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研究员毕业后去哪？小型机构不再是他们的“B”计划

【编者按】

毕业后，入职大型的科研机构才是理想的工作吗？美国青年科研人员正在革新这个旧观念。日前，《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小型科研机构”（ Institutions: Small-school scienc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道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首选小而美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当然，不再是“B”计划的科研机构，面临着经费不充足、申请重大课题难度大，以及缺少助手等问题。在小型机构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创造力。研究人员只有较少同事进行讨论和合作，这要求他们彼此之间需要更多交流。相比大型机构可以有很多事情找人代理，小型机构的研究人员需要以一种更加亲力亲为的方式去建立合作和处理事务。

小型机构的研究人员对自己获得资金支持的能力感到不安，规模似乎限制了他们获得资助的可能。不过这并不绝对，根据欧洲研究委员会最新汇编的2007-2013年度的数据，大型机构研究者们获得该机构资助的机率并没有更高，小型机构则有不少记录优良。

侧重教学是小型机构生存的另一大意义。美国小型文理学院一般都会将教学放在首位。“你正在用你的实验室训练未来的科学家。”爱荷华州郡礼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约书亚·桑德奎斯特说。

有时候精简会带来回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勒冈大学(尤金)等大型研究机构作过博士后研究员后，进化生物学家伊琳娜·莫隆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所坐落于巴黎市中心的小型院校，运营着她的实验室。

莫隆是生态进化部仅有的七位课题组组长（PI）之一。相比之下，伯克利分校类似的整合生物学部门，则有近70位教职工。莫隆所在的部门也许很小，但是她维持着一个全球合作网络，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她也从来不乏来访者。无论是在实验室的长期停留，还是一次简短的会议谈话。“这很容易，”她说道，“即使我们提供给对方的只是经济舱的机票，他们还是会过来，因为这是巴黎。”

伦敦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列为全球最佳的小型大学（学生人数少于5000人）之一。不过这类机构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它的规模既有好处，也带来弊端。小型大学的研究者们只有较少的同事可以进行讨论或合作，这可能会使他们感觉脱离所在的领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会迫使他们走出知识上的舒适区，去探索不熟悉的知识领域。莫隆表示，比起在大型大学里，现在她和其他学科的同事之间的联系多了很多。“我以前从未参加过这么多关于基因和神经生物学的讨论。”她说道。

如果考虑在小型研究所工作，科学家还需要调整他们在申请大型资助和制定出版物时间表时的期待值。他们必须采用一种高度集中、亲力亲为的方式建立合作，以及处理实验室和行政的事务。而在大型研究所，研究者们通常可以将其分配给别人。

然而，对很多人来讲，“小的”仍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择。在基督城林肯大学——新西兰规模最小的大学，大约有2000名全日制学生——环境化学家布雷特·罗宾逊学会了依靠勇气和创造力去克服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与大型的大学不同的是，在一个小型研究所里，我们不一定拥有全部的设备甚至专业知识技能，”他说道，“你不能就此举手投降，而是不得不去寻找新方法做事。你要有迎难而上的态度。”

在2011年学校经历了一次大地震（2011年2月22日，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发生里氏6.3级强烈地震。译者注），并且受损严重之后，这种精神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只能在更紧张的财政空间下运作，因为只有较少的学生来支撑基础服务。”他说道，“我们没有规模经济（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译者注），这让我们在经历危机时更加脆弱。”罗宾逊表示，在这次地震引发了几轮裁员之后，现在这所大学看上去经济已经足够稳定，可以继续生存并发展了。

当缺少校园的联盟和支持时，与外界的联系就成为了关键。水生毒理学家尼克·伯里，最近从伦敦国王学院（该校2016年的注册学生超过27600人）来到了位于英国的一个叫伊普斯威奇小镇的萨福克大学（该校总注册人数约5000人）。“这么多年下来，我有了许多合作。我需要去维系它们。”他说。

罗宾逊也依靠他的网络与更大、更知名的机构的研究人员保持联系。“我与欧洲机构的合作很多，包括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维也纳土壤科学研究所。”他说。小型研究所的一些科学家觉得相比大型学校，小型机构的氛围更放松，他们喜欢这种感觉。伯里搬到萨福克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原因，但他也很适应当地的环境。

然而，萨福克带来安定感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牺牲，特别是对于伯里的研究项目。他预计自己每学期要教三四门课。这一负担使他无法再跟上以前习惯的研究计划。“在伦敦国王学院，我一次运行五个项目，”他说，“现在我不得不把它削减到一两个。”

小型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可能会对他们获得竞争性资助的能力感到不安。加州克莱蒙特市波莫纳学院的神经学家卡尔·约翰逊说，他的资助一直遭拒。波莫纳是一所四年制的文理学院，注册人数在1600人左右。“我在初级阶段就一直被拒绝。”他说。他怀疑美国文理学院的规模——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排名前100的机构，每一所的注册人数都在5000人以下——使他们处于资金劣势。他承认自己的实验室永远无法处理一个大型、复杂的项目，但他也认为自己的想法值得资助。没有资金，他就无法做实验来证实自己的想法，从而拿到更多的经费。“一旦你在这种循环之外（与“拿到钱，做实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要更多的钱”相反，他们面对的是拿不到钱，就做不了实验，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就无法要更多的钱。译者注），就很难再回来了。”他说道。

伯里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那些在可以支持复杂、高调项目的大型机构工作的科学家，申请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时更有优势。他只好计划从其他来源寻求资金，不过他依旧保有雄心。他已经申请了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的拨款。这是英国主要的一家政府资助机构。

但是根据ERC最新汇编的2007-2013年度的数据，大型机构研究者们获得该机构资助的机率并没有更高。ERC没有追踪小型机构的总体成功率，但很多这样的地方在获取资助上有着优异的记录。

在此期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47份资助申请获批了15份，成功率为31.9%。维也纳分子病理研究所支持了15家实验室的200位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获得了71%的成功率——在得到至少10项资助的机构中排名最高。相比之下，ERC的整体申请成功率只略多于10%。该委员会指出，它为600多所大小不同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布尔吉农说：“无论在哪儿ERC都能够发现那些卓越的所在，并为数千名研究人员提供机会，不管其组织形式如何。”

小型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有一些专门的资金渠道。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那些不提供研究生学位的大学提供本科院校研究资助。2015财政年度NSF拨发了132笔此类赠款，平均每笔约11万美元。“NSF重视来自各种学术机构教员的科教提案。”NSF综合活动办公室主任苏西·亚科诺说，“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人员的参与，为科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研究方法和理念。”

不过，较小机构的科学家并不总是需要稳定的资助来维持实验室的运行。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约翰逊实验室的运营预算非常精简。“我对我的研究生产力感到满意。”他说道。他从事与果蝇有关的研究，这不需要大量昂贵的维护费用。同时由于波莫纳是一所本科院校，他不必支付研究生工资。相反，和他一起在实验室工作的本科生，虽然经验不足，但是充满热情。

但是没有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团队也意味着更少的帮手。郡礼学院是爱荷华州的本科文理学院，在那里工作的细胞生物学家约书亚·桑德奎斯特说，他非常忙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缺少人手帮他完成数据分析、实验室用品采购等常规任务。“不是每个人都优先考虑把你的实验室运行起来。”他说道。今年夏天他的实验室将迎来两名本科生，他希望能有一位在秋学期开始后坚持下去。

不过，他已经能够避免科研生活更令人讨厌的一面：写资金申请书。“我所在的机构不需要这个。”他说（尽管他在2014年获得了NSF的大型研究仪器资助，得以购置红外扫描仪，用于检测蛋白质）。他认为他的时间最好花在教学以及自己能够负担的研究上。“如果你赢得了一笔资助金，接下来会有一堆你承诺过的工作等着你，让你不得不挤压自己的教学时间。”桑德奎斯特说道。

事实上，美国的小型文理学院一般都会将教学放在首位。“如果你不喜欢教学，那你在这里将很痛苦。”约翰逊说。他每周仅上课的时间为7—13个小时，其他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还包括编排教学大纲、挑选教材；发展讲座和实验室会议；安排考试和批阅考卷、论文和实验报告。“很多教学是在课堂外开展的。”桑德奎斯特说道。对他来讲，即使在实验室，他最看重的也未必是产出大量的数据和论文，从而推进自己的研究事业。“在文理学院，你正在用你的实验室训练未来的科学家。”他说道。

多年来，约翰逊已经为青年科学家做了好几次演讲，谈论他作为一个小型院校研究员的生活。这经常会作为小组讨论“冷门事业”的一部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这是非传统的事业，”他说道，“但有趣的是，我比R1（顶尖研究）学校的一些人更传统。我还在教学，还在工作岗位上。许多在大型研究机构的人已经不再涉足实验室了。”

一些研究人员也许曾经视小型大学为“B计划”，以免自己无法在大型知名机构任职。但是这个观念需要更新了。“我们的每个教师岗位有超过200个申请，”约翰逊说道。如此之多的申请者，波莫纳和类似的机构可以有挑选的余地。他们越来越多地寻找适合小型院校模式的人。这是科学专业化的又一例子。年轻的研究人员应该已经开始考虑，什么规模的工作场所是最适合自己的。

（王若欣对此文翻译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