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英伦去来，学为时变

英伦去来的政治是非

1946年暑假过后，丁则良随清华大学复员回京，继续担任历史系专任讲师。据朱自清这年10月27日日记，“陈寅恪昨到清华，丁则良来为他安排课程和助手”。朱自清时任文学院长，让素仰陈寅恪的丁则良为崇拜者服务，可谓得其所哉！与此同时，战后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历史专业仅取一名。经过激烈竞争，丁则良独拔头筹。

早在1943年，丁则良就想与何炳棣一起参加当年的留美庚款考，最终因便血而抱憾退出。如今能考取数年一试的庚款名额，他很快与已在美留学的何炳棣分享了喜悦。不久，其弟则民也考取了自费留美的资格，丁则良随即为自家昆仲通盘规划了研究方向。他对其弟说：“历史研究的功能不仅限于说明过去，而且在于从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现实，特别是与祖国发展前途攸关的现实。”正基于此，他赞同弟弟专攻美国史，自己打算改治苏俄史。

以丁则良看来，在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苏美各为领袖，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出于中国发展考虑，尤有必要分工去作研究。他致函何炳棣，说自己决意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改治苏俄史，拒绝好友规劝他研习英国史远较苏俄史有助于国史研究的忠告。坚信自己的抉择正为践履当日的约定：“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

抵达英伦后，仅经一年半学习，丁则良便以勤奋与天资，不仅对俄国历史和苏联现状的研究大有所获，而且顺利拿下了俄文考试，进入了论文阶段。

进入1949年，丁则良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他与在美的弟弟通信，谈论时局的剧变，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寄予期望，并双方约定学业告一段落即早日归国。他还激动地致信何炳棣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新政权建立不久的秋冬之际，丁则良决心放弃论文写作，提前回国效力。1950年底，如同当年许多海外学人那样，丁则良放弃博士学位，毅然决然归国。

做出决定后，他就辞去了在英国广播公司华语播音的兼职。关于此事，有必要略作辨析。赵俪生与丁则良虽曾为“一二·九”战友，但说他当年“咋咋呼呼的，爱领大家呼口号”，交情泛泛，晚年仍认为这是其历史失足之一。王勉与丁则良可就交深谊契得多，不免径起为老友辩护。

王勉的驳难主要有三点。首先，他认为，赵俪生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岂非即是‘叛国’之别称”，乃“厚诬死者”；其次，他承认，丁则良在英伦确做过华语播音，但播出每在英国零点前后，与中国时差八小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决不会在此时听广播，某君知有此事，但未足证明他曾听过这种广播”，赵俪生“以想当然的思路下此结论是很不应该的”；最后，他指出，丁则良自承“走了弯路”，乃指1936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在英伦当播音员”根本无关；而丁则良在归国过沪时曾对他自云，“如果再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事，自觉在职业道德上是不好的，所以未久即辞去这一兼职束装回国”。

王勉护友心切，情有可原，但驳难大可商榷。首先，赵俪生虽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却从未说其“叛国”，王勉反应有点过度。其次，仅据播音在零点前后，反驳中国留学生决无可能在此时听其广播，无乃苍白无力，留英学生特地收听中国人讲中国事的播音，即便零点前后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焉知这档播音在次晨不会重播呢？2004年，赵俪生编定《桑榆集》，内收《记丁则良君轶事》转述某君（实即西北师院外语教授李学僖）之说，比《篱槿堂自叙》更详：“当时在伦敦的有王崇武，还有丁则良。他（指李学僖）说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有一段Morning Broadcast，是针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这段话的撰者和讲者，都是丁则良。”最后，王勉断言丁则良“走了弯路”乃是刊文《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其在英伦播音并不存在排中律关系。即便他在广播中对新政权有所批评，与他当时及后来归心于新政权既不绝对冲突，也符合终其一生的“爱之切而责之严”的理想主义原则。根据丁则良思想行事的一贯逻辑，作出这番合理解释，或许才是真正“了解之同情”。

鼎革之初的史学得失

丁则良归国过沪，转赴南昌接回妻女，挈家往游杭州西湖，然后回到阔别三年的清华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沪期间，他约王勉等在霞飞路DD'S咖啡馆匆匆一晤，相谈欢洽。对王勉所提时局疑惑，他以海外所见指陈辨析，让王勉深感“无以胜之”。得知他已改治苏俄革命史，王勉虽惋惜他“对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开端”，却也认为，“具有如此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这年，他三十五岁。

回国不久，丁则良便加入民盟，与同校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等师友过往频密。其后七八年间，他在教学科研上异乎寻常地投入。据其长女回忆，他总是研究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甚至多次因工作而忘却与妻儿同看演出的约定。凭借着清华与联大的学术积累，兼之英伦留学的锐意汲取，丁则良进入了学术发皇期。一颗史学明星冉冉升起。不妨简述他在这一期间的学术经历与史学业绩。

1950年，丁则良在清华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他为历史系编辑了三册《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在清华、北大两校历史系联合举行的教学讨论会上作《宋代土地问题》的报告，发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这些都应是他联大时期宋史研究旧库存的新出炉。为配合抗美援朝，他发表了《358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与《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这年，作为编委，丁则良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孙作云与关德栋等发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

1951年，丁则良出席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这年，除刊出两篇中国古代史论文外，他发表了多篇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诸如《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从其论题所及，不难发现：一是他的研究重心明显由中国古代史（尤其宋史）转入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英伦留学的学术训练大有用武之地；二是他的许多论文主观上明显留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痕迹，客观上也为当时中国政治所欢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提摩太》一文，当年11月就由开明书店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出版了单行本，副题增改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首印即达一万册。网上有一明信片，是这年4月7日丁则良致开明书店编辑胡嘉的：“现在三自运动及镇压反革命均为首要工作，揭发李之罪行，或不无帮助也。总之，此书如不合适，亦无关系，我们之间，无须有丝毫客气也。”他俩是清华历史系前后级友，此书应是丁则良主动挽请胡嘉出版的，用意则为配合当时反美需要。

在此书引言里，他为李提摩太定性：“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最后强调：“只有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大洋彼岸的何炳棣仍关注着老友的学术动向，据此认为，《李提摩太》“否定了这位传教士引进西学和协助维新的一面，着重揭露他充当英帝国主义工具的另面”，“反映丁则良业已由衷地接受了马列与中共的观点，但也不免为他大材小用而兴叹”。

1952年，丁则良发表了研究义和团的《华学澜的〈庚子日记〉》。这年秋天，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撤销，他主动报名支援新筹建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离京前，他与即将调入北大历史系的同事兼好友王永兴有一次长谈，豪情满怀表示：要把全部的学力贡献给新建立的东北人大历史系，办成像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样高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

调入东北人大历史系，丁则良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次年，他选为校民盟副主委；翻译了《朝鲜史上抗拒契丹的伟大爱国者邯瓒》。195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东方学》，发表了《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加强向苏联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等学术论文或介绍文章，这些也都烙有中苏蜜月的触目印记。

1955年，丁则良出任系副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前往辽宁省图书馆抄录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次年《史学集刊》创刊号刊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即其一部分。这年，他发表了论文《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次年仍以单行本出版。在批判胡适的高潮中，他也写过应命之作《对胡适疑古论的批判》，虽难免袭用当时风行的批判套语，但仍试图局限在学理上展开论证。他与人合译的《朝鲜近代史》，也在这年出版，当然也是配合当时中朝关系的政治需要。

1956年，丁则良为东北人大创办了《史学集刊》，发表了《评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当年全国高校教授定级，他定为三级，与北京师大何兹全、山东大学童书业、王仲荦同一级别，可见他在史界的地位。据6月4日《顾颉刚日记》，他以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的身份接待了顾颉刚，陪同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与图书馆，并“与历史系同人谈话二小时”。丁则良对历史系与图书馆制定的发展规划，得到了时任校长匡亚明的赞赏。7月10日，他赴京参加高教部文史教学大纲审定会，与周一良承担合编亚洲各国史教材的任务，周一良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归他，下半年起便经常住在北大。何炳棣闻知此事，“内心又多少为他‘庆幸’，因为这正是表现他史识、史才、史笔的机会”。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作为唯一的外地学者，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侯外庐、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黎澍同作学术报告。日前到访的史学大家顾颉刚也在座下听他演讲《孙中山与亚洲民族斗争》，“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也”。

1957年，丁则良发表了《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还与人合译出版了苏联史著《东方各国近代史》。5月，他远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真理报》介绍了他的学术报告。

综观1950年代的丁则良史学，在研究课题与价值取向上，无论近代不平等条约研究、近代中国与亚洲民族运动的研究，还是在华传教士研究、中朝关系史与苏俄东方学研究，毋庸讳言，都有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对此，不仅彼岸的何炳棣在追忆里不无微词，连此岸的王勉晚年也苛评道“不免趋时阿附，亦是一失”。

如何看待这种趋时之学，不妨联系丁则良在1947年致友人函里的认知：“在今日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国家地位关系之大也。”这一认知的形成背景，应是灾难深重、迭遭外侮的近代中国史刺激使然。惟其如此，亟盼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包括他在内的几代知识人的家国情怀。政权鼎革与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让他这代知识人真以为梦寐以求的理想或许将成现实，也让他的史学偏离了曾经的主张，主动试图为现实政治服务，呈现出他在联大时期抨击过的取向：“不以讲学为重，理性为重，而以宣传为重，趋时为重。”（《关于教师思想问题》）

即便如此，自1954年起的短短几年里，丁则良以亚洲近代史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刊于《历史研究》上就有四篇。正如周一良晚年评价，“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综观这些论文，丁则良史学已从一度偏差回归了学术理性。

总之，丁则良与他那代大多数知识人一样，既满怀着学术事业的勃勃雄心，又未忘情于天下兴亡的家国情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路走到五十年代，一再纠结于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选择与困惑。这种选择与困惑，在五十年代起一连串政治运动中让他们不知所措而进退维谷，也最终导致了史家丁则良的英年早逝。