河西，将大批文化人迁徙到平城，使山西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和环境气氛优于其他地区。另一个是游牧文明，两种文明在这里汇聚碰撞，游牧文明与汉族文明融合，孕育了新的更加富有生机的北朝文明。还有一个外来文明，算不得是源头，但是对北朝文明的形成，也有多方面贡献。

民族融合的道路漫长曲折，有流血也有收获，最大收获就是各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与吸收，给传统汉族文化注入新鲜活力，引导北方生机盎然，经济发展。在北朝文明中，我们注意到，统一和多民族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甚至远来的西域诸国人全部自称属于华夏民族，最终融入汉文化中。统一已由汉族的观念升华为各族的共识与政治目标。这种新历史观，是隋唐统一的精神基础，追溯它的来源，与拓跋部定都平城、统一北方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北朝，便不会有一个多民族的开放统一的隋唐，也不会出现盛唐。

（本文文字与图片转载自“文博山西”，张庆捷系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